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当了七年民办教师,我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考上了师范学校

温玉琂 2025-01-24 09:17:14

“老师,你说我能行吗?”梁三合站在我面前,手里攥着一支旧铅笔,眼睛里闪着一半的期待和一半的胆怯。

那是1977年秋天,黄昏的夕阳晃得人眼睛疼,我坐在知青点的门槛上,听见他这么问,心里一震。

我看着他瘦小的身影,背后是连绵的山丘和荒凉的土地,像极了我刚来青岭村的那一天。

那时候是1969年,我十六岁。

火车从北京一路开到甘肃,再坐了两天的卡车颠簸,才到了这个叫青岭村的地方。

村子小得可怜,土黄色的山丘连着一片贫瘠的土地,村口有口老井,几个光脚的小孩围着井边打闹。

我们几个知青被安排住在村里的仓库。

两间破房子,屋顶漏风,地上铺了几张草席,晚上睡觉冻得人直哆嗦。

我的同伴们都有些丧气,可我偏偏不老实,白天干完农活就喜欢到处转悠,教村里的孩子们滚铁环、打鸟,甚至捣鼓个弹弓给他们当玩具。

村里的孩子们一见我就围上来,喊我“孩子王”。

生产队长老何看不过去,骂我不务正业。

“你这孩子王,下地干活比谁都偷懒,不过教小孩还是个好把式。”

话里带着嘲讽,却突然让我成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

小学只有三间教室,土坯房子,窗户上糊着裂了口的塑料纸,教室里摆着几张歪斜的破桌子。

学生二十多个,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七八岁。

他们坐得整整齐齐,眼巴巴地看着我。

可我站在讲台上,心里却发慌。

说是教书,可我自己也不过是个半大孩子,初中的课程还没学明白呢。

但那眼神让我心软,硬着头皮上了讲台。

班里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梁三合。

这小子家里穷得叮当响,三个哥哥都没读过书,全靠他一个人撑着希望。

可他偏偏一肚子坏点子,上课不是用石子砸窗户,就是偷偷往黑板上画猪。

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我气得直跺脚,他却一脸无辜地看着我。

“老师,我没想闹事。”

我拿他没办法,只能罚他放学后帮我收拾教室。

每次罚他,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他瘦得像根竹竿,穿着补了又补的裤子,脚上的鞋露着脚趾。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三合,你家里就让你这么胡闹?”

他低着头不说话,半晌才憋出一句:“我爹不想让我读书,说读书没用,回家种地还能挣工分。”

那天,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只能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要肯学,我就一定教会你。”

从那以后,我对他格外注意。

他虽然调皮,但手特别巧。

教他们画画,他画得比谁都好;教他们做手工,他能把破纸壳糊成个小风车。

我换了种方法,给他布置动手的作业,比如用草编个篮子,或者做个小木凳。

他完成得特别认真,我就在班上表扬他。

渐渐地,他开始对学习有了点兴趣。

可他爹还是不支持,每次见到我都冷嘲热讽:“你教书顶啥用?娃能吃饱才是正经。”

转眼到了1973年,村里突然传来消息,县里的化工厂要招几个工人。

消息像炸雷一样炸开了。

村民们都盯着这个机会,可能报名的只有初中毕业生。

问题是,村里没几个孩子读过初中。

我心里一动,想着如果三合能考上,这对他家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

可三合他爹听了却一口回绝:“读书那是城里人的事,咱穷人家,娃能种地就不错了。”

为了这事,我跟三合他爹闹了好几次。

最后干脆天天跑到他们家去劝。

他妈倒是心软,说:“老师,你看娃能行就试试吧。”

我暗暗松了口气。

为了让三合考上,我把自己仅有的几本书都借给他,还利用晚上教他复习。

有时候我累得直打瞌睡,可一想到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考试那天,三合差点没去。

他爹非要他去地里干活,把他的鞋藏了。

我跑到地里,把三合从田间拉了回来,一路推着他去考试。

几个月后,录取结果出来了。

三合考上了初中。

他妈喜得直抹眼泪,可他爹却冷着脸骂:“这下好了,读书费钱,咱家又得穷几年。”

三合听了,低着头不敢吭声。

我看在眼里,心里又恼又疼。

三合上了初中,学习比以前用功多了。

每次周末回村,我都会去看他。

他拉着我说:“老师,我要是能考上师范,就能回来教书,那样您就不用一个人撑着了。”

我听了心里一酸。

这孩子比我还懂事。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我心里说不出的激动。

可三合却偷偷跑来问我:“老师,我也想考,可我能行吗?”

我看着他消瘦的脸,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行不行,得试过才知道。”

那段时间,我们俩成了“备考搭档”。

白天他在家复习,晚上我们就挑灯夜读。

冬天的夜晚冷得人直打哆嗦,我们裹着破棉被,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背公式、记单词。

考试结束后,我心里七上八下,三合却比我还紧张,每天跑到学校门口等结果。

终于,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们俩竟然都考上了同一所师范学校。

三合拿着通知书,眼泪都下来了。

“老师,要不是您,我这辈子真不可能有这一天。”

后来,我们一起离开了村子,成为了师范同学。

毕业后,我回了青岭村的中心小学教书,三合则去了邻村的初中。

再后来,他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前几年,我退休了,回了北京定居。

每年清明,我都会回青岭村看看。

三合总是提前准备好饭菜,拉着我唠一下午。

他说:“老师,当年那支铅笔,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听完,笑着摇摇头。

谁知道呢?

有时候,一件小事,就能改变一个人一辈子。

而我,也不过是个普通的知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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