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笔下大多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物，人生于他们就是一个过场，没有任何令人震撼之处。

这是特立尼达的江湖，男人们兴高采烈地打女人、进监狱，女人们怒气冲天地吵架、私奔。人们对欲望的信仰，全都来自生活的压力。假如他们白天笑了一整天，夜晚一定会在哭泣。

我总觉得，在《米格尔街》这本书里，男人都像是醉醺醺的阿Q，女人都像是气呼呼的祥林嫂。

V.S.奈保尔（V.S.Naipaul），英国著名作家，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著有《米格尔街》《斯通先生与骑士伙伴》《自由国度》《河湾》“印度三部曲”《非洲的假面剧》等。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撰文 | 景凯旋

《米格尔街》，作者：V.S.奈保尔，译者：张琪，版本：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3年7月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

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他的家族属于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庭，19世纪末作为契约移民来到这个岛国， 奈保尔少年时生活在首都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那儿杂居着印度人、穆斯林，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和华人。奈保尔还记得，他小时候来到米格尔街，第一次出门就迷了路，母亲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受到父亲的影响，奈保尔从小就想成为一名作家，不过这是一条艰辛的路，他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怎么写，枯燥乏味的童年生活里没有传奇。多年以后，经历了多次失败，他在伦敦的一个房间里，在老式打字机上打出第一行字：“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这就是奈保尔首个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中第一个故事的开头。“每天早上”这个句子为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不是“一天”，而是“每天”，就是说，他描写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生活。在这个熟人社会，人人互相认识，没有私密可言。对于小地方走出来的作家，故乡从来都不值得留恋，闭塞、沉闷、愚昧，所以他们长大后都会远走高飞，但故乡却非常值得描写，因为它的闭塞、沉闷、愚昧，在小说史上已经成了某种审美范式。

奈保尔的父亲，对其写作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是从一个孩子的眼光去观察米格尔街的，在我们的回忆中，少年时代的环境似乎都很大很大，其实它很小很小，小到一条街常常就是一个世界。

“鲍嘉总会在床上翻个身，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有什么事吗，哈特？’”鲍嘉是个单身汉，没有工作，因为整天无所事事，大伙儿都喜欢跟他玩，他常常蹲在人行道边，在地上画圆圈，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给周围人带来快乐。有一天，鲍嘉突然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的房间成了大伙打牌、喝酒的地方。

几个月后，鲍嘉回来了，将躺在他床上的朋友赶走，一连睡了几个小时。原来他去了英属圭亚那，向巴西走私物品，还开了一家红火的妓院。结果，收他贿赂的警察背信弃义，将他抓进监狱。他对伙伴们说：“那地方可高级了，没有乞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打那以后，鲍嘉变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人，酗酒、打牌的、赌博，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嘴里叼着根香烟，朝走在街上的女孩骂脏话。

他不断地离开米格尔街，有时说去上个厕所就消失了，然后几个月后又突然回来。最后一次，警察找上了门，他因重婚罪而遭到指控，根据哈特打听到的内幕，鲍嘉离开妻子后，又找了个姑娘，生了个孩子，只好和她结婚。至于他为什么又回到米格尔街，哈特说：“为了做条汉子，和咱哥们在一起。”

在米格尔街，人们佩服的正是敢做敢当的汉子。木匠波普整天锯呀、刨呀，可他唯一的制作就是后院里的小工棚。他的妻子给一个大户人家当厨娘，有一天突然跟那户人家的园丁私奔了。他开始酗酒，成了受大伙欢迎的人，哈特说：“他是条好汉，和我们一样。”大伙聚在他的小工棚里，谈板球、足球和电影。波普变得勤快起来，把自家的房子粉刷一新，他的妻子又回来了，这让大伙有点儿丧气，感到自己的同情心受了嘲弄。

波普重新赢得大伙的尊敬是由于他突然坐牢，原来他装修房子的材料都是偷来的，作者回忆道：“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波普，他是条真正的男子汉”。从监牢里回来后，波普更是成了英雄，但他从此开始认真干活，混得比所有人都好，这让少年奈保尔感到伤心，他觉得波普变了，变得毫无趣味。

什么是奈保尔的兴趣点呢？作者描写少年时的街坊熟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我本期待着作者像马尔克斯、略萨那样，深入中北美洲的历史，描写那儿古老的神话、荒诞和魔幻，可在奈保尔笔下，既没有移民的家族史，也没有久远的习俗，甚至没有加勒比海的阳光和风浪，只有一篇故事写到大海，爱德华带着大伙去海边捉螃蟹，夜里高一脚低一脚，作者只写了一句：“一阵微风从大海那边吹来，到处都弥漫着海水的陈腐气味。”

《奈保尔家书》，作者：V.S.奈保尔，译者：冯舒奕 吴晟，版本：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9年9月

他们都是生活的失败者

这部小说集的十七篇故事都发生在街上，作者是从孩子的眼里观察人，有一种小混混的视角，放大了轻松的效果。其中《曼曼》一篇，因为疯子言行而显得神奇，曼曼总是蹲在街上写字，夜里把狗屎涂在别人屋里，后来他的狗死了，他蓄起胡子，穿上白色长袍，开始在街上布道：“快听上帝的话吧，现在还来得及。”最后，他宣称要像救世主一样上十字架，女人们于是哭着用石头砸他，疼得他破口大骂，警察来把他抓走，永远监禁了起来。

疯子曼曼的故事毕竟荒诞不经，他声称上帝让他看到了丈夫吃妻子，父亲吃儿子。不过，曼曼倒也说出了生活的真实，米格尔街的男人们似乎都没有正经的活路，个个游手好闲，脾气暴躁，还特别骄傲和夸耀。但是，他们都有某个执念。一心想卖出自制花炮的摩根，喜欢把新车拆了重修的巴库，每当失意时就把自己的女人往死里打。巴库揍老婆时用的是一根板球棒，“最奇怪的是，负责保养这根板球棒的是巴库太太本人。博伊曾多次去借这根球棒，巴库太太都没答应。”

米格尔街的女人就是这么的坚忍，她们对于生孩子乐此不疲，不停地生养仿佛是她们唯一的乐趣，跟七个男人生了八个孩子的劳拉，在人面前永远是快乐的，她把自己的男人一个个赶走，靠卖淫来养活一大堆孩子，但女儿罗娜未婚生下孩子却让她感到痛苦万分，哭得撕心裂肺。听到罗娜投海自尽的消息，劳拉只是说：“这样好，这样好。这样更好。”在米格尔街，每天都有人生，有人死，这就是生活。

1945 年，印度妇女在特立尼达西班牙港购物。

在女人眼里，男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赫瑞拉太太无法忍受医生丈夫的洁净，跟酒鬼托尼私奔到米格尔街，但她最终还是受不了托尼的粗暴，又回到医生丈夫身边。爱德华从外面带回的妻子生不出孩子，让他成了当地小混混的笑柄，终于有一天，他的妻子跟一个美国人跑了。很久之后，有人看到赫瑞拉太太坐在花园里看报，爱德华的老婆也给美国佬生了个孩子，而托尼和爱德华最后也都离开了米格尔街。

无论男女，他们其实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乔治的儿子伊莱亚斯不像他那暴虐的父亲，他特别爱干净，滴酒不沾，他瞧不起每天鬼混的街头小伙伴，一心想当上医生，成为上等人，但每次考试他都没通过，他说：“在特立尼达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请人剪个脚指甲也要行贿。”伊莱亚斯最后当上了一个清洁马车夫，并且很满意这工作。

真正与众不同的人是住在邻街的B.华兹华斯，据他说，他是一个诗人，因而他做每件事都像是在参加一个仪式。有时，他会带着少年奈保尔去港口，坐在防波堤上，看轮船驶入港口，黑夜降临，船只逐渐点亮灯火。有时，他们会去公园散步，躺在䓍地上看猎户星座，他说：“现在，让我们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我要你想想，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他告诉奈保尔一个秘密，他正在写一首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每个月写一行，上个月的诗句是：“往昔是幽深的”。

这首最伟大的诗歌一直没写出来。他的少年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小床上，苍老而虚弱。他告诉少年，所有关于写诗的事都是他编造的。我发现，只有写到B.华兹华斯时，奈保尔才会带着诗意描写他的居住环境，“他住在阿尔贝托街正中心的一座单间小屋里，院子里郁郁葱葱，有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一棵椰子树和一棵李子树。”一年以后，诗人的屋子被推倒了，原址上建起了一栋两层的楼房。

“往昔是幽深的”，这句诗就像是作者对少年时代的一个告别，而这告别是由那个每天早上问候鲍嘉的哈特来完成的。他被少年奈保尔视作哲学家，在书中常常充当一个评判者的角色，比如他评论摩根：“一个人开始嘲笑自己一直在奋斗的东西，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说到劳拉的遭遇，他说：“生活真他妈的活见鬼。你明知道麻烦要来了，可他妈的什么事也做不了。你只能坐下来，望着等着。”

哈特喜欢跟孩子们玩，喜欢吹牛皮，他把两个外甥说成是自己的私生子，整天打架、赌博和酗酒，在街头小混混的眼里，哈特是个真正的汉子，弟弟爱德华的结婚让他伤心，当爱德华妻子私奔后，他简直难掩喜悦，而爱德华去了别处又令他伤心。他说：“所有的人，一旦成年就甩头走了。”

可是，当哈特有一天将姑娘多莉带回家时，少年的作者感到了深深的失落，因为哈特现在也成了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尽管哈特装作一切都没发生，仍然常在街头胡侃。这段婚姻没有结果，多莉也跟别的男人跑了，还带走了哈特送她的全部礼物。哈特找到多莉，打伤了她，被判了四年刑，大伙还去监狱探望过他。那座监狱坐落在一个岛上，上面有许多整齐的粉红房子。对于少年奈保尔来说：“自从哈特进了监狱，有一部分的我也随着消亡了。”他已经成年，该远走高飞了。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作者：V.S.奈保尔，译者：余珺珉，版本：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9年10月

仍然相信人性的存在

除了B.华兹华斯的故事像是欧·亨利忧伤的小说，奈保尔笔下大多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物，人生于他们就是一个过场，没有任何令人震撼之处。这是特立尼达的江湖，男人们兴高采烈地打女人、进监狱，女人们怒气冲天地吵架、私奔。人们对欲望的信仰，全都来自生活的压力。假如他们白天笑了一整天，夜晚一定会在哭泣。我总觉得，在这本书里，男人都像是醉醺醺的阿Q，女人都像是气呼呼的祥林嫂。

喜欢这种平淡而写实的风格，尽管这可能算不上奈保尔最好的小说。这部作品，按照奈保尔的说法，“在很短的篇幅里，它创造了一幅风景画，并使其中住满了人。”奈保尔把那些杂乱无序的日子，那些没有明显特征的事物，轻描淡写地讲出来，就像用手轻轻接住秋天枯黄的落叶，给读者看人们在街道上的本来样子。

这部小说简化了一切，略去了地域、历史和种族，甚至略去了人物的内心，而是聚焦在人物个性，这手法在今天似乎已显得过时，但或许这恰恰是小说吸引人的地方，通过人物性格发现事物中可笑和可悲的特质。它证明了我一直以来就有的感觉，小说的盛世是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时期，而不是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时期。

对此，米沃什曾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不再确信人性的存在，证据就是，相对于十九世纪作家笔下那些经典的人物，味同嚼蜡的当代小说中再也没有鲜活的形象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

奈保尔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正在转化的前现代，他仍然相信人性的存在。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景凯旋；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