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被誉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作为十大元帅之一，因病情日益恶化，终至无法挽回，不幸离世。
鉴于深厚的战友之情，邓小平率先携子孙前往悼念，并且，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负责安排葬礼事宜的主要人物之一。
但在审阅治丧委员会初步拟定的名单时，邓小平不禁怒火中烧，原因竟是该名单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显得极不完整。
【草拟名单风波】
在新中国建立的艰难历程中，刘伯承元帅在战场上奋勇作战，所承受的重大伤势至少达到九次，这一数字在元帅之中位居首位，彰显了他负伤次数之多。
叶剑英元帅与陈毅元帅都曾以诗纪念同一件事：元帅身负重伤，眼部受损致盲。叶帅言其“遍体弹痕余只眼”，陈帅则道“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道出了那段英勇的历史。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刘伯承元帅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这源于他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对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因此，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先是，他被确诊青光眼，仅剩的那只眼睛视力日渐模糊，随后，身体其他机能也逐渐衰退，渐渐地，就连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也一点点离他远去。
1986年10月7日，北京传来了刘伯承元帅逝世的消息，他享年94岁。在这一天，这位经历了无数风雨的元帅，平静地结束了自己充满传奇与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前来悼念的人群持续不断中，邓小平一家尤为突出，他们是最早到达的。一家人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展现了对逝者的深切缅怀与尊重。
汪荣华与卓琳，分别是刘伯承元帅和邓小平的夫人，她们一见面，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不由自主地相拥而泣，泪水诉说着彼此的深情与感慨。
邓朴方，作为邓小平的长子，与父亲关系极为亲密，连其名字都是由刘帅所起。因身体原因无法行走，他坐着轮椅来到父亲灵前，深情地表达了对这位长辈的最后敬意。
邓小平在向战友的灵柩深深三鞠躬完毕之后，独自默默地站在灵柩前，长时间保持静默，没有离开，以此表达他对逝去战友的深切哀悼与怀念。
站在他附近的人注意到，他正默默地流泪，却一言不发。此情此景，旁人都不知道他心中所想，因此也没人敢上前打扰。
在这深沉的静默里蕴藏的情感，外人难以完全把握，然而，他们常常会被这一场景所展现的庄严氛围所打动，心生敬意。
那时，治丧委员会筹备刘帅后事的工作人员已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的计划安排。
邓小平在接到名单后，并未草率浏览，而是采取了极为认真的态度，逐个名字进行细致的审视与核对，确保无误。
让他大发雷霆的缘由，在于那份最初的名单上意外地未列入刘伯承麾下爱将肖永银的名字。这一疏忽，无疑触动了他的怒火。
在长期的合作中，邓小平深知，刘伯承元帅逝世后的仪式若缺少此人，必将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他深刻意识到这位人物的重要性，不容有失。
【关键人物：肖永银】
确切而言，将肖永银将军仅视为刘伯承元帅的爱将并不全面。更准确地说，肖永银是刘邓两位领导人共同赏识、信赖并倚重的战友及下属。
在许多老战友和知情人看来，刘邓二人在处理各类决策及态度问题时总是高度默契，他们的姓氏相连，即便中间添上任何标点符号，都似乎显得是多余的。
肖永银1917年在河南新县诞生，他的年龄比刘、邓两位都小了一旬以上。尽管年纪较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与贡献。
他自13岁便加入了红军，历经土地革命、长征、抗日、解放及抗美援朝等多场战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战士，资历深厚。
此外，肖永银在历经艰难困苦后，铸就了坚韧不拔的勇气，并且对待具体事务也颇为细心。他作战时英勇无畏，处理事务得体，因此深受各级领导和战友们的赞赏与信赖。
在长征初期阶段，肖永银因冲锋陷阵时不幸中弹负伤，伤势严重到无法继续随大部队行进，处于无法跟随队伍移动的状态。
那时，许多类似的伤员常被安置在老乡家里疗养，待伤势痊愈后，他们会尽力重返部队，继续战斗。这样的安排确保了伤员得到妥善照顾，同时也为他们归队铺平了道路。
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战士若单独行动，极易陷入敌人的埋伏。所以，对于那些被遗留的伤员来说，想要重新与大部队汇合，无疑是困难重重，绝非易事。
上级因赏识肖永银的勇猛，特别安排他所在班级在初期抬着他行进，以此保证他在伤口愈合前能够继续随队，不致掉队。
抗日战争期间，肖永银多次建功立业，并在一次歼灭战中成功缴获山炮一门。刘伯承高度赞扬了这次战斗，认为它堪称“艺术之作”，充分展现了战斗的智慧与策略。
肖永银在跟随刘邓大军多年的征战中，始终扮演着得力助手的角色。特别是在挺进大别山的汝河战役里，他英勇奋战，确保了仅相距十几公里的刘邓指挥部安然无恙。
新中国成立后，肖永银再次领军出征，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役中，他的部队在金城阻击战和上甘岭等地均展现出色，屡建战功，表现抢眼。
1955年，他荣获少将军衔，随后被调往南京军区，在那里肩负起了重要的职务，继续为国家的军事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南京军区任职期间，刘伯承元帅得以常常与老上级许世友见面，这一契机源于许世友彼时同样在该军区担任要职。
晚年的刘伯承元帅，依旧保持着坚定的意志与沉稳的风范。他回顾往昔，战功赫赫，却从不居功自傲。相反，他更注重对后辈的提携与培养，将一生的智慧与经验无私地传承给下一代。
五十年代初，意识到军事人才培养的迫切性，刘伯承元帅主动站了出来，他毅然请求承担这一重任，致力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工作。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日益感受到旧伤的频繁侵扰，这对他的日常生活及工作造成了显著影响，使得相关困扰变得愈发难以忽视。
刘帅坚持把时不我待、义不容辞作为行动指南，他倾注大量时间、精力与心血，致力于新建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发展，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南京被选定为这座学院的最初设立地点。这一决定确立了学院的地理位置，确保了其发展的起点明确且意义非凡，为后续的规划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伯承元帅将办好学院视为核心任务，为此，在长达七年多的岁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南京，致力于这项工作。
他曾因长期过度工作导致眼疾恶化，并突发急性青光眼。为此，他前往南京的医院接受了治疗，以期缓解病情。
邓小平在悼念文中对该学院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其诸多成就对我军现代化建设及正规化进程，直至今日，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南京军事学院由刘伯承创建，它成为了全国军事学术研究的重镇，不仅全面提升了解放军指挥员的能力，还成功为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多个国家培育了众多军事领域的专业人才。
刘帅身体状况的持续恶化，换来了这所学院重大的意义与作用。尽管如此，其背后承载的价值与使命依然清晰，各项功能的发挥也未受影响。
进入晚年，刘伯承元帅鲜少主动提及战争岁月的经历，对于以战争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并无多少兴趣，他更倾向于避免这些能勾起往昔回忆的内容。
当那些曾共同经历战争风雨的老战友、老部下前来探望时，他才会迎来少有的轻松时刻，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肖永银将军，以其率领的中野铁拳“铁六纵”闻名，自然而然成为了那里的常客之一。在众多将领中，他的名字总是被频繁提及，彰显着其不可忽视的地位。
【“他们是一个人”】
在刘伯承元帅生命接近尾声的一两年里，肖永银特意抽出时间，亲自前往探望这位昔日的老首长，表达他的关怀与敬意。
刘帅当时已逾九旬，身体状况日渐衰弱，就连他之前尚能依靠的那一只眼睛，功能也近乎丧失，视力大不如前。
所以，每当有人步入房间，他总会依据对方的话语声来辨识来人。若是能听出那是多年战友的声音，他的心情便会顿时提升许多。
鉴于双方深厚的渊源，邓小平坚决要求肖永银务必亲自前来，为老首长送上最后一程，以此表达对他的敬重与不舍。
同时，这也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一种情感依归。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寄托着自己的情怀，使得整件事情不仅具有实际意义，更蕴含了他个人的深厚情感。
自1938年起，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曲折而漫长的革命征程中，逐步确立了深厚的搭档关系。这段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两位革命家在共同奋斗中携手并进的新篇章。
在那一年的年初，129师政委一职由张浩交接给了邓小平，此后，他成为了129师师长刘伯承最为亲密无间的战友，两人配合默契。
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抗日战争一路并肩至解放全国的战争，部队足迹遍布中国大半疆土，因此被誉为“刘邓大军”。
新中国成立后，每当因各种原因需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时，两位首长的昔日下属总会深情回顾并赞叹不已，对他们的深厚友情充满感慨。
新华社记者李普在相关采访中提及，部队里传达命令时，习惯上统称“刘邓”的意见，不特别指明是刘伯承还是邓小平，这已成为一种普遍认知。
实际上，这两人分工明确，一人负责指挥，另一人主管政委工作，各自承担不同职责，任务并无交集。然而，在基层人员眼中，他们却仿佛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
老部下们忆起往昔，都称刘师长为人年高德劭且和蔼可亲，如同慈父般给予人温暖。相反，邓政委则以其果决善断著称，对干部要求严格，敢于批评，留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严厉的导师。
搭档间在工作中彼此扶助，协作默契至极。而在日常生活里，邓小平亦经常对这位伙伴关怀备至，在小事上给予诸多照应。
刘伯承因早年受伤，导致右眼失明，仅依赖左眼视物。尽管面临这样的视力障碍，他依然凭借顽强的毅力与出色的能力，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克服了诸多不便。
邓小平深知琐碎事务的繁重，因此他常主动承担这些工作，让搭档得以稍作喘息，体现了他对团队合作的深思熟虑与周到关怀。
他时常告诫部队中的其他成员，遇到小事可优先找他或参谋长处理，重大事务则需向师长汇报并由师长作出决定，以确保决策层次分明。
【电讯与照片】
吴象，曾在解放后担任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山西日报》的采编工作，于《随刘邓大军采访》一文中忆述，邓小平曾仅用三四分钟便迅速完成了辟谣任务，此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解放战争期间，双方交战频繁，国民党频繁散布谣言。他们要么声称解放军某位重要将领受伤，要么就说某某将领已被击毙或当了逃兵，企图以此扰乱解放军的士气。
在大环境的驱使下，吴象遵照新华总社的指示奔赴前线，意图通过发布基于事实的稿件，来有效击碎那些流传的谣言。
在吴象与刘伯承简短交流此事之际，邓小平走进了房间。他熟练地接过讨论稿子的任务，仅用了三四分钟就口授完一篇电讯，随后让吴象稍作整理，便迅速将其发送了出去。
电讯发布之后，关于刘伯承在国民党方面流传的各种不实言论迅速失去了立足之地，不攻而破。
知晓那位“总部记者”真实身份的人，在中国恐怕寥寥无几。即便时至今日，能够确切说出其姓名者，依旧为数不多，这一事实依然清晰无误。
建国后，随着知情人对往事的梳理，一段轶闻逐渐为人所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提及的“随军记者”，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政委本人。
邓小平在主政大西南时，特地组织会议并决定，往后所有正式场合的报道署名，需遵循刘伯承、贺龙、自己、张际春的顺序进行排列。
邓小平因各种细致周到的安排备受认可，毛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为人公道，性格厚道，处事周到”。
无疑，这彰显了刘伯承与邓小平之间那份长久以来稳固的信任和亲密无间的深厚情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如此紧密，相互信赖。
作为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友，邓小平深刻理解刘伯承在各个阶段的想法，并始终给予他坚定的支持。这种理解与支持，源自他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计划在南京创办学校，旨在培育军事人才。邓小平得知此意后，迅速表示赞同，并幽默地说：“你似乎与教育工作挺有缘分的嘛！”
这对携手合作长达13年的伙伴即将迎来分别的时刻，为了纪念这段时光，刘伯承特意赠予邓小平一张自己极为珍视的照片，以此作为他们深厚情谊的见证。
这张照片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是在他右眼受伤之前拍摄的最后一帧影像。这一瞬间被定格下来，意义重大，记录了他受伤前的模样。
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岁月里，刘伯承曾一度认为自己已无处寻觅，但幸运的是，1950年他在重庆一位朋友的家中被意外发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文选》中收录了200余篇文章，其中仅有两篇专注于描写人物，且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同一个人物——刘伯承。
1942年，有一篇文章是为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所作；而到了1986年，则发表了另一篇名为《悼伯承》的文章，以此表达对刘伯承同志的缅怀之情。两篇文章虽时间相隔甚远，却都承载着深厚的敬意。
在一次生日庆祝活动中，人们不禁想起了一位已故的搭档，这两位昔日并肩作战多年的伙伴，如今以这样的方式被纪念，一次欢庆，一次哀悼，似乎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巧合。
【结语】
得益于邓小平在治丧委员会人选安排上的细致入微与执着坚持，肖永银最终实现了心愿，为这位老首长、老上级送上了最后一程。
匆忙赶到灵堂的他，未做停留便去送别，不禁放声大哭，情绪难以自抑。在场的吊唁者见状，无不深受触动，心生哀怜。
邓小平在文中深情回顾：“我与伯承共事多年，情谊深厚。他长期患病，最终未能康复，令我深感痛心。他的离世，对我而言，是极大的哀伤。”
葬礼仪式完毕后，按照刘帅的临终嘱托，其骨灰被分撒于他曾浴血奋战的太行山、淮海等地，另一部分则安息在他倾注心血的南京军事学院，以此铭记他的不朽贡献。
2002年时，不仅他的伙伴邓小平已离世，就连深受刘邓赏识、战场上英勇无比的肖永银将军也相继逝去。但他们留下的佳话与轶事，依旧在人们口中不断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