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门和历史学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简单粗暴地说，考古学研究的是物，比如墓葬、城市遗址等等，历史学研究的是文献资料。但是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历史，总是有些局限性，比如有些历史事实，文献上可能并没有记载，或者记载的是错误的、不全面的等等。
而通过考古发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从而促进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尤其是年代越靠前的历史，比如先秦、秦汉，由于年代久远，其文献资料比较少，所以它的研究非常依赖于考古发现。
像秦始皇陵兵马俑、云梦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的发现，都极大地填补了秦汉史研究中的某些空白，这其中有许多的信息都是文献所没有记载的。
而且一些考古发现可能会证实或者推翻人们已有的历史认知。
过去，人们从文献资料记载得知，秦军是不戴头盔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军功爵制，士兵在战场上每杀死一个敌人，取得敌人的一颗头颅，就会获得相应的奖赏，杀得越多，获得的奖赏也就越多。
士兵戴上头盔的话，由于头盔比较重，会影响秦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不利于杀死敌人，所以秦军都不戴头盔，而后来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也证实了之前文献记载的正确性。你去秦始皇陵兵马俑看一下就知道，那些兵俑都是不戴头盔的。
但是在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里发现了另外一个陪葬坑，这是陵园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坑，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为13680平方米，差不多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经过对其中一部分的初步发掘后，发现这个坑里有大量用石片做的铠甲。
这些铠甲的样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多种多样，比兵马俑坑里所展示出来的铠甲形式还要多，应该是分不同的军种，不同级别的人使用的，步兵、骑兵、车兵穿的都不一样，将军穿的和普通士兵穿的也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坑里还发现了头盔，制作非常的精良，基本上是1平方米有1个头盔、1件铠甲，所以这个考古发现推翻了之前人们认为秦军不带头盔的认知。
还有，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中部那一片儿，河流众多，所谓“八水绕长安”，指的是围绕长安的有八条河流，其中就包括渭河。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靠着这些河流生活、农业灌溉，还有航行。既然是航行的话，那就要有船。可惜秦汉时期的船，只在史书上有记载过，但是一直没见过实物，不知道到底长什么样子。
直到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渭河桥的时候，在渭河桥的北端，发现了一艘木船，经过鉴定是属于汉代的，这是发现的第一艘汉代的木板船，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汉朝时期的船是什么样子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这艘古船是由16块木板通过榫卯结构拼接组装而成的，这种榫卯结构与我国传统的榫卯结构差别比较大，我们国家传统的榫卯结构，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家里有榫卯结构的家具就知道了。
这艘古船的榫卯结构，是在两块木板的连接处内嵌入一小块木板，再用两个铁钉穿过木板重合处将两端固定，这种类型的榫卯结构，以前多在罗马时期地中海区域的木船上广泛使用，而在东亚地区还是首次发现。
这艘船也许是来华的罗马人将这种榫卯技术带到了中国，由当时的中国工匠制造的，当然也可能是巧合，这个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考古发现得出的信息超出了文献的记载，文献上从来没有说过秦汉时期关中的船具体长什么样子，也没提到过关中的船用的是罗马式的榫卯结构。
还有，前几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还入选了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就是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墓主人就是那个被西汉权臣霍光废掉、只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后来他被改封为海昏侯，到了今天的江西南昌，终老一生。
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其中就包括马蹄金和麟趾金，我当时在江西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这些黄金摆成一排，一眼望去，真的是非常震撼。
根据《史记》的记载，马蹄金和麟趾金是在汉武帝时期铸造的，马蹄金的马蹄就是马的蹄子，麟趾金的麟趾就是麒麟的脚趾，马蹄金的形状就是马蹄的形状，麟趾金的形状就是麒麟的脚趾的形状。
汉武帝说他自己去祭拜上天的时候，曾捕获一只白色的麒麟，水边又出现了天马，白麟、天马都是罕见的祥瑞，所以就把黄金另铸改名，这就是马蹄金、麟趾金的由来。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麒麟，麒麟和龙一样，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因此，汉武帝当时见到的所谓的麒麟，估计就是鹿。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由于马蹄金、麟趾金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并没有实物证明，因此有不少人认为，马蹄金、麟趾金根本就不存在，可能汉武帝就是把当时的一批普通的黄金改了个名字而已，并没有为此特意铸造。
直到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一些汉代诸侯王的墓中发现了，真的存在马蹄金和麟趾金，这才证明了《史记》中的记载是正确的。这次海昏侯墓中也出土了不少。
另外，这次在海昏侯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铜钱，足有几吨重之多。这些铜钱是用绳子穿起来的，考古工作者数了很多串，发现都是1000枚一串。古代一枚铜钱就是一文，一千个铜钱用绳子穿起来后，就是一贯钱，中国古代“千文一贯”的钱币校量制度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宋代。而这次发现就意味着，“千文一贯”的钱币校量制度在西汉时其实就有了。
除了秦汉时期的一些考古发现证明或推翻了人们已有的历史认知外，一些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比如，提起孙武、孙膑，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曾经有一个困扰在他们两个身上长达千年之久的谜团。
根据《史记》记载，孙武生活于春秋末期，担任过吴国的将领，著有《孙子兵法》。孙膑是孙武的后人，生活在战国中期，担任过齐国军师，著有《孙膑兵法》。但是在魏晋时期，《孙膑兵法》失传了，加上有关孙武、孙膑二人的历史资料太少。
以至于自唐宋之后就有人怀疑，孙武、孙膑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是同一本书，甚至还有人认为孙膑及其兵法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是后人在孙武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孙膑和《孙膑兵法》是后人瞎编的。
千年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史学界争论不休。直到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法竹简，失传千年的《孙膑兵法》重现人间。
这也证明了《史记》相关记载的准确性，即孙武与孙膑各有其人，两人各有兵法传世，解决了千年悬案。
还有，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出现于商代，我们之所以管它们叫甲骨文，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商朝的文字，绝大多数是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所以我们把它叫甲骨文。
因此大家就会认为商朝的文字是“刀笔文字”，写文字的话，是需要拿刀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但是曾担任过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老师，认为商代实际是“毛笔字”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在殷墟发现了，在玉器、石头上用毛笔书写的文字。比如在一件大理石做的戈上，上面就有清晰的用墨写的文字。除此之外，还发现一把玉戈，上面清晰的有毛笔蘸着朱砂写的十一个文字，这些都是直接的证据。这个文物我去年在殷墟参观的时候也见到过。
还有出土于殷墟的不少的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铭文是先用毛笔字写好，然后照着毛笔字的痕迹制作出铭文范，之后再铸造出来的，所以毛笔写字的笔意还在。
另外，唐际根老师也从甲骨文中做过一些推测，比如，甲骨文里的“史”字，我们看它的形状的话，会发现实际是一只手拿杆笔写字。甲骨文里典藏的“典”字，那个“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典”字，实际是两只手在扒拉竹简。
甲骨文里还有“作册”这个概念，被学者们解释为当时的一种掌握书写能力的官职，“作册”实际上也是在竹简、册上写字的意思。
这些都证明商代实际上是“毛笔字”时代。
还有，由于四川地区与关中地区，中间相隔着秦岭，交通非常不便，所以才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四川地区非常的闭塞，与关中地区没什么来往。
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彭州市竹瓦乡的地方，挖出来了一个大陶缸，里面有许多精美的青铜器，是西周时期的。这些青铜器的造型、纹饰跟关中地区的西安、宝鸡出土的一模一样。
无论这些青铜器是关中生产的，然后运到了四川，还是四川工匠仿照关中的青铜器在本地生产的，都可以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西周时期，四川和关中地区就已经有了密切的交往，当时的四川地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闭塞。
说到青铜器，这里正好多说一句，当大家听到青铜器三个字的时候，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铜器是青色的、绿色的，而且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发现青铜器是青绿色的。
青铜是铜锡合金，青铜器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是金黄色的，所以古人把它叫“吉金”、“金”，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之所以你看到的是青色、绿色的，那是因为经过数千年的埋藏，导致氧化、生锈，才变成了现在的青色、绿色。
这也是为什么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会成为礼制的象征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铜器铸造出来时是金黄色的，看上去就很高贵，作为国家礼制、身份等级的象征再合适不过了。
另外，青铜器以铜为主，加上铅或锡的合金才铸造成的，这些原材料属于稀缺资源，不容易获取，因此谁掌握了稀缺资源，本身就意味着身份非同凡响，所以可以作为区别身份的东西。
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可以发现，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考古发现是推翻还是证实了文献资料的记载，势必都会促进历史学的研究，这绝对会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某个历史研究者却不一定是好消息，因为有可能一个考古发现，就会推翻你之前围绕这个历史问题所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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