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最终惨遭扣押，软禁半生。

在军法会审时，审判长李烈钧就曾询问张学良：

“你胁迫统帅这件事，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策划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之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能够指示的？”

事后，李烈钧曾评价张学良：

“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作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兵谏。又敢为常人所不能为，亲自送蒋回南京，属实令人钦佩。

既然如此，由老帅张作霖亲手带出来的20万东北军得知少帅被软禁后，为何在西安无动于衷。

按理说，东北军大都是跟随少帅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而在当初张学良欲前往南京之时，其中不少将领也都表示反对。

可是，当少帅真正被囚禁时，将近20万的东北军将士，却没有一人前去营救。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东北军内部难道真的没有做出行动吗？

要弄清楚奉军的内部情况，还得从老帅张作霖那时讲起。

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东北军虽然看上去统一，实际并非如此。地域界限是一方面，派别差异又是一方面。”

其实这话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张作霖不同于北洋那些出身高贵的军阀，他是保安团出身，其实和土匪没太大区别。

或许也是这般缘故，老张非常注重发展教育，给他手底下的“文官”待遇也非常之好。

在《少帅》中有这样一幕：张学铭抱怨为何自己只能吃“粗粮”。

“那些文官为啥能吃细粮，我也要吃。”

结果老张反手就给他了个大嘴巴子。

自然而然，张作霖手底下也吸纳了众多得力干将，如一直不对付的杨宇霆和郭松龄。

而如果研究奉军最初内部派系的话，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派。

第一派就是“元老派”，大多是跟随老帅白手起家的那群“结拜兄弟”，诸如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人。

这些人虽然资历老，威望高，但是能力终究有限。

第二派就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

士官派的许多人都是杨宇霆向老张推荐的士官生，大多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比于元老派属实进步许多。

杨宇霆更是号称“小诸葛”，历任奉军参谋长、司令部总参议等重要职位，是张作霖尤为倚重的左膀右臂。

他在协助张作霖统一东北后，还曾两次代表张作霖参加督军团会议，足见老张对他的重用。

而在杨宇霆刚刚上任后，就联合自己的老同学徐树铮，给老张送了件大礼。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秦皇岛劫械案”。

张作霖用“忽悠”来的这批军火迅速武装奉军，直接扩备七个混成旅，大大提高奉军的实力。

而在那个军阀混战时期，奉军更是唯一一支同时拥有海陆空三军的部队。

不过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冲击了士官派“一家独大”的局面。

那就是郭松龄，陆军大学高材生，张学良后来的老师。

因此，以郭松龄、张学良为首的第三派出现，被称为“陆大派”。

这一派的成员大多是毕业于陆军大学、保定军校以及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是受到清末军事教育体制成长起来的一批军人。

但陆大派却深受士官派排挤。

久而久之，双方围绕各自利益难免展开争斗。只不过这种争斗大多都是“暗流涌动”的。

虽说士官派掌握着奉军的指挥中枢，但实际上的兵权却掌握在旅、团及其以下的军官手中，也就是陆大派中。

如此看来，三派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只不过在老帅在世时，其表现得并不强烈。

我们知道，大部分军阀的背后都有列强这座靠山，盘踞在东三省的张作霖也不例外。

只不过老帅是出了名的“老油条”，虽然和日本走得近，却也让日本人吃了不少哑巴亏。

起初，日本想凭借东北这块“跳板”，实现其“早有预谋”的侵华计划，但无奈数次被老张带进沟里。

对此，1916年，日本人还对张作霖进行过一次暗杀，时间还是选择在大小姐张首芳出嫁当日。

可老帅不但安全脱身，还及时现身在女儿婚礼上。

于是，在1928年，日本人又谋划了一场刺杀，制造“皇姑屯事件”。这一次，老帅没能躲过劫难。

但其实，“皇姑屯事件”的爆发，还和一个人有着间接关系。

此人就是郭松龄。

当初，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的“论功行赏”而起兵反奉，虽然最终老郭时运不济，兵败身死。

但他的骤然倒戈打乱老帅的原定计划，张作霖不得已只能请日军出兵平定。

不过没想到的是，老张很快就反悔了。他公然撕毁和日本人签订的合约，耍起了赖。

这可给日本人气得不轻。于是对方直接将张作霖暗杀在回奉的路途中。

当然，关于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为何把江苏督办的职位给杨宇霆，而非郭松龄这件事。

有观点表示，这是张作霖在有意压制郭松龄，以防将来儿子接班后被牵着鼻子走。

但郭松龄被杀，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却处处受到杨宇霆掣肘。

长此以往，张学良憋屈得很，却又显得有些孤立无援。

于是在1929年1月10日晚，“杨常事变”爆发，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处死于大帅府老虎厅。

接连失去两大谋士，这对刚刚接手奉军基业的少帅来说又究竟是好是坏？

很多人都说，如果当初杨宇霆还在，那么即使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也不会沦陷得如此之快。

而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完成“东北易帜”，并即将对东北军内部进行一次大动作，整训军队。

一方面，成立诸如抗日同志会等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秘密组织。

另一方面，少帅对东北军全军进行人事调动，用大批青年军官替换此前的老年军官。

虽说少帅这顿操作确实对东北军的发展起到一定良好效益，但这也进一步激化了少壮派和元老派的矛盾。

而通过本次整训成长起来的少壮派，更是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就是否解救张学良而引起的轰动，埋下了伏笔。

老帅那个时期，奉军各派系间就彼此矛盾，相互争斗。

少帅接手东北军后，曾经以王以哲等老将为代表的“少壮派”，现如今已经可以称为“元老派”。

而以孙铭九为代表的这些小辈，也由于张学良的提拔和重用，逐渐成了新的“少壮派”。

开头提到，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难道东北军就真的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吗？

其实是有的，此事件围绕“少壮派”与“元老派”展开，且愈演愈烈。

话说南京方面扣押张学良之后，就命令中央军大举进攻西安。

老蒋这般不地道的做法引起不少人不满，如此一来岂不是又要激起内战？

对此，杨虎城联合周恩来共同发表谴蒋通电，并命令东北军和17路军严阵以待，准备迎敌。

其实蒋介石这样做已经是公然违背当初的约定，如果他不及时收手，舆论浪潮将会压倒式地向他扑来。

或许是有所察觉，抑或早有预谋，老蒋转而向西安方面发送了两个和平解决的方案：

方案一，17路军仍归杨虎城指挥，原地不动，东北军大部分调往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方案二，17路军全部调往甘肃，东北军调往河南、湖北两地，并调任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兼17路军总指挥。

经过一番商讨，周恩来和杨虎城表示可以接受甲案，也就是方案一。但前提是需要他们释放张学良回陕西。

老蒋自然不乐意，当即回信：

“释放张学良为不可能之要求。”

于是在1937年1月21日，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做出让步，接受甲案。

虽然当初张学良在临走之际，就指定于学忠作为东北军最高负责人，代理军中事务。

可由于他本人并非东北人，原先也一直是在吴佩孚所部，因此在东北军的根基尚浅。

反倒是此时的王以哲，在郭松龄和杨宇霆纷纷被杀后，他作为“元老派”的中心人物，说话倒是有着绝对的分量。

所以在少帅被留在南京后，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元老派”几乎掌握了军中实权。

所以少壮派认为，元老派接受甲案，就意味着接受和平解决，放弃拯救张学良。

对此，“少壮派”第一个站出来：

“我们反对。”

双方既然意见存在分歧，那就请出个中间人来调和一下吧。于学忠紧急赶赴西安。

但最终的结果没有改变，无论元老派说啥，老于都是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少壮派怒不可遏：

“少帅待你不薄，你却如此忘恩负义。”

于学忠哑口无言，却也只能频频点头。

虽然“元老派”这么处理，确实对维护西安事变成果，阻止内战爆发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他们没有考虑到一点。

那就是东北军将士们的心理波动。

当听闻王以哲宣告接受甲案时，东北军很多将士们不禁声泪俱下，要誓死拥护少帅回归。

“少壮派”也纷纷恳求王以哲，询问这件事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却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

“元老派”这般行为引起众人的不满，孙铭九等人逐渐对其起了猜疑之心。

难不成王以哲他们这样做，是想独霸东北军？

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

紧接着，二二事变爆发。

孙铭九等一行人闯进病重在床的王以哲家中，将其乱枪打死。

同时被杀的还有“西北剿总”参谋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以及一名少将副官。

而“少壮派”之所以选择走此险径，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除掉王以哲，就可掌握军中实权，进而达到自己拯救少帅的目的。

但他们想错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进行发展。

如果说当初士官派和陆大派没有彻底闹翻脸，是因为老帅的牵制。

那么如今少壮派和元老派没有闹到台面上，是因为少帅还在位。

但是，自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军心动荡，众多高级将领中却没一人能站出来执掌大局。

而当少壮派杀掉王以哲后，事态也没能按他们最初所预想的那样去发展。

尚在一线作战的刘多荃得知“二二事变”的消息后，气愤不已，立即率领大军杀回西安，要为大哥报仇。

早有预谋的诸如沈克、檀自新这些中高级将领，也趁着军中混乱，纷纷卷铺盖投奔老蒋。

前有大军压境，后又将领背离，少壮派发现局面已经发展到自己难以掌控的地步，于是便推出于学忠来主持大局。

但是老于的表现属实不咋地。

最后还是周恩来和杨虎城出面，以处死当时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为代价，才缓和了这件事。

那么，你说东北军当时究竟想不想拯救少帅？

其实，无论是少壮派，还是元老派，都是想的。

少壮派且不必说，可元老派不是反对拯救张学良吗？

其实，当初元老派的既定策略是先行稳住蒋介石的势力，进而达到中央军撤兵的目的，所以他们选择和平解决。

因为他们猜测蒋暂时不会处死张学良，因此更应保存自身实力，这样才能为日后拯救少帅做准备。

但也不排除他们是有私心的。

也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想法上有所保留，导致其没能及时做好东北军内部的动员工作，才引来了杀身之祸。

虽然我们常说，奉军中大多都是曾跟着老帅在白山黑水中斡旋，一步一步打下奉系江山的老弟兄们。

但究其根本，它作为军阀集团的性质是难以改变的，“兵为将有”的内部特征是难以磨灭的。

这种特点就使得军队在老帅掌权时还好，因为张作霖左右逢源，懂得牵制。

到了少帅手中也还凑合，因为各级将领对张学良还算忠诚。

可恰恰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东北军一旦失去张家父子的统领，那么曾经所谓的“父老乡亲”，甚至说基于土地的乡亲情结，在这一刻全都烟消云散。

更何况后期的东北军中，还有许多将领并非出身东北。

士兵们跟着将领干，将领又不想好好干，甚至有的想投敌，有的想退缩，都在各自谋划着各自的出路。

试问，这样的军队为何不会分崩离析？

比如闹着要杀回西安的刘多荃。西安事变后，他就曾多次与中央军秘密接触，考虑自己退路。

还有很多东北军高级将领纷纷接受南京方面伸来的“橄榄枝”，大大破坏东北军团结。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东北军内部将士们的意识觉悟是不同的。

我们常说，东北军就像一群“绿林好汉”，有着极其浓厚的侠义之风。

这种风气一方面受到地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少帅的极力熏陶。

张学良接手奉军后，其爱国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北军的发展。军中逐渐涌现出一批爱国将领，但这终究不是全部。

前文提到，旧社会下的军阀性质，使得东北军在失去张学良这一统帅后，大部分人优先考虑的，并非怎样去“抗日”，而是去考虑自己所处在的集团利益该何去何从。

再者，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达成的“三位一体”共识也在张学良被扣押后，逐渐呈现分裂之势。

当初，东北军能够选择加入“三位一体”格局，是本着两个原因的。

其一，保存东北军内部实力。其二，才是合作抗日。

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发现自己连最高统帅都不在了，兄弟们怎样生存都成问题，还谈什么“三位一体”！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远在南京的张学良也逐渐对“三位一体”失去信心。他担心老蒋会“狗急跳墙”，置东北军于水火之中。

最后，就是南京方面的有意分化。只能说老蒋布了一盘大棋，还赢得很漂亮。

蒋介石表示：

“解决西北问题，要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

他一方面派遣中央军给前线的东北军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则果断抓住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逐步分化其内部小团体，引诱大批中高级将领投靠南京。

“如此前后策应，刚柔并济，乃易达此目的。”

可见，老蒋就是抓住了东北军内部的致命弱点。

而其实，延安方面也曾指出：

“东北军是有转变为抗日军队的可能的统治阶级的雇佣的军队。”

因此，张学良在被南京方面扣押后，他的结局就已然注定。

东北军并不是不想救，只是其在失去张学良的统领后，压制已久的内部矛盾在极短时间内迸发出来。

主观条件的阻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他们自己都乱了阵脚，又怎么去团结起来，拯救少帅呢？

而遭到审判的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的发言，全然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也无需辩解。由此，足见此时他就已经做好接受最坏结果的打算了。

回过头来，二二事变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东北军的分崩离析，对抗日大局来说，也是有利有弊。

这一事件过后，全国人民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浪潮中，在中国大地上书写一段又一段的革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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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

参考资料：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 凤凰网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 凤凰网

《东北军的内争与西安事变：以少壮派为中心》 王春林

《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述论》 刘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