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变法是战国初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进行的改革。

当时的法家内部分成法、术、势三大派系，其中:法、术两派竞争最为激烈，申不害是术派代表人物，法家代表则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前者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主张君主用权术去驾驭臣下，进而实现高度中央集权。

后者与前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为实现君主专制而服务，不过在手段上更强调利用严刑峻法去统治国家。

申不害和商鞅处于同一时代，他们在各自服务的国家实践着自己的理论，这也意味着法家两大学派的意识形态之争。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使弱小的韩国走向强大，实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不过申不害变法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在他之后，韩国很快走向衰弱。

而秦国则在商鞅的改革下实现吞并六国，统一海内的政治抱负。

那么申不害的术派的改革过程如何？落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申不害是郑国京邑人，曾是一名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后，就成为韩国人，继续做一名低级官员。

战国初期的中国社会正值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以奴隶主阶级为主的公田制正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和私有制的发展。

各种学派在这一阶段激烈碰撞，在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申不害虽然是一名小吏，却心怀报国之志，潜心学习诸子百家，并投身于新兴的法家门下。

在长期的研究学习下，申不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理念，他认为法家应重“术”，君主应独揽决断一切，法家政治哲学的本质是君主哲学。

同时申不害受到道家的影响，主张君主有所为有所不为，顺应自然规律，君主在决策前“示弱”，关键时刻发出雷霆一击。

通过刚柔并济，虚实结合的手腕充分展现君主的神秘莫测和至高威严，做到驾驭臣下，号令全国，最终实现集中力量提升国力，称霸诸侯的目的。

公元前354年，魏国出兵伐韩，韩昭侯及众臣束手无策。

申不害在危机时刻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示弱称臣，以此让其自大骄狂，同时利用其他诸侯的不满让韩国得到同情。

公元前353年，魏国起兵伐赵，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遣使到韩国求援。

申不害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最终迫使魏军回师自救，解决赵国之围，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

申不害在这两次外交公关中展现出的卓越才能和化危机于无形的独到见解让韩昭侯对其刮目相看。

原来这位前郑国小吏竟是国之栋梁，并于公元前351年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国相，以求变法图强。

申不害变法十分注重君主专制的作用，作为“术”派代表人物，他需要让君主掌握驾驭驱使群臣的方法。

法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

具体如何掌握“术”，申不害为韩昭侯做了三个安排:

一是“操杀生之柄”，即掌握生杀大权，维持君主在政权中的独断地位，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做到“尊君卑臣”。

二是“课群臣之能”，即考核、监督官吏，既让大臣们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也能够使人君牢牢掌握权柄，控制臣属的仕途命运。

以上两点被称为阳术，也就是明面上给众人看的。

最后一点则是阴术，即设立耳目，扶植特务活动。

在申不害看来，在礼崩乐坏的战国，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为了防止逆臣权臣出现，就必须能够在朝廷之外控制大臣，只有掌握他们的弱点小九九才能稳坐钓鱼台。

总之，申不害认为，在大国争霸的战国，要想立足称霸，必须实行君主专制，以集中调配全国之力。

郑国之所以被韩国所灭，就是因为国君羸弱，政权长期被卿族把持，所以必须为君主正名。

他说:

“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

申不害的变法也是围绕加强君主之“术”展开的。

变法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不过整顿吏治并不是单纯的打击贪腐，他首先拿卿士大夫开刀。

在韩昭侯的支持下，果断出击，杀死以上卿侠趁、丞相公厘子、上大夫段修为首的三大家族势力，收回其特权。

同时借机毁其城堡，抄其府库，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国库充盈起来，在收拾掉为首的卿族集团后。

第二步就是建立官僚考核和监督机制，实现“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废除官员世袭制的落后传统，一些旧贵族势力被清出朝堂。

而对一些能者贤良之人，则予以高官厚禄，韩国顿时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在巩固君主集权后，申不害又开始整顿军队，以达到“强兵”的目的。

他自任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全部收编为国家军队，并与原有军队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提升士兵战斗力。

除了政治和军事改革，申不害对经济领域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鼓励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荒种粮，同时还大力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形成比较发达的冶铸业。

以至于当时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美誉。

经过申不害的改革，韩国国力大幅提升，君主专制空前加强。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国治兵强，虽然处于强国包围之中，却无侵韩者，使韩国一跃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可以说，申不害变法确实实现韩国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同时过度用“术”也造成“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的后果。

申不害以“术”为主的法家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让君主通过运用权术驾驭臣工，而“术”这个东西本就是比较虚的，没有一个可参照的标准。

说“术”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技巧，它对君主本人的政治才能非常依赖。

如果君主本人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反之就会陷入混乱，申不害的方法就是让官员猜不透君主的心思，对君主的内心产生畏惧。

这虽然有利于君主专制，但由于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导致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许多大臣也开始与国君玩弄伎俩，整个朝政向阴谋化走去。

而“术”的技巧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天赋，韩昭侯作为一名颇有能力的领导人尚能控制局面。

但在他之后，韩国再没有像样的君主，韩国再次陷入衰落，而且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而同一时期的秦国却在商鞅的改革下走向强盛，且在商鞅死后，改革成果依旧在秦国保留下来。

法家学派以法派的胜利告终，关于“术”和“法”两家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

前者更在意君主的执法，后者侧重法律条文，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爵位不得功不能世袭，比如同样是惩罚，秦国太子犯法，太子傅被割去鼻子，而在韩国则完全取决于国君的态度。

同样是用人，秦国能够引入大量异国人才为己所用，而韩国却要根据国君和大臣们的政治默契，申不害本人虽强调选贤用能，但他自己却给别人走过“后门”。

所以说，“术”派执政下的韩国带有极大的变化性和不可预测性，一项政策的结果可能是顺风顺水，也可能是夭折途中。

高度依赖君主个人的结果就是韩国在韩昭侯死后，法令也就被废除，最终韩国成为七国中第一个被秦国吞并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