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1973年在香港）

下文为牟宗三为《唐君毅全集》所作之序

时代之症结是自由与奴役之争，是文化意识之沉落。人类一方面陷于物质 文明之痴迷中而放纵恣肆，一方面即有陷于嫉恨之邪妄之中而期毁之者。此一带有普遍性之缠夹源于西方而倒映于中国，如是中国遂不幸而落于嫉恨心特重之徒之手中，而成为一大屠场。

吾人护持中国文化之传统，不在抱残守缺护持其风俗习惯，或只悬念其往时之陈迹，而在护持其造成文化发展之文化生命之智慧方向。

中国之文化生命之智慧方向在以往之发展中，即在其随时代之表现中，固有所轻重，不能一时作尽一切有价值之事；此不独中国为然，世界各国莫不皆然；一时不能作尽一切事，随时代之需要可以随时作成之。

因此，本文化发展之需要而言，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科学、需要民主政治，但这些需要既都是文化发展中之事，所以必须先护住其文化生命之命脉，这些需要始能由内部自身之要求而自本自根地被发展出。决无专以摧毁文化生命、奴役人民为事而可以发展其文化者。

所以，疏通中国文化生命之命脉、护持人道之尊严、保住价值之标准，乃是这个时代之重要课题。这不但是解决中国问题之关键，同时亦是护持人类自由之关键。

唐先生一生念兹在兹，其心愿唯在此文化意识之唤醒。其著述甚多，涉及面亦广，疏通致远，调适上遂，可谓盛矣！谢世后，其门人纂成全集以利读者之查阅。是集也，将是此劫难时代中智慧之光华、苦难之反映。人若随时披览，潜心悟入，则可知时代苦难之何所由，并知唐先生思理之切要。

但是人之心思是最易于下沉而不知反者。今之时代之症结仍自若也，中国之悲剧亦仍自若也，但人们熟视无睹，仍不晓其所以。

当年唐先生以悱恻之情痛切以陈者，虽在当时有震动，然而不转瞬则淡忘之矣。发许多无谓之谰言者，甚或曾习于唐先生之门；而何况无声闻之福、乏独觉之明之浅妄之辈，更不能明其思理之切要。

（1970年牟宗三先生（右一）与唐君毅、程兆熊、徐复观合影于香港）

吾与唐先生相知于抗战之初期，中间几经患难，几度思维，共相磨砺启发以自反者亦多矣！吾在此不能详道其思想之内容，此则有待于来者之钻研。

吾曾名之曰“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若孔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立型范者；若宋明儒则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继承而有所对治者；若顾、黄、王则亦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其所思所言皆是抱亡国之深痛而发者。吾人处兹苦难之时代，亦不可无支撑文化意识宇宙者，唐先生即此时代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也。

值其全集出版之时，略道数语以醒读者。是为序。

杜维明：唐君毅的人文反思

我有幸在中学时代便曾亲聆唐先生的教诲。50年代，他曾应台湾“东方人文学会”的邀请到台北来讲学。有一次在淡水论道之时，他曾亲笔题签我在当时极为喜爱的哲学论著《心物与人生》。我还记得, 特别向他请教《中庸》里“鬼神之为德, 其盛矣乎”一句话的含义, 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严格地讲，对唐先生我只能算是“私淑其人”。虽然1967年暑假我曾在夏威夷聆听他讲课, 而且在70年代陪伴他在日本、美国及欧洲论学、开会及讲演多次，也有不少和他对语的缘份，然而我只能以“私淑其人”来自立自勉，还不敢忝列“及门弟子”。不过，唐先生的哲学结晶《道德自我之建立》和《人生之体验》不仅是导引我进入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定盘针, 而且一直是我长期不断吸取的源头活水。他的《中国哲学原论》是我经常参考的宝库, 他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更是我一再研读的经典。

唐先生最感人的地方即是他那种以生命证成哲学、以思想转化人生, 把极高明的智慧融入到“中庸”的日常生活之中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他思如泉涌，把全付生命投注以笔耕来凝道的文化事业。在西学大盛，科学主义挂帅，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思潮弥漫全球的氛围之中，他揭示“人文精种之重建”才是民族长远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他的道德理想主义所体现的不仅是自己发奋自立以超拔流俗的主体精神，也不只是面向永恒醉心于解脱的终极关怀，而同时是想通过人文反思为苦难的中华民族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并开拓多元的价值领域的悲愿。唐先生这一悲愿在今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面向着未来更有其永恒的价值。

唐先生的人文反思波澜壮阔, 我想就“人文学”的特定范围对这种反思的意义作一诠释，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唐先生的用心所在。

人文学的领域包括语言、文学、艺术、音乐、宗教和哲学诸学科, 它是人的自我反思最直接最贴切的学问。语言学是对人类进行沟通思想、表达感情不可或缺的符号系统的内在机制和社会功能的反思；文学是对人类内在感情的提炼和升华以及所体现的形式的反思；音乐、艺术是对美感经验的反思；历史是对集体记忆之诠释的反思；宗教是对终极关怀的反思；哲学是对思想方法取经本身的再反思。

我想提出三点浅见以表示对唐先生这位作为文化巨人而有海外中国哲学祭酒之尊的师长的怀念之情。

一、广结善缘的人文关怀

唐先生的这种特点, 体现了“圣人无常师”的精神。他从之受业的著名学者有蒙文通（史学），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竞无、汤用彤（佛学），方东美、宗白华（美学）等人。

他接触的学问: 中（儒、释、道）、印（吠擅多、中论、商羯拉）、日（禅、京都学派、西谷启治、阿部杏雄）；游天理大学的经验，韩（李退溪），基督教（儒、耶对话,1958“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英译, 副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欧洲（康德、黑格尔、胡塞尔、

海德格尔）；美国（1966哥伦比亚大学、陈荣捷、宋明儒学、东西哲学家会议1964-1969、宋明儒学之开展1972-1973）；凡此皆说明, 唐先生是真正国际性的学坛高人。

二、体知的哲学反思

唐先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的讲话谈到体知。体认、体察、体会、体验、体味、体悟、体证都强调“体”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体知”有两层意思：

（一）这种认知的方式必须全神贯注、身体力行；

（二）所获得的“ 知识” 必能受用以达到变化气质的实际效用。在《中国哲学原论》之导论及原性、原道、原教篇中，唐先生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三、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

关于这点有好几本专书, 好几篇论文都已介绍, 大家也都耳熟能详, 不必在这里重复。值得一提的是，他主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通过对语、会话、讲学、辩难。

讨论而开展哲学视域的反思途径。他所谓的“花果飘零”正体现了开放多元的思想性格。他究心于儒学和禅宗、儒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对话，为花果飘零的儒家如何灵根再植创造条件。他不仅担负了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人师的责任，而且以菩萨心肠慨然出任院长的艰巨任务，因此他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儒家知识分“知人论世”、“事必躬亲”的性格。因此唐先生所体现的人格风范和学思历程不仅具有广袤的文化视野，而且含有深刻的哲学睿智，同时还有着现实性和前瞻性。

只用一个例证即可说明唐先生的文化视野。唐先生虽然已经离世17 年了，但过去5年在海内外掀起的有关“文化中国”的论说，集中讨论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民间社会的精神资源、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等西方启蒙价值如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落实，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儒教文化圈的核心价值，都可以说是唐先生《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这一构想的发展。

唐先生的哲学睿智，用海德格尔的话, 是把“思想”，具有原创性和转化功能的心灵活动，从狭隘封闭的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让它海阔天空、左右逢源地反思人文世界各领域各层次的感性觉情。

正因为唐先生是位带着深情和爱心来关怀人生的哲学家，他那散发着光和热的语言文字，在他所生存的意义世界中长期而深刻地进行着转世的功能，唐先生的影响不只在专业哲学，而且贯穿人文学的领域，并从学术界扩展到知识界和更广的文化界。面向未来，唐先生这种“随处体认天理”，突出沟通理性，并以全付精神投入身心性命之学的思想事业恰恰是人类社群所期待的道德理想主义。

谭贤伟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引用了李冰修都江堰时留下的六字诀, 也是唐先生少年时代悟到的“对一切人生文化问题的解决”途径：“深淘滩，低作堰。”这确是唐先生那种既有“掘井及泉”的根源意识，又能“纳众流”，以博大的精神融摄古今东西的哲学反思的写照。

我想，对“唐君毅学术思想”的研究现在才刚起步, 前途是光明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