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

论及尼克松其人，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分子，早在1950年竞选参议员时，他就曾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手“同情共产党人”，从而在右翼票仓中拉到大量选票。

恰巧这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成为参议员的尼克松在国会猛烈抨击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和新中国态度软弱，要求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强硬态度。

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惨败引发了国内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政界对亚洲局势的忧虑，这恰巧让尼克松一炮而红。

1952年，年仅39岁的尼克松就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之一。

毫无疑问，尼克松是个才华横溢、思路敏捷、手段老到的政客，1959年7月他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美国展览馆厨房用具部就美苏的社会制度展开激辩，史称“厨房辩论”。

赫鲁晓夫VS尼克松的厨房辩论

当赫鲁晓夫十分认真地说道：“我敢保证，将来你的孙子一定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时，强硬的尼克松则寸步不让地回敬道：

“我的孙子会不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儿子一定会生活在资本主义旗帜下！”

“厨房辩论”使尼克松大出风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但他却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惨败给了家世显赫、如同开挂一般锋芒正劲的肯尼迪。

在卧薪尝胆8年后，尼克松卷土重来，他抓住美国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窘迫处境猛烈抨击民主党失败的亚洲政策，使得共和党以压倒性优势在总统大选中获胜。

登上总统宝座的尼克松意气风发，这位深知新中国才是北越背后最大支柱的新总统，迫不及待地想要给毛主席和新中国一个下马威，为自己顺利解决越南问题积攒筹码。

上任7天之后，尼克松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当被记者问到：“请问总统先生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时，尼克松并没有直接回答。

尼克松宣示就任美国总统

他先是列举了新中国对美国的“敌对行动”，随后又故作深沉地说道：“在他们未做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任何改变。”

随后，尼克松命令国防部增加在越南的军事存在，企图从武力上压迫北越政权就范。

美国国防部很快调动了4万多美军投入越南战场，使得此时的驻越美军人数接近越南战争爆发以来的峰值。

与此同时，美军的飞机和军舰变本加厉地侵入中国领空、领海进行侦察，使得两国关系骤然紧张。

尼克松似乎并不满足于美国政府的挑衅行为，3月14日他又在媒体上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

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防部试图说服国会追加70亿美元的投资研发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应对新中国日渐壮大的核力量。

在越南战场的美军

而在全球范围内争霸，处处作对的美国和苏联，竟然在针对新中国的态度上有些暧昧起来了。

3月2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爆发冲突，战斗持续了大半个月，双方各有伤亡，两国关系越发紧张起来。

3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在国会作证时意味深长地表示：“中国（竟不是苏联？！）仍然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潜在威胁。”

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证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很有可能在压制中国的问题上采取联合的立场。

毕竟在最为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不存在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今天剑拔弩张的两人明天就有可能因为共同的利益把酒言欢。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外部形势下，毛主席依然以他的超凡睿智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新中国谋划着破局之道。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对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做了最新的研判，认为美国和苏联在争夺全球利益的博弈过程中“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想要重新瓜分世界。

毛主席高屋建瓴地指出：帝国主义们虽然气焰嚣张，但实际上正处于内外交困中。

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虽然想要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它的力量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苏联又想要在欧洲和美国领导的北约竞争，又想要调动大批军队威吓中国屈服，同时还在干预非洲局势，导致它背负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已经自顾不暇，更不要说还要同时在欧洲带头死扛苏联几百万大军和核武器的压力。

所以，这年8月份美国已经放出了要和苏联进行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谈判”的风声，其主要目的就是打算暂时缓和欧洲局势，尽可能地把资源抽出来解决越南问题。

苏联最后的铁腕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至于美国所宣称的要对中国施压的立场，同样是力不从心。

因为按照美国这个国家的秉性，能用武力解决的问题绝对不可能用谈判解决，能够不讲理的就一定不讲理。

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美国愿意讲一点道理的话，那是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要是和中国开战可以解决问题，尼克松早就毫不客气地打起来了，而不仅仅是现在在媒体上唱高调。

当然，也不排除帝国主义者狗急跳墙，向中国发动常规战争，乃至核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毛主席鼓舞大家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直到这时，中美关系依然像隆冬腊月里冻得死硬的坚冰一样，丝毫看不到松动缓和的迹象。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但鲜为人知的是，毛主席虽然在“九大”上表明了对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立场，实则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机会。

中国要发展，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现在苏联长期在中国北方囤积大军，动不动就发起武装挑衅，这也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巨大难题。

假若中苏真的爆发战争，不计其数的苏联装甲部队将能够快速穿过外蒙古大草原，然后打穿内蒙古，突破长城，在短短几天之内抵达北京城下。

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毛主席，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此刻中苏军事实力的差距。

同时大洋彼岸那个财大气粗的美国又一直联合西方世界封锁、制裁中国，使得中国想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科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存在不小的困难。

他们知道不可能靠武力击败中国，便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了长期打压围堵我们，企图让中国从内部发生矛盾，自己瓦解自己的险恶阴谋上。

60年代的叶剑英元帅

新中国应当如何破解美苏的联手合围？毛主席想到了长期以来一直跟随自己参加革命军事斗争，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具有敏锐战略眼光和过人思维能力的老帅们。

这时的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开国元帅，虽然暂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并没有离开北京，也没有远离毛主席的视野。

这几位开国元勋，都是从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中走过来的了不起的国之栋梁，不世出的大英雄、大豪杰。

在“九大”上，四位老帅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大”闭幕之后，毛主席随即向周总理通了气，希望能由陈毅陈老总牵个头，组织几位老帅对中美苏之间的斗争和博弈形势做一次深入的分析和研判。

没过几天，周总理便秘密请来了陈老总，要他向徐帅、聂帅和叶帅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每周抽空多看看有关国际形势的资料，每个月尽量安排三次小范围“研讨会”。

周总理怕陈老总思想上有包袱，又解释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特殊任务的考虑主要有三点。

周总理和陈老总情深谊厚

第一点是主席觉得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因为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认知也应当与时俱进，希望你们不要被“九大”的结论框住。

第二点是现在的国际斗争形势复杂，国与国之间、阵营与阵营之间斗争激烈，但是现在外交部“工作特忙”，熟悉业务的同志很多不在岗，我的精力时间又抽不出来，你以前主管过外事工作，由你牵头主持正好。

第三点是你们四位老帅都不在领导岗位上，“无事一身轻”，主席请你们帮助，正是看中了你们的战略眼光，可以帮助他更好地掌握有战略意义的国际动向。

最后，周总理再三叮嘱：这个任务很重要，你们不要看轻了！有了成熟看法之后就交给我，我给大家参谋参谋，再转给毛主席。

这件事情不能让闲杂人等知道，为了保密，周总理“点将”了刚刚从驻英代办处代办岗位上回国的熊向晖和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姚广配合四位元帅工作。

说起熊向晖，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后龙潭三杰”之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长期作为我党的眼线在胡宗南身边工作。

熊向晖与叶帅

尽管胡宗南在陕北屡战屡败，对熊向晖的忠诚依然深信不疑，后来还亲自作保送他出国读书，熊向晖的保密工作能力可见一斑。

更加难得的是熊向晖文武全才，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后弃文从武，是黄埔军校第15期毕业生，1949年又获得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英语娴熟。

姚广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战线工作了十多年，对欧美国家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因为工作的关系，还能了解到一些西方国家政界最新的动态。

于是，只由这六个人组成的“业余外交智囊班子”在中南海悄然开始运作。

此时的中美苏三国关系，只能用“扑朔迷离”来形容。

一方面，美苏在反对新中国一事上相互勾结。但另一方面，两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又极尽勾心斗角之能事，只要有两国同时出现的地方，必定是鸡飞狗跳，国无宁日。

新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问题上和美国、苏联都有矛盾，但本质上还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三国互相牵制，互有忌惮。

讽刺美苏冷战的漫画

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四位元帅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一次研讨会。

陈老总给会议定的调是：独立思考、客观分析，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不管，但对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不能不管，不能不议。

四位老帅心里都如同明镜一般，所谓“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主要有两件事：第一就是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第二就是美国是否会扩大侵越战争。

不得不说，老帅们对国际形势的预料确实胜人一筹。

细心的熊向晖注意到，从6月初到7月初，国内媒体的主要都是揭批美苏共同反华、大规模侵略战争迫在眉睫的论调。

确实，现在北面的大规模战事看起来一触即发，南面的美军又加紧侵略，怎么能不让人紧张呢？

今天的珍宝岛

但老帅们的讨论给国际形势一锤定音，即：无论美国还是苏联短期内都不可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他们认为，现在世界上三足鼎立的格局，并非一战之前的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阵营对立，也不是二战之前的英、美、法、苏、德、意、日七大国对峙的局面。

首先，美、苏两国相互忌惮，矛盾根深蒂固，他们口头上叫嚷着要对中国“强硬”，但却十分担心陷入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从而被另一方有机可乘。

归根到底，美国也好、苏联也罢，都十分清楚彼此才是真正你死我活的对手，而中国只不过是“潜在的威胁”罢了。

其次，从国际上看，其他国家对美、苏的反华叫嚣反响平平，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为了争夺欧洲的主导权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们根本不想给美国反华充当打手。

而广大的亚洲、非洲、拉美国家更是已经厌倦了美苏两大国无休无止的冷战，他们要么对中国表示友好，借以抵抗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榨；要么对美苏重新瓜分世界心怀不满，甚至公然反抗。

部分国家发起“不结盟运动”，试图在冷战中争取生存空间

就算是日本这样暂时屈从于美国的国家，也只不过在口头上响应美国的反华论调，他们之所以喊得凶，真正的目的还是想要从美国那里捞到更多的好处，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美国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早就被人民解放军打怵了，这次很难再找到作为替死鬼的小弟出场，他们自己当然更不会亲自下场和中国动手。

第三，必须看到欧洲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重点，也是美国和苏联全球争霸的核心焦点。

从5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把大量资源和兵力困在越南，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其在欧洲的地位和号召力，如果贸然和中国开战或者扩大越南战争，其结果只能比现在更惨。

那些精明的美国投机政客，是绝对不会把更大的赌注下到这场没有赢面的赌局上的。

第四，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虽然嘴上喊得凶，但对美国的防范却是根深蒂固，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的言行来看，他们早就明白美国其实是想鼓动中苏开战，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

苏联高层也十分清楚，与中国根本不可能速战速决，尽管苏联坦克可以在短时间内攻入中国北方，但面对中国南方的江河水网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却是毫无办法。

一旦远东战火爆发之时，就是美国带领北约盟国直捣华沙，把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力彻底毁灭之日。

这种赔大本的买卖，苏联方面自然不干。

而且，打仗打的都是钱，现在苏联国内的经济局面颇为紧张，既要应付在欧洲维持军事部署的大量开支，又要在远东持续不断地投钱增兵备战，还要向自己的盟国经济输血，实在是捉襟见肘。

苏联摆出所谓的对华强硬的姿态，实则也是在迷惑美国，掩盖它向东南亚、中东扩张的真实目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勾心斗角，比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得多。

基于这样的分析，老帅们不仅认为“侵华战争现在打不起来”，更得出了“美苏矛盾依然是国际上主要矛盾”的宏观论断。

解放后的徐帅

这两个重要的意见，和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宣传反美反苏，极力地渲染“要准备打大仗”的氛围截然相反。

还在新中国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加紧准备狠狠打击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时，国际上的风向出人意料地变得很快。

首先就是惯于做生意的美国人眼看在越南战场难以速胜，竟主动改口了。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演说，承认美军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效果不及预期，并且宣布将会调整政策，实现“战争越南化”。

这意思就是说：在越南亏多了，我不玩了，以后你们自己玩吧！

更加惊人的是，尼克松在发表演说的第二天就闪电般接连访问了东南亚和罗马尼亚。

尼克松：孤立中国是不对的！

在布加勒斯特，这位曾经强硬的右派总统一改之前的反华论调，直接提出：“我们不应该孤立中国，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美国愿意与对方都建立友好关系。”

相比于右翼分子的标签，尼克松更是一个了不起的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尼克松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操作让苏联方面又气又急，气的是罗马尼亚多少年来一直都是是苏联的基本盘，尼克松突然访罗，说不定是和罗马尼亚领导人达成了什么桌子下面的交易。

急的是原本说好一起反华的盟友现在居然第一个反水，搞得苏联里外不是人，在国际上顿显孤立。

更可恶的是美国在东南亚插旗划界，摆明了在防备苏联趁美国从越南撤军之际搞偷袭。

果不其然，尼克松在罗马尼亚讲话的当天，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就紧急约见我方使节，提出希望举行两国之间的高级会谈。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

用徐帅的话说就是“苏联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

陈老总更犀利地说：“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姜还是老的辣，美国想要拉中国共同向苏联施压的心态，被“业余外交班子”拿捏得八九不离十。

叶帅形象地说：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

当中美关系停滞时，我们就打苏联牌，当中苏矛盾突出时，我们可转而打美国牌。

不久，老帅们便起草了一份《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经周总理送呈毛主席。在这份重要文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两点意见：

陈老总文韬武略一代豪杰

第一，现在我国的外交形势到了一个比较有利的节点，即美、苏两强均对中国与另一方加强联系感到紧张。

第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向美方提出启动双方更高级别的会谈，相信就算我们不提，美国方面迟早也会提，到那时双方就可以商谈比大使级会晤更高级别的战略问题。

果然，1969年10月17日，对中美局势变化深感焦虑的苏联政府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宣布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就边界问题举行副部长级的谈判。

而得知中苏双方已经恢复谈判之后的尼克松也坐不住了，在他的直接授意下，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并与周总理会谈。

1972年2月，尼克松突然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世界外交史上，这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而这一切变局，早在2年多以前老帅们就预料到了。

尼克松访华

毛主席在中、美、苏三国关系微妙敏感的复杂环境下，以大魄力、大格局走出中美对话这步棋，从而彻底盘活了全局。

纵观古今，怕也没有几人能有主席这等雄才伟略，但四位老帅们以超前视野和智慧向毛主席建言献策，可称为毛主席决策扭转中美关系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