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底，朱镕基正式从国家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不久之后担任上海市市长。

朱镕基与江同志二人都是理工科出身，但以前一个长期在国家计委经委系统工作，一个长期在工业管理系统工作，应该说，二人是在上海才发生了工作上正式的交集。

第二年四月，朱镕基在上海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发自肺腑地说：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

正因为自己特殊的成长经历，朱镕基不怕得罪人；没有了这层束缚，他便敢于说一般人不敢说的话，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

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之后不久，便大刀阔斧地着手解决上海常年以来基础建设的“欠账”问题。

雷厉风行，一往无前

令他最为不满的是，城建、电力、市政、水务这些部门对于城市的道路建设搞“五龙治水”，一条大马路挖开整整一年都没人管，遇到问题就互相推诿。

明明是一条路居然只能走一半，这可苦了上海市民，全上海几十条这样的“烂尾路”上下班高峰期堵得一塌糊涂，大家纷纷抱怨：“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

没过多久，关于加快浦东南路建设施工的议题就摆到了市长办公会议的桌上。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朱镕基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和说到做到的个性，他毫不客气地逮住几个迟到的局长开炮：

“你过来，不要坐。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迟到。”

“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有多少分钟？”

朱镕基现场检查河道疏浚工作进程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电线杆子埋下去？”

“我要具体时间，你不要给我开空头支票。”

“年底不行，提前一个月……局长同志，我看你还是拿点魄力出来吧，干脆向国庆献礼。”

“什么试通车？我不要这种虚的东西，我要实实在在的……如果你能在国庆前通车，工资晋升两级。如果你感到干不了，现在就可以引咎辞职。”

朱镕基一抓到底，不放空炮的精神令上海市各区、各局的头头脑脑们几乎招架不住，在他亲自的“督战”下，1989年9月27日，浦东南路全线完工通车。

上海多了一位敢作敢为的市长，引起了一直关心上海城市发展的小平同志的注意，他之前一直担心，上海“发展的步子还不够大”，但现在看来，浦东的建设搞得有声有色，这是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全局的大好事。

1989年朱镕基在《新民晚报》社新大楼工地

能挑起上海这个局面，精力、魄力、能力、智力缺一不可。

小平同志深知，不搞改革开放人民群众不答应，要在新阶段把好中国这艘大船的舵，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党急需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

而朱镕基就是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

对于朱镕基，小平同志专门讲过一句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对这位比自己小24岁的年轻人，小平同志的激赏溢于言表。

为了给朱镕基“铺路”，小平同志还专门给他“打广告”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翌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87年年底朱镕基与江同志、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在一起

以政治局常委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很快，银行系统的干部就感受到了朱镕基的压力：

“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朱镕基突然被委以重任，与江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9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在“物价闯关”的严峻时刻：通胀高企，市场秩序动荡，有的不法分子囤积居奇，老百姓需要的紧缺物资却买不到。

然而一面是物价一天一变，另一面却是中央不得不发行大量货币来减轻财政压力的尴尬局面，这种办法类似于“举债养家”，却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度：各地方政府和中央就每年上交多少钱，领多少预算经费不断地讨价还价，而不考虑地方预算是不是超出了中央财政收入的规模。

分税制

为此，中央政府有时候还要向地方政府借债发钱，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百上千个儿子”。

朱镕基上任之后，立即向这种不合理的“财政包干”制度开刀，在他大刀阔斧的一贯作风下，1993年7月第一个“分税制”改革方案出台，全国分税制改革随即全面执行。

所谓“分税制”就是部分税收归中央，部分税收归地方，地方上编制预算量入为出，对于全国性的重大费用支出由中央统筹安排。

当然，只要是改革就会动了一部分人的奶酪，但在江同志的鼎力支持下，分税制在全国各省、市、区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就执行下去了。

分税制几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仅中央的财政困局大大改观，地方的积极性也显著提高：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

朱镕基的第二招组合拳是大力整顿紊乱的金融秩序，面对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的恶性循环，朱镕基督促央行、公安部重拳出击，金融犯罪分子纷纷落网。

绝不动摇、绝不手软、绝不姑息

1993年4月，借着“北京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名义，以签署虚假的“技术开发合同”非法大量吸收民间集资的沈太福案发。

经调查发现，“长城机电”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即非法集资超10亿元，翌年4月，沈太福被处以死刑。

1993年被称为中国的“改革之年”，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朱镕基又以他一贯的铁腕强势推行了汇率改革。

1994年之前人民银行官方确定的汇率牌价是1美元兑人民币5.76元多一点，但是在国企和事业单位之间的“外汇调剂市场”1美元可以兑8元多人民币，在黑市上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则超过了1：10。

这样的灰色交易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套利空间，但也对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加快对外开放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朱镕基果断宣布：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汇率并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从5.76:1下跌到8.6:1，贬值超三分之一，一大批投机分子的“财路”被断。

朱镕基出席“两会”

随着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外贸事业应声翻红，当年即实现外贸顺差，赤字变为黑字，无数中小企业和外贸公司得以繁荣发展。

说句实话，朱镕基当年所面临的阻力我们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而他所推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的成功没有江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坚决支持更是难以想象的。

1998年3月，被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为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语出惊人：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像是历史刻意给朱镕基安排的考验，就在他正式当选总理之前不久，欧美国际投机商开始猖狂进攻泰铢，随后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国一片哀鸿。

1997年8月，港币汇率也受波及开始下跌，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大幅下挫1000多点，香港失业率上升至20年来的最高水平，许多人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98香港金融危机

到了1998年8月，大批做空港币的投机商兵临香江，对港币的围追堵截一触即发，对方磨刀霍霍，大有踏平香港，横扫南中国之势。

对此，江同志给全党交了底：我们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付，未雨绸缪，做好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准备，以防措手不及。

面对国际投机商的咄咄逼人，朱镕基在公开渠道斩钉截铁地公开表态：“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开战的号角已经吹响。

香港特区政府和国际投机商围绕港元市场和股票市场你来我往，僵持不下。鏖战到8月底，朱镕基运筹帷幄，开始部署决战。

10个交易日间，香港政府在中央支持下先后动用1180亿港元购入33只恒生指数成份股，占当时外汇基金资产大约18%。

8月28日，香港金管局投入790亿港币，将炒家们的空单全部吃进，港元指数岿然不动如山，空方尸横遍野，一片混乱。

风暴之后维多利亚港日出依旧

这一天，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7830点，较8月14日入市之初上涨了18%，索罗斯们试图通过双边操控而将香港股市打压到4000点的图谋彻底破产。

到了10月份，投机客们的账户纷纷血亏，不得不选择割肉平仓离场，港元保卫战以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完胜而告终，11月份，恒生指数录得10852年，基本恢复了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

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毫不动摇地狠狠打击了国际投机商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回归以后中央政府维护香港经济社会稳定的信心。

堪称中国国运重大事件的是：98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胜利和江同志与朱镕基共同努力实现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促成了21世纪初期中国吸引外资的新一轮热潮。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随后的科索沃战争促使外国投资者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前景，随后大量先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涌入国门，中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实现了日新月异般的发展。

就在许多观察者以为中国政府可能会为金融保卫战的胜利摆酒庆功时，朱镕基却早已开始总结教训，构筑“防火墙”。

必须防患于未然

他认为，这次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问题普遍出在银行上，货币要跨都从银行先开始垮。

他经过总结调研发现：东南亚国家的商业银行本身资本金、准备金不足，大量的对外投资难以收回，形成高额不良贷款。

而中央银行根本未能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实施有效治理，无论是窗口指导、行政干预还是道义劝告一概缺席，等到金融海啸即将来临还在“睡大觉”，事先也不发出警告。

最后造成的损失极为巨大，教训极为深刻。

有鉴于此，中国自99年以后开始大范围、大力度清理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施国有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债转股”，帮助企业脱困减少利息负担，改善银行资产结构。

为了带动国内市场发展，央行从1998年开始连续推出积极财政政策，先后7次降息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并支持重点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提高产能，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朱镕基在张家界留影

有数据显示：1998年之后的四年中，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分别为20 .4%、11.8%、22.7%和20.3%，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但与价格改革、金融改革、汇率改革、财政政策调整相比，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都与人相关。

一件事情是国有企业改革，其实这件事开局于1978年，此时已经推了20年，1993年以后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总体方向展开之后，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

第二件事情就是反腐败。

反腐败是党自领导中国人民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就一直高度关注的工作，朱镕基对腐败一直深恶痛绝，早在主持上海工作时期，他便因铁腕惩治腐败被称为贪官的“阎王爷”。

他说：“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是有决心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无法长治久安。”

在上海期间朱镕基接待邓小平、杨尚昆等老同志

但就在朱镕基做出“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的坚定表态后，却依然有不少中外媒体对此表示谨慎。

也有人对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表示怀疑。

很快，反腐的风暴从海关系统刮起，延伸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环节。

在得知一起大案时朱镕基强硬地说：“无论涉及谁，我们都要把他一查到底，都要把他追查出来，没有任何困难，不会碰到任何阻力。如果有阻力，我也要打破这阻力，把案子查清楚。”

江同志多次坚决支持朱镕基反腐败的决心，并交底：“党就是你的后盾。”

七个字足以抵千钧，此言胜过千言万语，后面再也不必多说了。

在江同志的支持和表态下，政府先后依法从重处理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贪污腐败分子，党风廉政建设始终常抓不懈。

肝胆相照的老战友

向两位高瞻远瞩，敢作敢当的领导人致敬！新中国能有今天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离不开您们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中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