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死后，太子朱载坖即位，年号隆庆。隆庆帝即位时，大明已经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但偏偏这个朱载坖是出了名的好色和懒惰。即位后他不问朝政，把政务全交给大臣处理，自己则整日沉迷女色，所以只当了6年皇帝就一命呜呼了。（这点他儿子万历皇帝就强很多，虽然跟老爹一样沉迷后宫，但人家当了48年皇帝。）不过隆庆帝虽然看似昏庸窝囊，还真算得上是个合格的皇帝，甚至说他挽救了危难中的明朝也并不为过。

他即位以后，处死了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启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戚继光等一大批能臣武将，释放并重用了敢于直谏的名臣海瑞，将国家大事一并交给这些能臣管理。所以，哪怕他自己在朝堂上“垂拱而治”，一副淡定无为的姿态，隆庆新政依然扭转了大明颓势，为万历中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与大刀阔斧的改革

明朝中叶，国力日益衰退，政治黑暗，经济凋敝，边疆动荡。到嘉靖朝，“南倭北虏”，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隆庆初年倭患渐平，北部边疆的防御问题凸显出来。从皇帝到大臣对边疆问题的严重性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自徐阶入阁以来，历高拱张居正，他们三人在北部边疆的防御上态度非常的一致：调有实力的大将实边，一旦适用，长期驻守，给予更大的权限，不予掣肘。正是由于中央这种正确的边疆政策，才使得戚继光得以长期驻守蓟镇，有所作为，对北部边疆的安定做出了贡献。

隆庆初年，新皇帝登基，一改世宗朝的各项政策，新上任的内阁颇为精进，重视北疆事务，为北疆的政策更新以及新局面的打开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驾崩。其子朱载垕继承大统，即明穆宗。穆宗本为世宗最不欣赏与重视的一个皇子，生前也对其十分冷淡，然而命运弄人，偏偏是他最不喜欢的儿子成了他唯一的继承者。

童年不受父皇的喜欢，所以他一直深居简出，小心翼翼。这样不受父皇重视的成长环境使得穆宗一直没有机会参知政事。也因为他对世宗的不满意，在继承了皇位后，他便下决心要去陈布新，改变世宗在世时一些不合理之处。去陈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惩治前朝道士，罢黜斋醮。“方士王金等下狱论死……鞫问，遂皆伏法。”方士王金，因为擅长修炼丹药，结识了陶仲文的儿子陶世恩，为了加官进爵，他伪造假灵芝、假灵龟，向皇帝献所谓的祥瑞之物，来讨圣上的欢心。又与陶仿、刘文彬等人伪造了长生秘籍以及所谓的护国兵策，还向皇上进献丹药。

因此，他们都各个先后入职太医院。这次对他们的罪行进行了清算，他们一行人等统统被处死。“诏削夺故真人邵元节陶仲文官爵及诰命，毁墓牌坊牌，籍其田宅。”隆庆帝下旨削夺了邵元节和陶仲文的官爵和诰命，并且将他们的墓碑以及牌坊都统统毁没了，还没收了财产与田地宅子。“命撤西苑内大高玄等殿、圆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匾额”隆庆帝还下令摘除了亭台的匾额。二是平反冤案。“诏赠故刑部左侍郎刘玉为刑部尚书赐祭一坛有司治葬谥端毅，初玉以大狱罢士，论冤之至，是以恩例恤录故有是命。”

恢复了已故刑部右侍郎刘玉的名誉。“上给事中张卤、御史陈联芳等会荐起废诸臣，南京户部尚书刘采、礼部尚书吴山……得旨采等准起用。嘉会尔牧报寝。”这些措施深得民心，也使得一些在嘉靖朝被压抑的正直的大臣看到了重新出仕的希望，有利于新政策的展开。

二、朝廷的中坚力量，时代的后起之秀

布新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整顿吏治。自徐阶入阁以来，他宣布要改变以前的状况，将权利离集中到皇帝身上，吏治要清明。继任的高拱以及张居正都是把吏治放在了第一位，加强官吏的考核任用。加强边防。自穆宗即位以来，中央就颇为重视北部边防，在对蒙古部族的策略上也开始改变，并着力加强北部边防。为明蒙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可能性。

从前面的分析得出，相较于嘉靖皇帝专心斋醮，不问国事，导致严嵩专权误国的恶劣情形，隆庆初年的政治形势已经大有改善。然而，据史料记载，穆宗是一位政事不甚勤勉且沉迷女色的皇帝，之所以隆庆朝各项事务都进展有序，就不得不说到本朝的几位首辅。徐阶、高拱、张居正是隆庆朝三位颇有作为的首辅，三人虽性格迥异，政见也各有差异，不过他们在对待北部边疆事务的态度上是十分一致，都十分重视北部边防，为北疆的安宁积极地建言献策。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据《明史》记载，世宗一心修仙，不理朝政，严嵩父子权倾朝野，徐阶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方面小心谨慎，不发表过激的言论，另一方面投世宗所好，擅写青词。由此逐渐步入权力中心，最终利用修建万寿宫一事成功击败严嵩，代替他出任当朝首辅。

徐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其灵活的政治手段成功击败严嵩父子，成了当朝的首辅。是一个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典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样不利的社会环境下，徐阶在各方面仍然恪守原则。如国防方面，据载“俺答犯京，中官陷寇归，以俺答求贡书进。帝以示严嵩及阶，召对便殿。嵩曰：‘饥贼耳，不足患。’阶曰：‘傅城而军，杀人若刈菅，何谓饥贼？’帝然之。”即使他的实力较弱，还无法与严嵩正面对抗，但在紧急情况下，他还是大义凛然，不畏强权。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帝崩。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徐阶起草的遗诏顺应民心，为新局面的打开奠定了基础。这一段的分析十分地透彻，又一次将徐阶的聪慧展现的淋漓尽致。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高拱传》对其的评价是“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抛去他与徐阶的个人恩怨不说，他在政治上还是颇有建树，尤其重视北部边防，影响深远。高拱十分注意储备边事人才，在他任吏部尚书期间，改革了兵政方面，“例如增加兵部侍郎的编制；从各边境地区选取有用人才，便于把握当地情形；不可将贬斥之人发配到边地任用，提高边臣整体素质。”可见他对边防事业是用心良苦。此外，高拱非常重视边疆将领的选任。隆庆到万历年间，朝中军政名臣人才辈出，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俞大猷等人均是杰出的军事人才。

虽然是时势造英雄，但不得不说与高拱等人培养储备边材的政策主导有直接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隆庆和议正是在高拱的积极奔走之下达成的，为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张居正于嘉靖中期入仕，此时，恰逢严嵩专权，他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曾抱病回乡蛰伏了几年。后再次进京为官，官场沉浮，他练就了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终于在隆庆末年当上了当朝的首辅。

张居正在位期间在吏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已现颓势的明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的各个方面渐渐开始步入正轨。张居正的改革提高了官员的行政效率，充盈了国库，增强了边防实力。这也是他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原因所在。“中国封建社会不乏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但却少有出生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有的一位。

他出身农民，由秀才、举人到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明朝万历初年任首辅十年，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开创了成效卓著的局面，不仅改变了以前财政连年赤字、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使万历时期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几十年。”张居正是明朝最有成就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在北部边防的基本政策如任同振总结道：“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方针，东制西怀，分而治之的策略。”

三、时势造就英雄

隆庆五年，在高拱、张居正的积极奔走下，促成了隆庆和议的签署，我国北部渐渐进入和平期。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对北疆事务倾入很多的心血：“居正对付鞑靼的计划，是充实边防，准备随时出击，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使鞑靼分裂……分而灭之的政策。”张居正在位的数十年间北部边防成绩斐然。这几位相继在位的宰相，除去极个别的个人问题，都可以称得上是有才能、重经世、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好官员。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关注边防事务，积极建言献策，尤其是在北部边防上做了许多的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