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巴黎灯火璀璨，一场特殊的晚会却让中国外交官许世英成为焦点。晚宴进入高潮，一群舞者在舞台上大胆演出，许多中国代表团成员惊愕得移开视线，不知所措。

就在此时，许世英却以一种坦然的姿态观看完表演，并在场外接受了一位法国记者的提问：“许先生，您怎么看这场表演？”他是如何到的？为何许世英能在国际场合展示如此智慧的外交风范？

1892年，19岁的许世英以秀才身份步入仕途，被任命为刑部浙江司副主稿，负责起草公文、审核文案。这份工作看似平凡，但在处理大量文件的过程中，他逐渐掌握了清朝法律体系的精髓，并表现出过人的细致与效率。

刑部尚书对他的表现尤为赞赏，短短几年，他就升任主稿，开始独立负责复杂案件的处理。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司法体系中积累的案件更是堆积如山。许世英在案件处理上的冷静与精准，让他在同僚中逐渐脱颖而出。

此后，他被调入巡警总厅，对城市治安、治安案件的调查管理等进行全面规划。当时巡警总厅的工作压力极大，但许世英迅速进入角色，分区域开展治安巡逻，将案件分类，妥善解决了许多社会治安问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战火连天，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被迫逃往西安，在这一时期，许世英因能力出众，被任命协助西安政府处理当地事务。他日夜兼程奔赴西安，负责审理司法案件、维持地方治安。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处理了数千起积压案件，从大案到小案无一遗漏。慈禧回銮途中，沿途经过许多战乱地区，她发现许世英总是随时随地办公，从未懈怠。不论是处理百姓纠纷，还是审理复杂案件，他都做得井井有条。

慈禧对他的勤奋和能力大为赞赏，回到北京后，特意提拔许世英为巡警总厅佥事。这一任命让许世英进一步掌管司法系统的核心事务，成为晚清司法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随着司法体系改革的逐步推进，许世英的才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1910年，清廷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选人名单中，许世英被列为副代表。就在这一年，许世英踏上了远渡重洋的旅程，从刑部的文书处理到国际会议的舞台，他一步步展现了一个晚清外交官的成长与担当。

1910年，许世英随清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会议结束后，为表达对各国代表的欢迎，美方特别安排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其中一场晚宴却成为许世英职业生涯中颇具挑战性的一幕。

晚宴场地华丽非凡，金碧辉煌的大厅中，嘉宾们觥筹交错，气氛热烈。主办方安排了各种表演，从古典乐队到地方歌舞，每一项节目都展现了当地文化的多样性。但在高潮部分，一群盛装舞者登台，表演逐渐从优雅的舞蹈过渡到大胆的脱衣舞。

当音乐节奏加快，舞者动作愈发夸张，观众席中的气氛也逐渐发生变化。对于许世英所在的中国代表团来说，这种场面可谓前所未见。许多同团成员或低头避开，或用手帕掩住脸庞以示回避。然而，身为副代表的许世英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或不安。

他神情自若，目光坦然地注视着台上，显然并未被眼前的情景影响。这场安排显然带有刻意的意味。由于清政府在国际上地位较弱，列强经常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官员。此次宴会的组织者很可能有意安排脱衣舞，试图以此观察中国代表的反应，甚至以尴尬场面为乐。

在这一背景下，许世英的冷静显得尤为重要。表演结束后，许世英如常与其他嘉宾交谈。他既不掩饰自己的文化背景，也没有因眼前的场面而显得拘谨或失态。宴会期间，他的从容与礼貌赢得了部分西方嘉宾的好感，甚至有外国官员主动与他探讨清朝的司法制度改革。

在这种交往中，许世英始终保持得体的言行，为清政府赢得了体面。

在巴黎那场被刻意安排的晚宴上，许世英的冷静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真正考验他的时刻发生在表演结束之后。一位法国记者在人群中穿梭，显然对刚才的舞台表演意犹未尽。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许世英从容不迫的态度，随即抓住机会提问，试图让这位东方外交官在众人面前陷入尴尬。记者的问题并不友好。他直接询问许世英对刚刚脱衣舞表演的看法，言语中透着试探与揶揄。

面对这样的提问，一般人可能会慌乱或者避而不答，但许世英沉着应对，毫无退缩的姿态。在场宾客的注意力迅速被吸引，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众人屏息等待许世英的回应。

这种情况下，他并未选择正面评价表演，也没有表露出丝毫愠色，而是用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化解了难题。

他轻描淡写地回应道："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文化体验。正如中国古语所说，'入乡随俗'。我们来到法国，自然要尊重并了解法国的文化。不过，我必须承认，相比舞台上的表演，我更感兴趣的是法国的司法制度。"

许世英的这句话一出口，现场立刻掀起一阵笑声。记者被这番巧妙的话语怼得无话可说，而在场的法国宾客则报以热烈掌声。这种轻松却不失得体的回答，无疑展现了他的语言艺术和外交智慧。

晚宴结束后，这段对答被当地媒体记录下来，并在次日的报纸上刊登，引起广泛关注。法国舆论对许世英的反应表示赞赏，称他用幽默和优雅化解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尴尬，也体现出一位大国外交官的风范。这次事件，让西方社会对清朝的外交能力有了新的认知。

1936年，中日关系日益紧张，蒋作宾从日本回国后不再返任驻日大使，国民政府一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在这样的局势下，许世英因在奉天任职期间与日本外交人士建立的关系，被临危授命，出任驻日大使。

已经年过六旬的他，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东京。启程前，他赋诗以晏子和蔺相如自喻，表达对国家和外交使命的担当。3月10日，许世英抵达日本后，便拜访了首相官邸，与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面。这是两人自奉天时期后第一次见面，但场面却并不轻松。

许世英在会面中提到国际间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强调“理”才是永恒的根基。这种直率的态度在日本政坛引起了不小震动，广田则试图以叙旧缓和气氛。他巧妙地将矛盾模糊化，称“争执过后，友谊仍在”。

与广田会面十余天后，许世英获准进入皇宫，与天皇进行礼节性的会晤。这场会见显然更具有象征意义。宴席间，天皇特意安排演奏了中国传统乐曲，显示了对许世英的礼遇。餐后，两人移步牡丹厅饮茶。

面对天皇的恭维，许世英并未沉醉于形式上的友好，而是借机提醒天皇，作为一国君主，其每一个决定都会对和平与生命造成深远影响。天皇虽附和其言，但并未作出任何具体表态。同年4月，日本任命友田八郎为外相。许世英与友田原本相识，但这次交涉却异常艰难。

双方的谈判内容从抗共联盟到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涉及多个关键议题。友田坚持将防共作为核心，而许世英则提议以亚洲集体安全为基础，推动中日苏达成和平共识。这一建议得到了南京外交部的支持，但友田明确表示，与苏联签订协议根本不可能，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接下来，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愈加暴露。中国国内对日情绪高涨，成都和北海先后爆发反日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面对川越驻华大使提出的苛刻要求，许世英多次致电南京，报告日本内部风向。

他还致信日本外务省，提出冷静处理危机的重要性，但日本高层并未真正改变其政策。次年3月，许世英因述职返回南京，他在庐山面见蒋介石时直言，局势已经如积薪待焚，外交已无法阻止冲突。此后不久，许世英提出辞任。然而，仅仅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再度奉命前往日本。

1937年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世英再次被任命为驻日大使。他从上海出发前往东京，途经马关时，这片曾见证《马关条约》签订的土地让他感慨万千。

脑海中浮现的是中国近代的屈辱与抗争，他写下一首诗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和决心：“破浪乘风过马关，春帆楼外夕阳殷。天南遗恨今犹在，河北征师不可班。”这首诗体现了他心中的悲壮情怀，也为他此行增添了沉重的使命感。

7月19日，许世英抵达东京后，立即召开记者会。他公开表达对卢沟桥事件的严正立场，重申中国政府坚持不扩大事态、不以战争解决问题的方针。为更直接传递中国的态度，他亲笔书写“悬崖勒马”四个字，并赠予日本记者，意图以这种方式警告日本高层停止侵略行为。

然而，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日本军方的行动愈发强硬。7月底，日本军队占领廊坊，紧接着制造了广安门事件，并轰炸天津。在华北战事全面升级之际，上海淞沪会战也于8月13日打响。面对局势，许世英频繁前往日本外务省，与广田弘毅展开交涉。

他明确提出先停战、后谈判的主张，要求日本撤军以恢复和平，但广田坚持在占领区域“就地交涉”的立场，谈判陷入僵局。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本在华北地区扶植伪政权。东京召开天皇御前会议，正式决定不再承认国民政府，明确以战争解决中日问题。

得知这一决定后，许世英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报告与日本已无和谈可能，请求批准他返回中国。然而，南京方面指示他暂留，以等待德国可能的调停结果。在此期间，伪政权派人与许世英接触，试图劝说他返回北平配合日本，被他严词拒绝。

他向来人表示，中国只有抗战才能胜利，绝不能向侵略者低头。1938年1月10日，德国调停宣告失败，国民政府最终允许许世英返国。他选择在1月20日降下使馆的国旗，结束了他在日本的外交使命。这一天，许世英乘船回国。

他的此次赴日虽然未能扭转局势，但在返程途中，他总结了日本的侵略模式：以军事行动占领土地，以伪政权控制政治，以掠夺资源强化经济，以文化渗透奴化人民。他清晰地指出，日本的军事侵略与法西斯化的结合，是其扩张政策的核心。

回国后，许世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全国的赈济工作。他的外交生涯虽已告一段落，但他对国家的热爱与责任始终未曾改变。许世英的分析和行动，为后人提供了理解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成为那段历史中坚定爱国情怀的象征。

七七事变前后的许世英

辛亥革命网 2013-09-05 00:00 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陈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