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先是有恶犬咬伤女童的事件，之后，多地发起了抓狗、打狗的行动。当遛狗不牵绳、恶犬伤人与捕杀动物纠缠在一起，争议也就越来越多，剪不断理还乱。但与人类的权益相比，动物权益的确处于劣势。当然，保护动物的同时也要保证人类的安全和利益。文明养犬，禁止动物伤人也是我们讨论此问题的前提。
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打狗”相关的新闻出现。动物保护总会伴随着诸多偶然事件的发生而断断续续地浮现，但这里被关注的“动物”则往往局限在各类宠物中，由于它们与人类所产生的亲密关系，而使其渐渐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与情感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存在，所以对其权益和保护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条狗的使命》电影剧照。
除了宠物之外，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与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动物，它们一类如家禽和奶牛这般作为人类饲养与消费的食材，另一类则是相较前者而远离人类生活的野生动物（如今许多野生动物也都被人类保护性地“豢养”在各类动物园中）。而对于这两类动物权益的关注与保护则大都微乎其微，稀有的野生动物虽然受到各国政府的政策保护，但这从反面也透露出它们的危机处境恰恰是人类不断地扩张与掠夺所造成的。
对于作为人类食材的动物，它们几乎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不可见且理所当然的被消费的处境中，而人类对此也似乎从不会产生任何在道德与情感上的痛苦。在“打狗”事件已趋缓和的当下，或许更适合跟大家聊一聊为何此类事件反复出现？此外，在猫狗等伴侣动物之外，其他动物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撰文｜重木
宠物之外，
其他动物的权利被忽视了
经典作品《动物解放》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书中彼得·辛格便对何谓“动物解放”、为什么要保障动物的权益以及人们对此可能产生的诸多误解与扭曲进行了详尽且逻辑缜密的分析。他首先强调的便是关注动物权益与为动物解放而奋斗的人并不仅仅只是因为“爱好”动物，而是“要求人们把动物作为独立的有情生命来看待，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满足人类目的的工具”。
爱好宠物而为其争取权益与保障在辛格看来并未真正地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并且这往往会使得他们所关注的动物大都十分有限，只有那些能够为人类提供陪伴与情感价值的动物才会进入宠物爱好者的眼中，另一些动物则被忽视。除此之外，作为宠物爱好者所关注的动物权益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作为宠物的动物是否被当做一个独立的有情生命看待也会直接影响到它们主人对于动物解放的理解。
《流浪猫鲍勃》电影剧照。
种族和性别不应该成为特定人群被不平等对待的理由，“他们是什么人，或者他们可能具有什么能力”都不在平等原则考量的范围内，我们对他者的关怀和利益考虑主要依据于平等原则作为一种“对待人的规定”，在考虑生命个体的利益时，不管这些利益是什么，按平等原则必须把基本要素扩大到所有的生命个体，无论是黑人或白人，男人或女人，还是人或非人类动物。
在这样一种作为规定性的平等原则下，所有“生命个体”都必须受到平等的考量和对待，虽然他们会因其具体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平等模式。辛格经常把物种与种族、性别放在一起比较，即作为一种生物必然性它自始至终都不应该成为被区别对待的主要因素，并且在这个地球上，并不仅仅只有人类才是“生命”，诸多动物同样是“生命”，因此它们应该获得相同的伦理关照与保护。
《地球改变之年》剧照。
在这里，辛格突破了宠物爱好者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把动物置于与人类共同作为“生命”的独立个体/群体位置上予以思考其正当的权益和保障。与此同时，辛格还借助边沁的观点，把“生命”界定为具有“感受”能力的存在——无论是感知痛苦还是快乐——而非传统理性主义者们所强调的“理性”或言说能力。无论是边沁还是辛格，他们都把“感受痛苦的能力作为平等考虑一个生命个体的权利的至要特征”，这一点不仅仅为动物的权益保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当下的人类而言同样举足轻重。
保护动物会威胁到人类利益吗？
就如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脆弱不安的生命》所指出的，何谓“人”、哪些人与群体能够被怜悯与哀悼都具有着严格的界限与规定，“人”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动物”与“人”，前者所指的恰恰就是“人以外的生物”，通过在人与动物之间划界一方面暗示人并不是动物，另一方面则把动物贬低为一种比人低等的存在。而在人类内部，种族、性别与国族等差异同样建构起了一套严密的“人”之等级化，并由此遭遇着不同的对待，更别提平等于此中的碰壁。这一区分与划界的认识论既塑造着人与动物的区隔，也决定了人类内部的残忍相向。
曾经被认为是人之“灵”的理性能力在此也成为如何更好地算计与攻击他者的工具，而与平等原则背道而驰。理性并非是具体“生命”的必要条件，所以边沁和辛格才指出只有“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不仅是一个生命个体具有的利益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要条件，最起码的利益就是不受痛苦”。因此，给他人造成伤害与痛苦——无论是个体之间的侵犯还是一个国家（民族）对另一个国家（民族）的攻击——不仅会对平等原则造成破坏，而且造成了对生命的普遍蔑视。
《脆弱不安的生命》，作者: [美] 朱迪斯·巴特勒，译者: 何磊 / 赵英男，版本: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
辛格把动物称作“有情生命”，因此原本被认为仅仅适用于人类——准确地说是一部分人类，因为有许多人还不是“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也必须要扩大到动物群体之中。由此辛格为动物保护和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和“解放”之间还存在微妙的差异）奠定了强势的伦理基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突破传统人类对动物“保护”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或所谓的“人类优先”主义。他认为这是唤起大众关心动物最难克服的一个原因，似乎一旦把过多的精力用在动物保护与解放上，就会威胁到人类的权益和保障，这一观点虽然肤浅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作为既得利益者——如蓄奴的白人种植园主或男人们——当他们在面对黑人解放与女权运动时，往往会利用这一逻辑来转移焦点从而塑造一种普遍的权利被侵犯的焦虑，这种视线与逻辑上的有意混淆往往是既得利益者们用来巩固自身特权的有力手段。
维护动物权益就会威胁到人类权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所威胁的恰恰是人类利用其暴力和武力所掠夺的不义之财，就如白人种植园主的蓄奴，男人把女人当做自己的私人财产。“人类优先”主义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它自始至终都贯穿于现代社会——尤其是特权者们——的认识论中，对外是否定动物的权益，对内则是剥削和压迫那些还不够“人类”的群体与种族，在当下的巴以冲突中，他们都把彼此当作是敌人，而非有感受痛苦能力的生命，因此他们只想不断地增加对方的痛苦且除之而后快，因为在他们眼中，对方都不是“人类”——与自己一样的存在。
纪录片《大象》剧照。
“与自己一样”导致人类鼠目寸光而忽视了生命本身的多样化，相似性往往依赖于表面的特征或是一种回溯性的想象与建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动物往往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种群上的他者；二是人类自身的阴影，即那条似乎永远无法割掉的“动物”尾巴。前者让人类脱离于动物，而成为一种新的、更加高等的存在，而后者则不断地提醒着人类他们的出身与来源，以及他们与动物在生物领域内的诸多相似性。
因此在许多文化中，理性、勇气与创造都属于人类的心灵与精神，而感性、脆弱与残暴这些被看作消极的特征则被认为是人类身上所遗留的植物性（女人被认为与植物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兽性”，并且在某些时期，人类也通过提倡兽性（如“狼性精神”）来进行批判或破坏……
作为食物与资源的动物？
人类利用、使用和食用各类动物，把它们如白人种植园主蓄奴般占为己有且肆意妄为，养殖场以一种宣称科学且极具效率的方式养殖禽类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实则却是为了效率而完全忽视了养殖的环境。这些禽类与牛羊等哺乳类动物的生存环境与当年黑奴生活状况十分相似，而黑奴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动物，因此不适用所谓“文明人”的伦理与平等原则；养殖场的逻辑与之相似，因为是动物，所以它们不需要舒适的笼子和活动空间……
但占有者们都忘了，无论是黑奴还是动物，他们都是能够感受到痛苦的生命，而对这些生命肆意地增加其痛苦和不幸，不仅在道德上是堕落的，而且违背了他们自己所依赖的平等原则。如果否定了非人类动物具有平等考虑利益的权利，则人类的平等也将失去了逻辑的根据。
纪录片《大象》剧照。
正是在这一伦理原则基础上，西方动物保护运动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如欧洲出台相关规定改善养殖动物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工厂化饲养只注重效率而有意对养殖动物进行虐待与剥削等问题进行反思和处理。然而伴随着工厂化饲养被冠以一种科学养殖的名头而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养殖业中时，辛格所担心的情况再次出现。在其为《动物解放》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中，他便指出伴随着“工业化饲养方法传播到亚洲，生产动物性食品供那里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食用，只能使这个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工业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不仅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其津津乐道的高效率神话也被戳破，反而往往会造成“食物价值浪费90%”的问题。
除此之外，西方式饮食习惯对于曾经遭到殖民与压迫的亚洲诸国而言，不仅被想象成是塑造健康的、强壮的西方人的主要原因，而且也被置入“文明与野蛮”的框架中，因此像日本与中国，在20世纪早期都曾经历过一段时间改变饮食习惯与结构的日常运动。然而当西方人渐渐意识到食用过多的肉、蛋和乳制品对健康可能产生许多负面影响而开始改变饮食结构时，诸如日本和中国则在这方面不断增加着肉食消费……
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但就如《动物解放》的译者前言中所引用的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发布的《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中指出的，摄入过多的动物脂肪往往不利于健康，并且会导致如“肥胖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发病率升高”，而素食提倡也并非什么布尔乔亚的小资情调，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生命与坏境关怀。
纪录片《大象》剧照。
有情存在：走出人类中心
无论如何，人类与动物都共同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共同组成生机勃勃的生命共同体，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人类因其进化及其文明而获得的特权使得他们能够肆意地凌驾于所有动物之上，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捕获它们为己所用……这一模式我们难道不熟悉吗？它不是同样不断地发生在我们人类世界的内部吗？
在动物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所以它们非我族类；而在人类内部，同样有许多与我们不一样的其他人，两者之间却依旧并未因为都是“人”而放过彼此，反而更加暴力和肆意，所以差异不在于物种，而在于人类——或某些人类——为了谋取和巩固自身的特权而不断生产出的“他者”，他们往往被认为是缺乏感受性（sentience）的、非文明的，因而并非如我们一般同样是脆弱不安的，因此他们可以被肆意地占有、剥削和暴力相向，他们是阿甘本所谓的“牲人”，是动物。
《翻转动物园》剧照。
或许也正因此，在近代人类历史中的反对种族剥削和歧视以及妇女运动的参与者们也大都十分关注动物权益。辛格也发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同时又伴有物种歧视的情况也很普遍，从而为这三者的平行关系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证明”。正所谓“Same Struggle，Same Fight”（同样的挣扎，同样的战斗），在人类内部的等级划分往往渗透着鲜明的动物隐喻，由此也暴露出人类自始至终对于动物权益及其平等权的剥夺，并非因为人类聪明、理性与能够言说，而仅仅是处于对自身特权的执迷。
而各种各样的动物，自始至终也都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人类的玩物或可供消费与食用的物品，因为它们同样是有情生命，是有感受性的存在，只为这一点，它们就应该拥有被平等地考虑和关怀的权利，而“对不同的生命作平等的考虑，也可以导致不同的对待和不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属于动物的那份关照与权利，并且不再只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是对具体的、真实的有情生命的尊重。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重木；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题图为《一条狗的使命》电影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