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包围北京时，北京城正遭受一场世纪大鼠疫的折磨，综合史料所记，约有一半的人口（也有说三分之一）染疫身亡，在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反复摧残下，北京城早已气息奄奄，几乎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日，驻守昌平的明军因欠饷而集体哗变，献城投降了李自成。十六日，大顺军不费一兵一卒就进占昌平明皇陵（即今天的十三陵，当时还只有十二座明皇陵），将十二座皇陵前的享殿悉数焚毁，并将数千近万棵护陵松柏砍伐殆尽。
局势危若累卵，糟糕透顶，大臣李明睿奏请崇祯帝迁都南下，奏题就叫“亲征”。崇祯帝原则上同意，但死要面子的他又不愿背上“逃天子”的骂名，遂拖拖拉拉，目的是等首辅大臣陈演站出来率文武百官劝驾南迁，然后自己勉为其难地应准。
朱由检
但内阁首辅陈演怕担责任，又很清楚崇祯帝反复无常的复杂性格，遂闭口不谈迁都之事。有些猜不透帝王心事的莽撞大臣居然建议，皇帝若不愿意离京南下，可以先把太子送往南京嘛——万一皇帝一定要秉持《皇明祖训》——“君王死社稷”，太子就可以马上继承皇位。崇祯帝原本是想弃京南逃的，但被这帮人如此一搅合，反倒下不来台了。众大臣在朝堂上七嘴八舌争论不休，相持不下。这么一拖延，李自成派出的南路大军在刘芳亮的率领下已经捣入河北，截断了皇帝的南逃之路。
崇祯帝的失误，在于死要面子，全不以天下大局为重。如果他在李自成大兵压境之前迅速离京南下，或者把太子朱慈烺送往南京，则明朝与李自成的大顺朝或满清爱新觉罗政权划江而治，坐守半壁江山的概率极大。如果那样的话，则后来南明的历史也不会落得个诸王纷争，内讧不断，最后被清军逐个收拾、一一击败的悲催下场。
或许，南明就将是另一个南宋，或另一个东晋。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更无法推倒重来。
既然南下不成，那就只有另想办法抵抗了。崇祯帝下旨各地驻军进京勤王。彼时明军主力已经基本被李自成、张献忠摧毁殆尽，仅存的江北四镇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或投降满清或因畏惧李自成而不敢或不愿率部进京勤王。当时还有一支人马众多、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盘踞湖广武昌，即宁南伯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
左良玉虽然兵强马壮，曾屡挫张献忠，但遇到李自成辄败，因此对李闯畏之如虎，或退避三舍，崇祯帝调兵勤王时，他率二十万大军龟缩在武昌城内，按兵不动，观望局势走向。
崇祯帝手里还能指挥得动、调动得了的，只剩下驻守宁远抵御满清的总兵吴三桂麾下数万关宁军了。三月初，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催促他紧急率军入卫京师。吴三桂接旨后也磨磨蹭蹭，直到十三日才缓缓行到山海关，已经完全赶不上趟、救不了火啦。而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刚一离开，关外（辽东）最后一座被明军控制的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就立刻被清军给占领了。
李鸿基
李自成率大顺军主力率先抵达京师外围。昌平是京师门户之一，号称天堑，易守难攻，明军在此设有重兵防守，怎奈监军太监高起潜等人玩忽职守，竟毫不戒备，农民军一到，立刻惊慌失措，率先逃跑，守军也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也，如此，李自成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得到了昌平。
当日夜，李自成即率大顺军进逼卢沟桥，很快进至平则门，紧接着围逼彰仪门。崇祯帝一面派人催促吴三桂加紧进军，一面下令京军三大营，出屯齐化门外 ，以迎击“流贼”大军，襄城伯李国桢统率京师三大营，昼夜巡逻，严密戒备。崇祯帝还命心腹大太监王承恩为京师蓟辽兵马总督，节制内外兵马。
就在崇祯帝加紧调兵遣将时，城外农民军聒噪着准备发起进攻，入夜后，农军点燃火把，火光冲天，人喊马嘶，杀气腾腾。防守京师内城的残兵还有五、六万人，大都是老弱羸卒，伤病员也不少，又缺粮乏饷，士气异常低落，饿肚子、没钱谁卖命？这个道理谁都懂。崇祯帝万般无奈，只得下令拨发内帑铜钱，分给守城将士，但僧多粥少，每人只分得一百钱，士兵们口出怨言，守城也更加懈怠了。
襄城伯李国桢给朱由检出了个主意，准备向王公贵戚们借些粮食 ，崇祯帝答应了，李国桢忙碌了一夜，各亲王大臣仅捐米五百石，分给数万守城士兵后能勉强糊口，但也撑不了几天。
崇祯帝后期特别信任、倚重宦官，可偏偏有一个宦官杜勋“盛称‘贼众强盛，锋不可当，皇上可自为计’，遂进琴弦及绫帨，上艴然起。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
在大顺军进入北京城这个过程中，究竟是谁打开城门迎接大顺军入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现在普遍的说法是大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迎李自成入京，但实际上，曹化淳并没有开城门：因为当时的曹化淳根本不在北京城！
关于曹化淳开门迎李自成入京的说法，最早是由顺天府杨博、宛平杨时茂提出，两人曾分别上疏参告曹化淳“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万民心。”
遭到控告的曹化淳上疏辩诬，奏辩甚力。清廷调查之后认定曹化淳“开门迎贼”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相反，清廷的认证反而让天下众人认定曹化淳开门迎李自成之说定为真事，不久，杨博，杨时茂两人卷入假太子案被多尔衮下令处决，于是，天下人更加认定曹化淳开门迎李自成入京一事的真实性。
曹化淳
甲申之后，曹化淳启门之说广为流传。曹化淳阅读南方传来的书史笔记时，见仍有大量书史认定他“开门迎贼”。悲愤交加的曹化淳于康熙元年（1662年）去世前作《被诬遗嘱》及《感怀诗》四首，并抄录旧稿《记事俚言》和《剖陈疏稿》、《告归底册》，分发给诸子侄。《被诬遗嘱》及《感怀诗》，经曹氏后人传承抄录，仍保存完整。
在《忽覩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诗中，曹化淳写道：“报国愚忠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从史料来看，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的时候曹化淳正在彰武老家料理他的兄长曹化雨的后事，从逻辑上看，显然不可能做到“千里开门”，那么，关于这件事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当时的士大夫需要为大顺军攻陷北京城找一个责任人，而自古以来宦官都是绝佳的担责者，所以自然而然的，曹化淳就这样成为一个替罪羊，成了开门迎李自成入京的大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