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三娃，那年你是不是故意的？不然怎么会出那么大的笑话？”

老队长一边笑着问我，一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可当我抬头时，眼前的队长却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眼前是一片坟地，荒草丛生，碎石嶙峋，只有那一块矮矮的石碑孤零零地立着。

我的手在微微发抖，指尖轻轻触碰着碑上的字，仿佛还有当年他拍我肩膀时的那股力量。

“队长，我回来看你了。”

风在耳边呼啸，吹得人打哆嗦，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冷。

回想起五十年前的那个冬天，风也是这么刮着，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那是1972年，我刚满十七岁，从北京被分配到柳禾大队插队。

说实话，刚到那天，我心里是又兴奋又害怕。

兴奋的是，终于离开了家里那一堆唠唠叨叨的事儿，总算有了点“自由”；害怕的是，那地方荒凉得吓人，满眼都是黄土坡，村子里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同行的几个知青也都没见过这样的地方，一个个缩在卡车上不吭声，只有车轮压在土路上的声音“嘎吱嘎吱”响个不停。

队长赵建国赶着一辆毛驴车来接我们。

他个子不高，脸上总挂着一副笑模样。

“几位娃娃，从今天起，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

他这一句话，说得我们几个心里都酸酸的。

可当时谁也没说出来，只是点了点头，跟着他去了村里的队部。

队部很小，只有两孔土窑洞，炕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草垫子，炕边放着几口破旧的铁锅。

队长看我们一脸发愣，笑着说：“别嫌弃啊，咱条件是差了点，可好歹能挡风避雨，慢慢来，啥都会好起来的。”

我当时点点头，心里却有些不服气，觉得自己怎么也算是个城里来的娃，怎么能住这种地方？

可谁知道，日子一天天过下来，我不但住下了，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头一天挑水就出了事。

村里的井很深，摇水桶得费好大劲儿。

我看两个女知青摇得满头大汗，就抢着说：“我来，我来。”

结果一不小心，水桶没抓稳，直接掉进井里了。

村里几个社员看见了，笑得直不起腰：“这娃娃，连水桶都拿不住，咋能干农活哩？”

我脸涨得通红，却也没敢顶嘴。

心里暗暗发誓，下一次一定不能再让人笑话。

可谁知道，笑话接二连三地发生。

过了几天，队长教我们劈柴。

我一看，觉得这活儿简单，就抢着抱起一根粗木头，结果斧头一劈下去，木头没劈开，倒把斧刃崩了个豁口。

队长摇着头笑：“三娃啊，干活不是光凭力气，得讲究办法。”

我心里虽然不服气，可还是憋着劲儿想好好表现。

可越是这样，越是出丑。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年的春天。

那一天，队长让我们去牲口棚，把毛驴赶到地里送粪。

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练出来”了，主动请缨牵毛驴。

刚进牲口棚，就看见两头毛驴在地上翻滚，互相顶着脑袋。

我一看，吓得拔腿就跑，边跑边喊：“不好了！不好了！毛驴打起来了！”

这一嗓子可不得了，队长和几个社员全都跑了过来。

结果一看，都愣住了，接着哈哈大笑。

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三娃，毛驴不是打架，是在配种哩！”

这话一出口，我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头低得恨不得钻到地里。

村里一个婆姨还打趣道：“三娃这娃娃，连这事都不知道哩，真是个实诚人。”

从那以后，大家都喊我“傻三娃”。

知青们也总拿这事开玩笑。

我嘴上说着不在意，可心里却觉得难受极了。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傻三娃”，我干活比谁都拼命。

插秧的时候，我第一个下田，挑粪的时候我非要挑两担。

结果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好几个大血泡。

队长看在眼里，常拍拍我的肩膀说：“三娃，别逞这个强，慢慢来，咱干活是为了长本事，不是为了跟自己较劲。”

后来，慢慢地，我也开始摸到了点门道。

那年冬天，大队里组织了一场打铁锅的集体劳动。

我跟着队长学了一整天，回到窑洞才发现，自己的手冻得发紫，连筷子都拿不住了。

其他知青看了直埋怨我：“三娃，你至于这么拼命吗？”

我笑着摇摇头没说话，心里却想着：我要是干不好，别说村里人看不起我，连自己都过不去。

时间一长，村里人对我的态度也慢慢变了。

一次队里分了一匹新马，队长让我学赶车。

我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可没想到，那匹马特别倔，怎么赶都不听使唤。

有一次拉粪，马车突然卡在一个土坑里，马站着不动，我急得直冒汗，拿鞭子抽了几下，马还是一动不动。

这时候，一个社员过来说：“三娃，别光想着打马，马也有脾气，你得哄着它走。”

说着，他掏出一块干饼子，递到马嘴边。

马咬了一口，立马抬腿往前走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心里嘀咕：原来连牲口都讲道理啊。

从那以后，我对赶车越发得心应手。

有一次，大队里拉土垫路，我一连跑了十几趟，脚上磨出了泡，手都起了茧，可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乡亲们看着我，直夸：“三娃这娃娃，真是长进了！”

1975年春天，我接到了去县里的招工通知。

我心里既高兴又舍不得。

去找队长辞行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三娃啊，你是个好娃娃，记住了，别管别人咋说，只要自己心里头正，走到哪儿都叫人敬佩。”

离开柳禾大队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队长赶着毛驴车把我送到了县城。

临走时，他递给我一个包袱，里面是几个煮熟的红薯和一块干馍。

他说：“路上吃，别亏了自己。”

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柳禾大队。

乡亲们老了不少，队长也满头白发。

他一见我，还是笑着喊：“三娃！”

我站在他面前，眼泪止不住地流。

想告诉他，当年的“傻三娃”早已不是那个啥也不懂的毛头小子了。

可话到了嘴边，却只剩下一句：“队长，我回来了。”

队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后来，他走了。

再也没人能拍着我的肩膀，喊我一声“三娃”了。

可在我心里，他的声音从没远去。

“傻三娃，记着，路再远，也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