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我吗？”她站在那儿，声音轻轻的，像一片落雪。
我愣住了，手里的信差点掉了下来。她的眼神让我怔住了，那里面藏着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赵桂英，这个尘封了许多年的名字，忽然像一阵风一样卷入我的生活。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1987年的冬天，我和赵桂英第一次相遇。那年，我刚转成志愿兵，部队派我们几个战友到石城执行任务。那是个偏僻的小县城，雪大路滑，冷得人直跺脚。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刚从县里开完会回来，车子在乡间小路上抛锚了，没办法，我们几个只好步行回驻地。
就在路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姑娘，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后绑着一筐蔬菜。那路上全是厚厚的冰雪，车子一滑，她连人带车摔进了沟里。
我赶紧上前，把她从沟里扶起来，又帮她把菜一颗颗捡回来。她的裤子划破了，膝盖上渗着血，却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低着头，小声地说了句：“谢谢，解放军同志。”
我记得，她的声音轻轻的，带着点南方口音。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这姑娘真能扛事，不像一般人那么娇气。她说她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姓赵，名叫桂英。听到她的名字，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闪过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她说话间总是带着点腼腆，眼睛不敢直视我，双手却不停地拍着身上的雪。我看着她冻得通红的脸，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便主动提出送她一程。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路上我们聊了几句，才知道她从小跟着父母闯关东，家在南方，离我老家不过几十里。她的普通话里夹着浓浓的乡音，听得我心里一阵暖意。
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田野的声音。我帮她推着车，脚下踩着嘎吱作响的雪，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轻松。
送她到学校门口时，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们解放军真好。”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姑娘的眼神里有种特别的东西，像是信任，又像是感激。
后来，我的任务还没结束，又见过她几次。她总是在忙碌，不是在学校门口扫雪，就是领着学生们回宿舍。每次见到我，她都会腼腆地笑笑，然后低下头匆匆走开。
离开的前一天，我鼓起勇气去找了她。她听说我第二天要走了，低着头没说话，半天才从怀里掏出一副手套，说是她连夜织的，让我带在路上。我接过手套，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后来回到部队，我们开始通信。
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有时候会夹着几张她写的小诗。她说她喜欢冬天的雪，但更喜欢春天的暖阳。她还说，虽然生活很苦，但她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我看着她的信，心里有点复杂。说实话，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我的父母年迈，需要我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而她是个城里的姑娘，我怕她跟着我吃苦。
她的信里，有几次试探着问我转业后的打算。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始终没有提及。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1992年，我转业回到了老家，进了县里的纺织厂。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她，希望她能理解。
她回了信，说她明白我的选择，并祝福我早日成家。从此，我们断了联系。
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2000年的春天，厂里派我到石城出差。那地方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落脚后，我鬼使神差地去了她的学校。
学校已经翻新过了，围墙换成了铁门，连教室也都刷了新的漆。我站在门口，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你找人吗？”
我转过头，看见她站在路边，手里提着一袋苹果。
她认出了我，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却很快平静下来。她的脸上多了几分沉稳，眼角也有了细细的纹路。
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她一边削苹果一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我告诉她，我结婚了，有了个儿子，现在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她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那就好。”声音很轻，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却只是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好讲的。直到临别时，她才低声说了一句：“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我愣住了，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却笑了笑，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句：“你保重。”
那天，我一个人站在路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我从一个老教师那里得知，她这些年一直没结婚。有人追过她，可她总是拒绝。她的母亲病重，家里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我没有再去找她。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几年后，我接到一封信，寄信人是她的一个学生。信里说，赵老师生病住院了，问我能不能去看看她。
我去了，却只见到她的一封信。
信里，她说她知道我一定会来看她，但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病弱的样子。她说，她这辈子一点也不遗憾，因为她曾经喜欢过一个值得的人。
信的最后，她提到了那副手套：“如果还在，希望你能一直戴着它，它会替我温暖你。”
我握着那封信，泪水模糊了眼睛。
那副手套，我真的一直留着。它现在就放在家里的抽屉里，陪伴着我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你还记得我吗？”她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像一阵风，带着苦涩，也带着暖意。
我轻轻地念了一遍，心里像是有风吹过，带着遗憾，也带着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