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战役中俘虏一名特殊的国军中将，此人名叫陈颐鼎，是国军整编第70师师长。

陈颐鼎觉得自己这样大的官，一定会被枪毙，后悔没有在玉米地里拔枪自戕。在被关押期间，他几次想上吊自杀，无奈解放军看管得太严，一直没有机会。

一天，一名解放军干部进来告诉他：“刘伯承司令员要见你。”

陈颐鼎一时间摸不透原因，心里非常忐忑。当被人领进一个四合院时，看到屋内居然摆着一桌丰盛的酒菜。他心想，这不会是最后一餐了吧？腿不由得发软。

这时背后传出一句四川口音：“陈将军，受惊啦！”

陈颐鼎转身一看正是刘伯承，诚惶诚恐地回答：“不敢当，不敢当！”看到刘伯承一脸醇厚的笑容，他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刘伯承请陈颐鼎入座，与他畅谈两次国共合作和战争的局势，敬重有加。让陈颐鼎再一次意外的是，酒席后他并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被安排与刘伯承住在同一个四合院内。

刘伯承不仅没为难陈颐鼎，还把他奉为座上宾，这是为何呢？

陈颐鼎与妻子

陈颐鼎是江苏宿迁人，在上海政法大学读书时受校长劝导南下考入黄埔第三期。淞沪会战初期担任国军第87师512团上校团长，这是当时国军最精锐的部队。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上海挑起虹桥机场事件。张治中建议老蒋先发制人，派精锐部队清除上海日军，以便专心应付华北战事。

国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德国顾问帮张治中制定了一个“铁拳计划”。即组织两个精锐突击队，向敌人腰部出击，将其斩断，使其首尾不能呼应，抵抗自然瓦解。

陈颐鼎的512团便是突击队之一，他们携带两天干粮向日军心脏地带突击。遇到敌人火力封锁时，就穿墙破壁，以求尽快拿下据点。

但由于国军缺乏攻坚武器，难以攻破日军的坚固据点。经过三天激战，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始终未能完成作战目标，上级只能无奈放弃计划。

此后，陈颐鼎又在蕰藻浜、苏州河等重要战场与日军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他所在的216旅伤亡很大，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已经补充了4次兵员。

一天，日军突破蕰藻浜防线，威胁我大场阵地。刚好一个装备齐全的地方保安团补充上来，陈颐鼎立即带领这个团，奋勇拼杀，夺回了阵地。但1300余人的保安团，最后仅剩400多人。

淞沪会战期间，陈颐鼎因作战英勇被升任216旅旅长。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国军被迫撤离上海战场，216旅撤往镇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不久，日军尾随而来，南京保卫战打响。此时的216旅已经不是原来那支王牌部队，大多是补充上来没什么作战经验的新兵。但他们仍然肩负着重要任务，他们防御的光华门是南京的正门，也是日军重点进攻的方向。

抗战初期的国军

日军利用飞机和大炮将光华门两侧的城墙炸出两个大缺口。216旅将士奋勇拼杀，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才堵住缺口。

两天后，日军发现中国守军正在从大校机场后撤，组织了150人的敢死队快速跟进，突入光华门瓮城的城门洞内。中国守军快速关闭城门，以猛烈火力切断了日军与城外的联系。

这时日军另外一支部队在坦克掩护下，从被炸塌的缺口攻入城内，迅速占领了百余米的纵深，并利用两旁民房为据点，不断扩大战果，威胁着整个城防的安全。

南京卫戍司令部严令259旅和261旅发起反攻“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陈颐鼎和259旅旅长易安华商量后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在黄昏时凭借夜色发起反攻。

当晚经过8个小时的血战，才将日军赶出城外，易安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光华门内外横尸遍野。与此同时，教导总队也将困守在城门洞内的小股日军多数击毙。

光华门是日军伤亡最大的地方，占领南京后，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中将特地来到光华门祭拜阵亡日军，可见战斗有多么惨烈。

光华门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上，由于卫戍司令部突然下达撤退命令，陈颐鼎才下令突围。当时部队大乱，跟在他身边的只有两个卫士，他们找到一块门板漂入长江中。

因负载过大，加上水流湍急，离岸不远他们便掉入江中。陈颐鼎死死抓住一块木板，在刺骨的江水中漂了很久，才被人救上浮排，得以幸免。

抗战期间，陈颐鼎几乎打满全场，参加了正面战场大多数重要战役。

日军

抗战胜利后，陈颐鼎升任第70军军长，奉命赴台湾受降。日军在台湾仍然有20万大军，鉴于贯彻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异常顽固，陈颐鼎要求官兵做好战斗准备，如日军胆敢抵抗，则用武力逼迫其投降。

1945年10月17，陈颐鼎率部登上台湾岛，成为光复台湾后第一个登岛的将军。让他意外的是，20多名日军高级将领已经恭敬地站在码头迎候。而码头外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台湾民众蜂拥而至，想要一堵国军风采，现场欢呼声震耳欲聋。

陈颐鼎陪同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等官员出席了受降仪式，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光复节”。

战后国军进行整编，第70军改为整编第70师，陈颐鼎任师长。陈颐鼎利用整编的机会，裁减安置了一批老弱病残，并在全岛发布征兵告示。大量台湾青年报名参军，整编第70师共招募了1万多名台湾兵员，因此也被称为“台湾师”。

陈颐鼎在台湾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大陆战场形势开始转变。老蒋为了加强华东战场的军事力量，下令将整编第70师调回大陆。

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老蒋调集兵力对山东和延安发动重点进攻。毛主席采取外线斗争策略，命令刘邓大军从中原地区南下，威胁敌人统治中心。

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的临濮集、董口及以北一带150公里正面上强渡黄河。老蒋闻讯大惊，急忙抽调30万大军，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地区推进，妄图将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河南岸。

刘邓大军以快制敌，在敌军增援未到之际，连克郓城、定陶、曹县，相当于断掉了敌人一只手臂。而另一路敌军便是由王敬久指挥的整编第70师、32师、66师，驻守在巨野东南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呈一字排开，各距20余里，非常松散。

鲁西南一带原本就是老解放区，国军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刘邓大军的监视之下。发现敌军破绽后，刘邓大军决定采取分割包围歼灭的方式，集中4个纵队主力立即向该路敌军发起进攻。

陈颐鼎发现附近出现解放军的搜索队后感到情况不妙，他所在的六营集无险可守，而且都是沙地连防御工事都无法构筑。他急忙打电话与在独山集的32师师长唐永良商量。

两人决定，先由32师向北与70师会合，再共同撤往东边的嘉祥、济宁，利用坚固工事与解放军对抗。不料32师在运动中遭到解放军截击，最后仅剩一个残破的团到达六营集。

这时王敬久来电，要他们南下与在羊山集的整66师会合，共同撤往金乡。陈颐鼎和唐永良无奈只能调整部署，准备向南突围，可经过半日战斗，不仅未能突出包围圈，北面防线还被解放军攻破。

情况紧急，陈颐鼎侦察发现向东撤往嘉祥的道路上没有解放军正规部队。于是越级向顾祝同请示向东突围，顾祝同要他们坚守一晚，于次日拂晓才突围。

陈颐鼎和唐永良认为机会稍纵即逝，等到第二天通往嘉祥的道路被切断就麻烦了。他们决定当晚突围，不料却中了刘伯承的计。

在攻打六营集之前，刘伯承就安排了“围三阙一”的打法。他认为六营集敌军的两个整编师武器装备精良，如果被围后突围无望，很可能作困兽之斗，对我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于是故意在东面放开一个缺口，引诱敌军突围，并在其突围的道路上布置了伏兵。

当天黄昏，陈颐鼎与唐永良商量好，分左右两翼共同突围。不料唐永良部提前走小路通往济宁，陈颐鼎一出村就遭到解放军伏击，枪炮声大响。

整编70师队伍顿时大乱，官兵四处逃散各自奔命，许多士兵吓得干脆扔掉枪，躲进高粱地里等着当俘虏。最终，除32师一部逃出，70师一个团在嘉祥外，其余部队尽数被歼。

陈颐鼎带着副师长罗哲东在混乱中骑马跑了50余里，原本以为已经逃出解放军包围圈，正准备在一片高粱地里休息一下，突然身边响起了枪声。

罗哲东以为是驻嘉祥的那个团派人来接应了，喊道：“别打枪，我们是202部队的。”

对面也喊着：“我们也是202部队的，快过来吧。”

陈颐鼎和罗哲东走近了才发现是穿灰衣服的解放军，然而为时已晚，他们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陈颐鼎千辛万苦训练的“台湾师”一个仗都未打便被全歼了。

晚年陈颐鼎仍然记得，他被俘后住的那个四合院是刘邓的指挥中枢，刘伯承住在北屋，邓小平住在西屋，他被安排住在东屋。刘邓办公的那几间屋子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堆着战役资料，电话也响个不停。

以陈颐鼎的身份，换了是谁都不可能让他出现在那里。可见刘邓首长并未把他当敌人，空闲时间，他们还会与陈颐鼎闲聊几句。

住了几天后，刘伯承还坦诚地对陈颐鼎说：“我们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一律优待，愿意回老家或部队的发给路费。也可以留在我们解放区后方，来去自便。”

陈颐鼎在台湾训练的部队很受老蒋重视，但万万没料到拉到大陆来一仗未打就被全歼了，他回去也会受到重处。刘邓首长宽以待人，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最终还是选择去解放区。

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大多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但陈颐鼎只是在解放军华北解教团学习，并于1951年5月获释回了南京。

陈颐鼎被俘前与妻子丁志凡尚未生子，他的老上级王敬久几次派人来要接丁志凡去台湾。丁志凡为了与丈夫团聚，坚持要留在南京，最终得偿所愿。

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刘伯承担任院长兼政委，当时最缺的便是教员。解放军中能打仗的人很多，但大多是穷苦出身，文化程度低，要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成理论并教给别人很困难。

刘伯承

刘伯承想到了陈颐鼎，他再次设宴招待陈颐鼎，请他务必帮忙。陈颐鼎面露难色：“敝人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怎敢去教胜利之师呢？”

刘伯承坦诚相告，志愿军正在与美军作战，接触的是新对手、新战术和新武器，需要系统地学习新理论，目前解放军缺乏这样的教员。最后还说：“我看此重任非先生不可。”

陈颐鼎表示自己毫无思想准备，要考虑一下。两天后，刘伯承见陈颐鼎没有来报到，便再次登门拜访。

陈颐鼎因伤风感冒正躺在床上，刘伯承让他好好休息，病好了再去报到。陈颐鼎长叹一口气，其实他心里最大的顾虑就是认为自己是个打了败仗的人，没资格给解放军讲课。

刘伯承开导他说：“你在抗战期间的武汉保卫战初期和长沙保卫战中打过胜仗，胜利和失败两方面你都有体会，讲起课来肯定比一般教员更有说服力。”

陈颐鼎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也始终未去军事学院报到。

刘伯承只能第三次来到陈颐鼎家，这一回他没有直接说报到的事，而是把陈颐鼎拉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光华门。登上城墙，刘伯承说：“陈先生，当年你在这里打鬼子的情形还记得吗？”

陈颐鼎感慨良多，悲痛地说：“我们没守住城，对不起南京父老啊！”

刘伯承又问：“那么先生能不能总结出些教训呢？”

陈颐鼎脱口而出，说了许多导致南京保卫战失败的原因。

刘伯承说：“日本人现在虽然投降了，但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先生的教训对我们国家和民族非常重要，要教给后人，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在刘伯承耐心劝说下，陈颐鼎最终放下心理包袱，答应去军事学院当教员。他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0年才转到地方工作。此后他又担任江苏省黄埔同学会会长，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解放后陈颐鼎和家人

优待俘虏，能对敌人内部起到瓦解作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事实上解放军向来优待被俘官兵，中央曾根据毛主席指示出台了《对俘虏军官处理办法的规定》。

“东陵大盗”孙殿英被俘后，刘伯承亲切接见了他，还批准他的一名卫士照顾他的生活。

上党战役中被俘的晋系将领史泽波态度顽固，刘伯承仍然耐心教导他站到人民一边，最后还将他释放。

川军将领郭勋祺当年差点把红军拦在赤水河边，他被俘后刘伯承同样没有为难，反而派他回四川工作，解放后他还当上了水利厅长。

陈颐鼎被优待也有他自身的一些特殊原因：

第一，陈颐鼎没有沾上人民的鲜血，罪恶不大。他从台湾招募来的部队，一回大陆立即被解放军歼灭，这对于他个人而言是幸事。解放军实事求是，给予宽大处理。

第二，陈颐鼎是败军之将，但也是有功之臣。抗战期间，他率部参加过许多大仗，对国家有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理论水平比较高，是有用之才。

第三，陈颐鼎的经历比较特殊。他的部队许多士兵是从台湾招募过来，后来大多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宽待他们的长官有利于稳定他们情绪。以当时的形势估计，这些人很可能对解放台湾的战斗发挥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