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一过，新的一年那种开始的气息就更加浓郁，街上的人也似乎多了起来，这种热闹，可能是相较几个月前最大的不同，以及在这热闹背后，人们心中被驱散的那种因为紧闭和恐慌所带来的阴郁。
一旦热烈的生活画卷在面前展开，人们就迫不及待的张开双臂去拥抱，同时也将那种封控的心绪忘的一干二净，哪怕仅仅在几个月前，还有不同观点的人在激愤的讨论，甚至有些人为了争取某些权益，聚集在一起，走上街头，重现了可能只有在百年前才能见到的情境。
这几年，以及浓缩到几个月里戏剧化的过程，充分地体现出一种被描述为“现代主义”的人类生存状况。一位评论家在1968年（1968年5月的数百万理想主义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被视为法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地球的另一端，也上演着一场街头运动）创造了一个词：“大街上的现代主义”，街道，每一个人所分享的那些街道，是现代主义的所在地，这些开放的道路通往公共的广场。
当然，这种聚集本身只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承袭而来的形式呈现，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聚集在广场中，讨论着城邦的未来。那么把现代人召集在一起的现代性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马歇尔·伯曼在其著名的论述现代性的书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是这样说的——所有各种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都是同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的男男女女肯定自己的现在——即便是悲惨的受压迫的现在——的尊严和自己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力；努力在现代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一块地方，一块自己能够作为家的地方。
这种为自己争取一个能够作为“家”的地方的努力，在现代性的特征中，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在某一种涵盖多数人的境况中的那些聚集在一起的讨论，以及为了解决问题所付诸实践的抗争。就像在被封的境况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讨论中，以至于讨论最终冲破了其本被限制的疆界——人们终于汇聚到了街头。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没有常驻在街头，为什么需要一些特殊的境遇才能激发这种聚集和交流？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伯曼曾在1987年到访巴西利亚，这是一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在库比契克总统的批准下从一片空地上建造起来的首都城市，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巴西的中心。
他这样描述：人们总体的感受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巴西人都证实了这种感受——好像到了一个巨大的空无一物的地方，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那儿有意地缺乏人们能够在其中会面交谈乃至聚在一起彼此看上一眼的公共场所。拉丁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亦即以一个广场市长为中心组织城市生活的伟大传统，被明确地拒绝了。
很明显，现代人被一些无形的巨大力量，在外部隔绝了。因为这种力量虽然强大，但更害怕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会召唤出无法控制的洪流，将一切摧毁。
另一方面，在内部，发达的现代社会也带来了人主观性和内在性的丰富和发达，也因此不断的将人向内拉扯，让人更加孤独和身不由己。所以沟通与对话在现代便呈现出一种新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不仅是一种亟需，也成为快乐的一个首要源泉。
正如伯曼所说，在一个各种意义都烟消云散的世界里，这些沟通与对话的经验是我们能够依赖的极少几种意义的可靠源泉之一。现代生活之所以值得过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提供给我们在一起交谈并相互理解的大量机会——有时候那甚至是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
但这些意义有时候也是危险的，正如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同样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沟通的结果，但最终却扼杀掉了更多数人的聚集以及意义的分享。
这种现代性的反噬，可能源自于对现代性为每个个体开辟出来的自由所产生的广泛的并且常常是极端的恐惧，以及不择手段地逃避自由的愿望。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在其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寓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就深刻的勾勒了这一现象。
“人们宁可和平，”宗教法庭庭长说道，“甚至宁可死亡也不愿在善恶的知识方面进行自由选择。对人来说，他的良心自由是最具诱惑力的东西，但也是造成痛苦最大的原因。”随后，这位庭长穿透了著作本身向那个时代的读者所处的现实喊道：“请注意，今天人们都被说服了，相信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然而他们仍将自己的自由带到了我的跟前，谦卑地把它放在我们的脚下。”
但积极的意义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的脆弱。1981年里根正式进入白宫，在促使里根上台的那些综合因素中，其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就是一种要消灭掉“世俗人道主义”的一切踪迹、并将美国转变为一个僧侣统治的警察国家的冲动。这种冲动所表现出来的疯狂好斗（以及它所得到的慷慨资助）使许多人包括一些激烈的反对者都相信，它是未来的浪潮。
但七年后，里根的那些宗教法庭调查官似的狂热分子在国会、在法庭以及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中，都遭到了决定性的挫败。美国人民也许是在大量的欺骗下投了里根的票，但他们显然不愿意把他们的自由放到总统的脚下。
伯曼这样评述：他们不会告别正当的法律程序（甚至不会以对罪恶开展的名义告别正当的法律程序），不会告别公民权力（即便他们害怕并且不信任黑人），不会告别言论自由（即便他们不喜欢色情描写），也不会告别隐私权和性活动自由（即便他们不赞成堕胎并且憎恶同性恋）。
甚至那些认为自己笃信宗教的美国人民也并不赞成会迫使他们下跪的神权运动。（包括里根的支持者在内的）对里根预设的价值取向与行动纲领的这种抵抗，证明了普遍老百姓委身于现代性及其最深刻的一些价值的深度。它还表明了，人们即便在其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现代性这个词，也能够成为现代主义者。
的确，在2022年的冬天，委身于现代性中的普遍中国百姓，展现出来的那种对普世意义的追求，同样表明了，即便没有听说过，也能够成为现代主义者，成为那种即便是悲惨的受压迫的状况下，也肯定自己现在的尊严和控制未来的权力，并努力在现代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一块地方，一块自己能够作为家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