文 / 子玉

决定一场战争的胜利，军队数量是必要条件，但却绝对不是关键参数，决定战争胜败、周期长短的最主要因素是军权、政权、财权的统一，这是大势。就局部战场而言，其胜败的关键也绝对不在前线，外围的客观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自太平军起事之后，其之所以能迅速点燃整个江南且在短时间内拿到定都天京的结果，这是被八旗和绿营的无能所成就，至于湘军后期也进展缓慢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不能拿到地方督抚的实权以统一调配军队、财赋、人力等资源，反而处处受到朝廷和地方满官的掣肘，走得是步步惊叹，甚至发生了曾国藩借着奔父丧的机会逃避的事。

也就是说，被皇权压制和满汉之争是咸丰时代湘军所面临的主要困局，太平军内部有人事的倾轧，而清朝内部的斗争则更为厉害。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清朝在八旗和绿营已经基本报废的情况下就必须重用曾国藩训练的新军，而曾国藩要想拿到平定太平军的结果就必须得整合南方所有的资源为战争服务，至于曾国藩要想整合江南资源则必须拿到地方实权，南方各地的相关人事安排也要有利于曾国藩对资源的统一调配。

对于此，曾国藩早就将话说得很明白：“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粮饷。”

咸丰没有早早意识到这一点导致太平军的势力迅速扩张且湘军在前线处处受阻，直到咸丰驾崩，其都没有看到平定太平军的希望，好处是，咸丰在驾崩之前终于在肃顺的建议下将地方实权给了曾国藩。

咸丰十年（1860），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十月，朝廷的一道谕旨再次强调了曾国藩在江南的绝对权力：“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息归节制。”

军权之外，朝廷还以对人事的调整以助力曾国藩对南方财赋的统一调配，具体安排为：四川总督骆秉章，其在任湖南巡抚期间曾长期配合湘军；四川布政使刘蓉，此人是曾国藩的同乡密友；湖广总督官文，虽然其是满官，但在和胡林翼合作之后已经不再掣肘湘军；湖北巡抚严树森，这是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绝对支持湘军；湖南巡抚毛鸿宾，其在骆秉章调离之后继续支持湘军的后勤工作；安徽巡抚李续宜，是曾国藩的湘乡老乡，为湘军名将李续宾的弟弟，政治上绝对为湘军服务；江苏巡抚李鸿章，这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并支持其组建了淮军，属于湘军势力的延伸；浙江巡抚左宗棠，其创建的楚军和淮军一样，属于湘军势力的延伸；广东巡抚则为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

东南各省的负责人不是出自湘系就是和湘系渊源极深的人，如此格局，曾国藩就可以将江南当作一盘棋来下集中调配军事、财赋、人力等各种资源，将形成合力之后的强大势能向太平军输出。

为什么曾国藩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左宗棠这些人往重要位置上运作，一个是为了扩张汉官、湘系的权力，更是为了更好地指挥战争。因为，曾国藩熟读历史，懂得针对历史上任何一个长江政权都必须动用所有资源统一指挥才能将其拿下的道理，西晋灭吴、隋朝灭陈，莫不如此。

不得不说，在对大势的认知上和对湘军的支持层面，慈禧和恭亲王奕䜣确实比咸丰更加清醒、有魄力。

为此，曾国藩也是大为感慨：“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慈禧比咸丰更有魄力 图源/剧照

当然，这也是清廷在江山和权力之间的无奈选择，比起失去江山，与汉官、湘系共享部分权力代价显然更小。

在咸丰驾崩幼帝初即位时，舆论也认为应该这样做，因此还发生了“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的事。

慈禧和恭亲王本来就是靠发动政变才掌握权力的，因此也不得不向舆论做出部分妥协以稳固自身的权力，以新政来证明自己掌控权力的合法、合理性。当然，慈禧和恭亲王也有拉拢地方势力的需求。

总之，不论是整体形势，还是湘军造成的压力，或是朝廷的政治生态，同治初年的江南政局最终形成了以湘军为中心掌握各地督抚权力的政治局面。

当湘军统一了东南各省的政、军、财权之后，其就已经具备了对太平军的绝对优势，此前的拉锯战迅速就转变为湘军掌握战争主动权不断攻城克地的局面。

也就是说，湘军在政治层面具备了围攻天京城的势能。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荃攻克安庆，随之就回到湖南老家招募新兵、过年，次年二月，曾国荃回到安徽，会同鲍超的霆军一路向南京城推进，一直杀到雨花台才止步。

也就是说，从同治元年（1862）五月时，湘军就已经开始围攻天京。

但当时曾国荃并不具备围攻天京城的条件，因为，此时的湘军只是围住了南京城的南面，并未形成合围之势。最重要的是，江苏、浙江大部分地方还掌握在太平军手里，江浙的太平军随时可以来增援天京给曾国荃造成极大的军事压力，何况，此时曾国荃手里也就两万多湘军，不一定就能抗住太平军援军的进攻。如果到时太平军内外夹击，形势对湘军就更为不利。

总结起来就是：水路不控制，太平军就可以渡江前往江北，或者破坏湘军的粮道；陆路不控制，太平军援军就可以随时对湘军实施反包围，就算不能达到剿灭湘军的结果，也可以进行突围。

总之，曾国荃的围城之举是弊大于利。

参照历史上西晋灭吴之战和隋朝灭南陈之战，其都是集中北方所有资源以举国之力分别从蜀地、荆襄和淮南三个方向同时出兵互相配合才能顺利拿到胜利的结果。

如今，在太平军依然盘踞江浙的情况下曾国荃想要凭借湘军之一部拿到攻克天京城的结果则显然属于冒险之举。

至于国荃为何要冒险则是因为，其不想和淮军、楚军分享军功，更不想攻克天京城的巨大战功被分别镇守扬州、镇江的都兴阿和冯子材拿去。

国荃要的是独揽攻克天京城的军功。

只是，他很快就要为其冒险行为所买单。当年闰八月十九日，太平军的后起之秀李秀成就率领大部太平军来增援天京城，援军号称六十万，旗帜如林，层层排列。

秀成很快就以军力优势将两万左右的湘军围了起来，并展开猛攻。

不过呢，国荃也是深得其兄国藩的用兵精髓，结硬寨、打呆仗，尤其是地道战术更是和太平军打得是有来有往，虽说军事压力极大，但国荃还是顶住了太平军援军的猛攻。

金陵之围最初是一步险棋 图源/剧照

对于国荃的防御能力，秀成后来也曾点赞：“九帅节节严营，壕深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甲兵之利。”

曾铁桶绝非浪得虚名。

在秀成进展不利的情况下，李世贤也于九月初率兵从嘉兴赶来助战，湘军的压力就更大。

不过，国荃还是抗住了秀成和其堂弟世贤的轮番攻击。战争遂陷入持久战。而持久战呢，拼的又是后勤能力，此时的湘军粮道由曾国葆负责防守，在水师的配合下从安庆和芜湖等地源源不断给湘军提供粮草。

但太平军在扬州和镇江为清军所控制，长江水面又是湘军水师的情况下后勤根本无法正常保障，再加上天气逐渐寒冷，而太平军又没有过冬衣裳，所以秀成就在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于十月初五从前线撤围。

湘军经过四十六天的苦战勉强将来自苏州的援军打退。

不过，湘军依然面临太平军随时来援的困局，对于本就不赞成国荃挺进天京的曾国藩，此时也对弟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

在曾国藩的眼里，围攻天京城的湘军已然是所谓的呆兵。

所以，曾国藩就劝老九认清形势，赶紧调整战略：“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

贪功，是武将的大忌，熟读历史的曾国藩对于这一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不过，作为兄长，曾国藩是了解其弟的性情的，知道国荃不会听，所以就想出了一个变通之策：先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占据南京东南的战略要点，达到能够防住苏州、嘉兴的太平军援军的目的之后再继续围攻金陵。

但是呢，老九不仅不听还给曾国藩讲起了道理：“南京是太平军的老巢，如今，从安庆到南京的水陆通道都已打通，是到了需要派出一支军队陈兵城下威慑南京的时候了。而且，这样也可以分散太平军的精力，令其在援救南京和固守其地之间无法取舍。”

国荃没有说的话是，如果其在扫清外围时被别的军队抢了先，围攻南京城，那么自己之前的努力就都打了水漂，划不来。

功利心促使曾国荃继续在南京城下死扛。

如果淮军和楚军在外围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曾国荃所部就随时会面临太平军援军再次来攻的危局。对于此，曾国藩表示出了深深的担忧。

不过，好在淮军和楚军在外围都进展颇大：淮军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开始大举进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和江阴等城，七年（1863）七月，开始围攻苏州城，并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城内降将的配合下克之；同治三年（1864）二月，左宗棠接着又率领楚军攻克了杭州。

从此之后，国荃就不用再担心来自江浙方面的太平军援军，从而专心围城。

湘军此时可以聚焦力量全力攻城 图源/剧照

同时，南京附近也被肃清：同治二年（1863）五月，水师攻克九洑州，长江肃清，鲍超率领水师渡江围住南京城北面；八月，陆军攻克南京东、南面十处坚垒，并于次年正月攻克太平军在钟山上所修筑的“天保城”，分兵把守洪山、北固山等处。

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合围。

也就是说，在江浙的外围被清军收复和南京附近的镇江、东坝等地被清军占领的情况下，清军才完成了所谓的天京之围，这是一盘大棋，是在湘军、淮军、楚军、清军等的配合下才形成的势能，并不是曾国荃将湘军拉到南京城下就算天京之围。

当然，朝廷在政治、人事层面的配合更为重要，没有庙堂的配合，湘军在地方上也必然像咸丰年间一样步步艰难。

总之，围绕天京之围这一个战略目标，清朝是上到庙堂下到东南各省，下了一盘大棋。

不过，能否顺利拿到攻克天京、灭掉太平军的结果依然是对清朝的挑战，尤其是在湘、楚、淮各军关系微妙的情况之下。

曾国荃除了军事层面的挑战，更有巨大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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