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开”，中国高层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思路。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但为什么四十年以后，却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呢？

但是，从人类发展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事物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都会引起事物发展的方向的错位甚至改变，而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今天，我就说说当年“先富带后富”思路的四个没想到。

其一，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私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整个社会的心理环境也随之变化，难以与政策的初衷相匹配。

先富带后富，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也曾做过大胆尝试，而且非常成功。譬如，不同地区的相互支援，相互帮助，大大加快了发展水平悬殊较大的地区联动，结果使经济落后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这里的具体例子不再赘述，熟悉新中国发展史的人都很清楚。

而“改开”时期，集体公有制经济走向解体，生产资料基本上都到了个人手里，大家都在努力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目标，谁肯分出时间和财力去帮助别人？

人类历史上，只要是私有制经济，社会的心理状态都是单打独斗，表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当初，为了鼓励个人致富，农村从精神和物质上，十分推崇那些崭露头角的致富能手，给他们崇高的荣誉，譬如让他们当人大代表，当政协委员；在物质方面，给他们财政补贴，或者给予贷款、土地审批便利条件。

而人类的天性，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挣了十万元，还想挣百万元，更想挣千万元。而且随着金钱的增多，他们也陷入了一种烦恼，因为他们看到，在物质财富方面，自己前面还有亿万富豪。这种情况下，谁肯停下脚步，去带动普通人群去发家致富？

其二，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从农村土地承包后的实践看，一旦蓄水池闸门打开，大水倾泻而出，一定是水往低处流。

农村党员干部，掌握着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权，内部信息尽在囊中，而一般群众对村内集体经济内部信息所知甚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对等的竞争关系：集体财产的定价、集体企业管理权转移，党员干部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哪有一般群众的份儿？

城市里亦是如此。众多的国有企业“改制”运动中，企业主要领导，以及企业高级管理层，甚至有些行政领导也忍不住把手插进去，从中分一杯羹。国有企业改制时的定价，谁说了算？工人基本上没有话语权，都是这企业高层一手遮天，把企业低价拿到手，这就是后来被社会抨击的，“一夜之间产生的富豪”。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获得发展先机的，基本上没有普通群众，大部分是党员干部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事实，为后来社会财富两级分化埋下了伏笔。

其三，先富为什么要带后富，带后富是先富者的法律责任，还是先富者的道德责任？如果是法律责任，你不执行，国家强力机关可以强制执行；如果是道德责任，对不起，我不愿意做，谁也拿我没办法。

当初的政策，只是一个方向性、框架性的东西，这个“带”字的责任没有阐述清楚，是必须带，还是愿意带就带，不愿意带就不带？

懒惰和自私，是人类的天性，而大公无私是对人性改良后的一种结果。新中国前三十年，涌现了一大批大公无私的劳动模范，那是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更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结果。

“改开”后的社会，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与之相匹配的，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也是与之相匹配的。为了发家致富，可以背弃道德，可以冲破伦理，可以打政策和法律的擦边球。起初的“倒爷”，后来的种种经济犯罪，都是这种特定的经济环境的产物。

带后富，既然不是法律责任，不是必须的义务，只是一个道德的说辞，那么谁肯去做？大部分先富者都不会去做。

其四，即使是先富愿意带后富，他们怎样带，先带谁？这本来是一个极为精细的政策设计，但在执行过程当中，政策轮廓模糊，其中细节更无从谈起。

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家都沉浸在发家致富的滚滚大潮当中，早期获得先机的先富者，日夜都在谋划着如何发展得更大，而其他人受到了强烈的示范影响，挖空心思，也在想着如何发家致富。

那些没有获得先机的党员干部，也在这个行列当中。于是，“一切向钱看”之风一日比一日刮得猛烈。国家经济发展是主旋律，对于每一个国民来说，自己的发家致富也是头等大事。基层党支部几乎瘫痪，党的民主生活会也不开了，农村只剩下“计划生育、宅基地”这样的事情了。

经济大潮、发家致富大潮，滚滚而来，裹挟着基层党组织，谁也无法去想一想当初的“先富带后富”了。

总之，起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没有错误，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四个没想到，政府又没有及时纠正和弥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