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里面的“修士”和“修院”这两个词都源于希腊文中的“momw”，它最基本的意思是“离群”，并由此引申出“遁世”和“苦修”的涵义。“修士”的本义是一个切断了与外部世界所有联系的个体，这样他才能将全部的身心奉献给上帝。源于埃及的基督教隐修传统在传至欧洲之后，内涵和形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西方的隐修文化讲求群体生活的秩序和友爱，注重劳作和学习，隐修院作为宗教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内化于教会的等级体系，有很强的社会属性。这种西方式的隐修最早是在罗马占领时代与基督教文化一起传至不列颠的，但公元410年罗马军团撤离之后，罗马不列颠的领土转而落入盡格鲁－撤克逊各部落手中，基督教文明只在西部海疆的小片区域得以残存。

在597年奥古斯丁抵达肯特国之前，不列颠基本上已与罗马传统断裂，这里残余的教会组织和信仰文化，更多的是受凯尔特基督教的影响。凯尔特基督教文化是独立于罗马体系发展出来的。爱尔兰缺乏罗马那样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较为松散，并不适合建立以城镇为中心的主教区制度，融人乡村山林丘壑之间的隐修院是宗教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形态，隐修院院长而非教区主教才是真正的宗教领袖。凯尔特基督教的传播依附了本土德鲁伊信仰原有的架构，以前的德鲁伊祭司转变而为基督教的僧侣，他们大多出自地方上的望族，隐修院的脘长职位也多由贵族家庭直接从内部指派，构成整个世俗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圣髙隆邦本人便是出自爱尔兰最大家族的一位王子，他在爱奥那岛上建起的隐修院也是凯尔特式的。当图尔的格列高利哀叹髙卢的文化已经荡然无存、卡西奥多罗斯苦于为他的“文明鱼塘”寻找能够读书写字之人的时候，基督教的圣经抄本传统却正在爱尔兰的隐修院里被凯尔特僧侣发扬光大；圣高隆邦自己就是一位勤勉的抄经人，曾制作过不下300部抄本。高隆邦系的隐修院从爱奥那岛上向外发散，传至皮克特人部族、欧洲大陆和盡格鲁－撒克逊英格兰。７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当中最强大的诺森比亚国国王奥斯瓦尔德曾流亡爱奥那并在那里飯依了基督教，重掌政权之后，奥斯瓦尔德邀请爱奥那的僧侣前来诺森比亚，于635年在近海的一个名为“林迪斯法恩”“圣岛”的小岛上建起隐修院。

制作于７世纪末、８世纪初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将前罗马时代的盡格鲁－撒克逊本土艺术风格、罗马文化和凯尔特世界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艺术和工艺的最高成就。当高隆邦系的隐修院在英格兰东北部的诺森比亚王国内兴盛之时，另一支系、也就是由奥古斯丁从罗马带来的本笃会，也开始从肯特王国的坎特伯雷向外传播。与爱尔兰隐修传统的朴质乡野气息和神秘主义倾向相比较，得到墨洛温王朝和教会体系支持的罗马传统更像是一种令行禁止的严明军纪，无论在欧陆还是英格兰，本笃会都在与高隆邦会的竞争中渐渐占据上风。７世纪中叶以后，英格兰北部地区的高隆邦会隐修院，都渐渐开始改奉本笃会会规。尽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慕名前往爱尔兰的隐修院求学，但修院学术的凯尔特时代渐行渐远，难再复返。

在益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的英国修院学术中备受尊崇的圣亚浩的经历颇有代表意义，亚浩早年在马姆斯伯里师从爱尔兰僧侣接受凯尔特式教育，学业有成后自信已是—名合格的教师，后来却发现自己而立之年还须重新做回学生，遂从马姆斯伯里转赴坎特伯雷，受教于圣奥古斯丁隐修皖的院长、北非人哈德良门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在坎特伯雷学习罗马的法律、诗艺、韵文、修辞、算术和天文，这种与“七艺”颇为近似的课目大纲，是专注于抄写、推崇神秘主义灵性和苦修的凯尔特修院文化所不能提供的。这一变化过程当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比德的老师比斯科普，他曾五次远赴罗马，将大量拉丁文典籍、建筑材料、礼仪服饰、器具遗物以及圣咏艺术带回英格兰，他创建的韦穆－贾罗隐修院，同时也标志着罗马式大型石建筑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消失250余年后迎来复兴。

在其所处的时代，韦穆－贾罗的圣经抄本制作技艺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里最为髙超的。著名的阿米提奴抄本制作于８世纪初，是近乎全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拉丁武加大译本圣经，也被认为是文本最接近圣哲罗姆原译本的抄本，其体量之巨大、制作之繁难，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但韦穆－贾罗最为后世铭记的并非有形的物质成果，而是它造就了比德这样杰出的修士学者。在中古早期，各门学科与古典时代相比都有严重的倒退，隐修皖里的研学活动基本上止步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汇编和试图理解，唯一能够让学人实现前人未有之成就的领域是史学，尤其是当代史的撰述。

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被后世赞美，“在材料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写作技巧方面，在所有中世纪早期文献中，没有任何其他作品可以比得上它”，这绝非过誉之辞。比德与亚浩分别代表了拉丁文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两种风格：亚浩是“解释风格”最有影响力的作者之一，这种文风古奥华丽，行文铺陈，意象奇诡，多用从希腊文中转借而来的生淫语词；而比德的“古典风格”更易博得后世文学审美的青睐，他的拉丁文平和中正，典雅简朴，时至今日仍能给人美好的阅读体验。与写出《法兰克人史》的格列髙利以及著有《哥特史》的卡西奥多罗斯不同，比德是一位真正的修士，他在世俗社会里没有任何职位，几乎一生不曾踏出过韦穆－贾罗；而当他埋头于学问著述之时，韦穆－贾罗这个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边缘的小修院，建立也才不过两代人的时间。

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第五卷末尾枚举自己的生平著述，内容包括圣经注释、神学论文、圣徒和教会人物传记、历史、语言、文学、天文和历算，几近囊括当时修院学术涉足的所有学科。比德的学生当中就有后来相继成为约克大主教的埃格伯特和艾尔伯特，而约克的主教座堂学校培养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的领袖阿尔昆。阿尔昆曾在一首诗文中讲述自己的老师埃格伯特学识渊博，渴求知识的学子能在他的门下修习文法、修辞、法学、歌谣、乐器、诗艺、天文、地理、星象、天气、人类、禽畜、鸟兽、数学、历算，以及最最重要的、圣经的奥秘，与比德在韦穆－贾罗的著述和授课内容相比，涉及的知识门类有了进一步的扩充。

固然，中古早期的修院学术基本上是一种拘泥于书本、盲目崇信古代权威的“死”学问，“原创”和“进步”都无从谈起，上面列举的学科当中，徒有其表的空洞名目不在少数，但到了阿尔昆的时代，修士学人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对人类知识和理性能力保持乐观期待，智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迥异于两个世纪前图尔的格列高利和卡酉奥多罗斯的悲观。盎格鲁－撤克逊时期的英国修院学术在７世纪中叶到８世纪晚期的百余年间积累的成果，在维京人的侵略中几乎被全面摧毁。

当时的隐修院不仅仅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也往往是巨大社会财富的藏蓄所，但它们自身没有任何抵抗力量，不可避免地沦为北欧人劫掠的首要目标。林迪斯法恩、贾罗、伦敦、罗彻斯特、坎特伯雷、温彻斯特和约克相继遭到洗掠，在社会整体遭遇重创之外，隐修院的受损状况尤为惨烈，建筑被毁，财物遭盗劫，修士被驱赶，在俗教士取代僧侣成为宗教事务的主要执行者和信仰生活领袖。

不过，维京人造成的破坏在英格兰也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积极结果，即英语教育的兴起。在此之前，无论比斯科普、比德还是阿尔昆，都尊奉罗马为精神圣地，以拉丁文作为智识活动唯一可以依靠的语言工具，修院学校体系的崩毁意味着拉丁文教育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一度衰落，这就为本国语言的成长留出了空间。自９世纪中叶起，盡格鲁－撒克逊人与维京人的对战开始趋于均势，社会状况逐渐稳定，文教之事亦缓慢复苏。

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徳统治期间，他的文士不仅编纂了《盎格鲁－撤克逊编年史》这样的巨制，还将不少古代名著译为英文，如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史》、格列髙利一世的《教牧书》、波爱修的《哲学的慰藉》以及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的英译本，都是在威塞克斯国的宫廷学校里完成的。阿尔弗雷德还将最小的王子送往温彻斯特主教座堂学校，在那里习读拉丁文和英文书籍，这样的“双语教育”在同时代的欧洲大陆是不可想象的。英格兰的智识阶层比欧陆的文人学者更早地开始习惯用本国语言从事研学和文学创作，英国的教会建制和信仰文化也始终保持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性。

语言的差异与地理的疏隔一样，是人们在考察其独特的宗教历史时不可忽略的要素。964年，温彻斯特主教埃塞尔沃尔德率众携带武装强行占领了温彻斯特老堂，将主持教堂的撒克逊教士驱赶一空，这个当时英国最重要的教堂转由本笃会修士接管。今天的学者多倾向于认定是埃塞尔沃尔德将《本笃会会规》从拉丁文译成古英文（西撒克逊方言）。

在此之前，英格兰大多数的隐修院虽然都能归人本笃会，但实际上缺乏严格、明确的修会归属，隐修院的创始人在为自己的组织制定规则时，往往在《本笃会会规》的基础上融人其他传统（如髙隆邦会）并添加自己的发明，不同的修院在一个大同小异的框架下各行其是。古英文本的《会规》译成，使得遵从统一和严格标准的本笃会改革成为可能。在10世纪的英国，宗教组织的标准和规范是一个渐趋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国家的需要，在王室力量的支持下，埃塞尔沃尔德得以将他的改革措施推广至英格兰中南部各地。

埃塞尔沃尔德编写的《规范守则》要求全国所有的隐修院遵循完全一致的时间表和礼仪形式，起居、餐食、祈祷、日夜功课、读经及圣咏的章目编排、直至隐修院院长和教区主教的选拔等等，均有章法可依。《规范守则》的实际推行范围和贯彻程度或许离埃塞尔沃尔德的期待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改革确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改革后或新建成的本笃会隐修院很快兴旺发达起来，因为他们灵性纯洁的名声，诱使王公贵族不惜用馈赠土地和重金厚礼的方式换得修院墓园内一席安身之所，以及僧侣为他们的灵魂得救唱诵祈祷。

经济上的安定富足有着直观的艺术表现：圣经绘本制作的物质投入和工艺水平都有极大的提高，双声部圣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于英格兰本笃会隐修院的回廊。生活保障和纪律约束的双重条件都得到满足，研学传统的再度复兴所需要的就只是个体才华的闪光了。温彻斯特主教座堂学校在当时的英格兰享有崇高名望，埃塞尔沃尔德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为“英国各地的教士、隐修院院长和主教，甚至是大主教”。

这一批修士学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成就，是两部用古英文写成的集注：注释圣咏集以及亚浩的《论守贞》，尤其是全本译注的圣咏集，体现了注释者相当髙的思想学术水准和深厚的拉丁文及古英文文字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