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在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今农七师一二三团)营当政治教导员。部队虽然刚起义过来,但经过了诉苦运动民主改革和阶级教育后,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了,都热烈拥护毛主席关于部队参加生产建设的号召。

经过紧张的准备,3月1日全团指战员从迪化出发,拖上爬犁,带着武器粮食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向风雪交加茫茫无边的玛纳斯河垦区进军了。

部队经绥来(现玛纳斯)、三道河子、老沙湾到达玛纳斯河折向东北的拐肋处,这便是“小拐”。昔日拓荒者的足迹依稀可见,残垣破壁的土房和牲畜棚圈的遗址隐隐可辨。

3月的北疆仍被风雪笼罩着,偏偏这两天又遇到了大寒流真是冷得够呛!

嚎叫着的西北风卷着雪花,像刀子一样顶头面扑来,眨眼间睫毛就冻在一起了,战士们只是闭着嘴,胸,拉着肥犁顶风前进。尽管这样,只要一休息或者走到了的地方,战士们的自由讨论会就会马上沸腾地开起来。

当时论最多的,就是师贺政委在动员时讲的,要在玛纳斯河畔建设个“万户城”的问题。战士们争论不下的时候就问我:“教导员,你说万户城里,是不是光是我们解放军,还有没有工厂、学校、百货公司?”

有的同志说:“这些东西都应该有,还得要一个公园、戏院俱乐部也是不能少的。”

战士们这种天真的劲头,把干部也吸引进来了,大家都热烈地争说“万户城”里应该建设些什么,好象我们是在正式讨论“万户城”的建设规划似的。

下午8点多钟,天已完全黑了,风刮得更紧,雪下得更猛了。离宿营地还有20里的路程,这要在好天气,本来不算什么只要唱两支歌子就到了。可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战士们又累又饿,简单的防寒设备,根本抵御不了这样的寒潮。满是冰冻的路上铺着一层浮雪,又特别滑,不时有人滑倒。

16岁的小通讯员李玉泉,背着小马枪,拉着爬犁,一歪一扭的总是在后面,我知道他累了,就把他的枪夺过来背上,和他谈着走着,减轻些他的劳累和疲惫。他的情绪高起来了,没留心滑了一跤,一轱辘爬起来,连雪也不打就笑嘻嘻地对我说:

“我又坐了一次电梯!”

小李随后又问我:“教导员,将来我们'万户城’里也安电梯吧?”

我们正说着,笑着,走着,突然在我们面前停下了好几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二连的指导员杨廷贵带着收容组,正在抢数一个虚脱晕倒的战十。

我命令通讯员小李去叫医生,小李跑步去了。那个战士嘴里不断地冒白沫,杨指导员向我报告,这是炊事员王尚海。

杨廷贵告诉我说,王尚海这几天晚上非常劳累,忙着给大家做行军的干粮,清晨又早早起来做饭炒菜,很少睡觉,昨晚上到十二点多了,他把伙房的事料理完,找到指导员,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个包了十几层破布的小包,递给指导员说:“这是我十几年的一点积蓄,以前我总想,怎么才能跳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火坑,现在共产党把我救出了火坑,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这十块钱我捐献出来,作为我们生产的本钱。”

说着他就哭了,把他在旧社会受的牛马苦又诉说了一遍。

杨廷贵指导员和他促膝交谈,鼓励他说:“尚海,听到你说这番话我很高兴,为你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而高兴,跟共产党走绝对没错,好好干吧!”

谈到投机处,两人忘记了时间,一直到深夜两点钟,杨廷贵指导员才把他送回宿舍。

可是这个觉醒了的战士,并没有睡,他回味着指导员的一番话,又感动又激动,怎么也睡不着,心想:天一亮就要行军,我要早点给同志们烧水做早饭。等战士们醒来,刚好吃上热呼呼的饭菜,行军时,他把油盐等重要东西都放在自己的爬犁上,这样又累又冻就晕倒了。

郭医生来了,他忙着给病人检查,从病人紧攒着的右手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张。我忙打开一看,原来是前几天团里印发的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命令，我和同志们都很感动。打了针后,他的病好些,我和杨廷贵同志研究了一下,把两个爬犁连接起来,上面铺上被子,把王尚海放上,用被子包紧我和两个强壮的战士拉着前进了。

寒潮过去了,早晚虽然寒冷,但毕竟是春天,中午太阳晒着人已经暖融融的了。

3月7日,行军的第七天,由炮台到沙门子路经野猪窝,这一带是重盐渍地带,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也只冻一层皮,现在已经全化了,形成了20多里长的有名的泛浆地带。

一脚踩下去,陷进半个腿,猛力地拔出这条腿,那条腿又陷进去了。战士们只好把爬犁扔掉了,可是爬犁上的那么多东西怎么办呢?只好背起来。

战士们首先关心的不是自己简单的行李,而是战斗的武器--枪弹和生产武器--坎土曼、铁锨;还有用自己的津贴和积蓄买来的小猪、小羊和小鸡。

三连炊事班的同志买了两头小猪,一路上包得紧紧的放在爬犁上;现在爬犁扔掉了,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就抓着小猪的腿扛在肩上。走了几十米,小猪拼命地叫唤,炊事班长急了,忙喊:

“快放下来,这是咱们的猪种,弄死了咋办?”

他们商量了半天,最后提出一个办法,依旧用被子把小猪包起来,放在行军锅里,换班抬着走。

一个40多岁的老战士,更有意思,他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把他的两只小鸡包起来,抱着一溜一滑地向前走。同志们叫他把棉衣穿起来,别冻坏了,他说:我这老骨头硬朗着呢,小鸡是我革命的本钱,不能冻坏了。

后来他就用这两只鸡发展出了一个有3000多只鸡的养鸡场。

战士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件,把所有的艰难困苦都踩在了脚下,艰苦的行军中伴着歌声笑声,走完一段路就好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那种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让我至今怀念。

这样走了大约三、四天的时间,1950年3月10日部队终于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小拐。

春天固然是美好的,但春天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3月中旬,根据上级部署,我们一营全体同志在小拐安家牛产,刚安顿好,玛纳斯河被春风吹化了冰冻,河水泛滥,把大、小拐之间唯一的一条路淹没了,在距小拐15里的地方,白茫茫一片全是水,只有几个高大的沙包,耸立在水中和水边上。

从小拐通到大拐,只有多绕100多里路,从一些高大的沙包上转过来才行。

冰雪消融,洪水泛滥,地面冻土化成稀泥,道路泛浆严重:车辆难以通行。我们就像在孤岛上一样,和四处的交通都断绝了。

没有菜,没有油盐,这都没有关系,没有粮食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虽然俗话说:“兵无粮草自散,马无粮草自亡”,可对人民军队来说,我们从不把困难放在眼里,但断粮毕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带来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了,每人每天由十八两麦子减少到一斤,再由一斤减到半斤,后来每人只能分到四两了。

团部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团首长非常着急,动员全团同志节约粮食,支援一营小拐的部队,但是怎么运输呢?没有路,也没有船,只好找老乡雇了五峰骆驼,给我们送粮的路程本来就百十里,再一绕沙包,来回一趟就得四、五天,这怎么能供上我们全营700多人吃呢?

这样捱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天四两麦子的状态也维持不下去了,领导决定在水里接运粮食,团部专门抽人把粮食送到河边,我们再去接过来。

这天下午,团部向连队下达一份紧急通知:团里将立即组织送粮队,把炮台驮马大队运来的麦子连夜送。指导员宣读通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去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指导员根据自愿报名,领导批准的原则,指定了15位小伙子立即跑步到团部供给处集合听候命令。这100多名青年战士,是各连活跃分子兼开荒能手,由团政治处张扬主任带队,规定每人背40斤小麦,以作战的速度连夜送到。

当时装麦子既没有口袋,也没有麻包,40斤麦子咋拿呢?大家都抱着葫芦不开瓢,干着急想不出好点子来。任务又这样紧急,如果粮食今夜送不到,那里的同志又要多挨饿一天。

正在这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万分焦急的情况下,张扬挥着拳头说:“同志们!有办法,没有口袋我们有的是裤子,这是最好的口袋。”这一说,大家茅塞顿开,什么都知道了。于是你脱裤子,他也脱裤子,转瞬间供给处门前像赶庙会似的沸腾起来了。100多条裤子,装满了黄澄澄的小麦。

9点钟左右战士们沿着玛纳斯河两岸,向大拐进发了。

这条河弯曲伸延在准噶尔盆地的腹部,流进艾兰湖,当时从小拐到大拐只有一条临时踏出来的崎岖小路。夜,黑得看不见东西南北,只有天边的云缝里偶尔钻出几颗星,眨眼又看不见了,远处传来野狼的嗥叫声。

为了不摸错方向,大家就顺着河边摸索前进,河两岸尽是茂密的沙枣林、苇子湖,战士们只有硬着头皮向前钻,钻出沙枣林就是苇湖,出了苇湖又是沙枣林。每人只穿了条短裤,在苇湖里钻出钻进,腿上也不知划破了多少条口子。

但为了不让同志们再挨饿,继续完成春播任务,战士们并没有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更没有一个同志叫声疼,喊声苦虽然自己也是几顿没吃过饱饭,但大家的精力还是那样充沛,每个同志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胜利完成任务。

大约半夜左右,送粮队摸到了中拐。这个地方后来人们称它“蚊子窝”,就是从送粮队传出去的。

这里白天蝗虫多得能天蔽日,晚上蚊子出来真能叮死人,蚊子的叫声简直跟敲铜锣一样,一张嘴就是几个蚊子钻进嘴里。一路上尽是乒乓、乒乓的打蚊子声,战士们叫蚊子欺侮得都不敢张嘴了,一巴掌下去准能打死一二十个。

后来用手打不过来,每人就掐一枝苇尖子拿在手里打蚊子,但全身上下还免不了像针扎一样挨叮。蚊子咬一口,就是一个疙瘩,两只手上下打蚊子,真像别别扭扭跳劳动舞一样,稍放慢一点蚊子就爬了满脸。肩上扛着麦子,两手又要不停打蚊子,真弄得人汗水长淌。但大家并没有被蚊子吓倒,一面打,一面摸着朝前走。

正走得有劲的时候,前面传来个不好的消息:冰水翻岸了:到处是水,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战士们把粮食放在高处,架起大火烤蚊子,一面派人探路。

这时只听得河水冰块互相撞击发出嚓嚓的响声。映着火光可以清楚的看到:冰块堆积得像一堵墙,拦头截住冰水的去路。冰水任性地越过河岸,像一支脱缰的野马,冲过树林,穿过苇湖,向无边的戈壁滩上奔腾咆哮。连派出三组人,都没有探出路,水越流越大,究竟边在哪儿,谁也摸不透,只有探清水深的地方没过腰,浅的地方过膝盖。

送粮小组临时召开了党小组会议,决定趟水过去,坚决不能走回头路。党员同志们在会上提出:每人找个对象,帮助年龄小的和身体差的同志趟过冰水。

大家统一了认识,做出了趟水的决议后,同志们正围在火堆旁脱得净光,准备下水。只听张扬用响亮的嗓子在喊:“同志们!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是不怕困难的,我们要拿出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来趟过冰水!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走!跟我来!”口号像春雷一样震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喊:“趟过去!怕困难就是孬种!"在党员同志的带头下,这100多人踏着稀哩哗啦的冰水前进了。刚刚解冻的冰水,真是凉入骨髓,说起话来,都是上牙打下牙,哼哼唧唧的。但大家还是精神抖擞地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进军。

东方刚泛出鱼肚色的白光,这才算走完了这段不知几里路长的水程。

在晨曦中互相看看,简直不是原来的面目了,每个人跟钻到泥坑里刚爬出来似的,有的同志就打趣地笑了,上了岸，大家三三两两围在一块过烟瘾;有的架火熏蚊子;有的收拾鞋子,这一切好像不是休息,而是在做继续前进的战斗准备。

不一会儿,团部小李在沙包后面咋呼开了:“同志们,快来!这里有活的!”大家一听都摸不着头脑,这里有什么活的呢?大家跑去一看,小李正在一个小坑里一条一条的往上扔鱼呢。

这个小坑足有一间房子大,水刚没过脚背,筷子长的鱼在水里乱窜,战士们几十个人把小坑围得严实合缝,好像扔半截砖似的,唏哩哗啦扔上了一大片活鱼。

扔完了前进哨子也响了,有的拾两条,有的提几条,扛上麦子又前进了。大家都夸小李做了一件好事,说不仅给三营送来了粮食,又捎来了活蹦乱跳的鲜鱼,真是两全其美,三营的同志们可以好好打顿“牙祭”了。

而在我们这里,也组织了一支接粮队,要把团里送来的救济粮安全地转运过来。

4月的河里,冰块还没化完,手和腿一下碰到水里冷冰的刺激,像小刀子割了一般,我连30多个人像长征时的突击队员一样,扑通、扑通地跳下齐胸深的河水,把粮食口袋顶到头上,在冰冷的河水冲击下,拖着因饥饿而弄得无力的身体,一步一步艰难地踏过几百米宽的河水,一袋一袋地把粮食转运过来。

有许多同志的大腿被小刀似的冰块刺破了,鲜血流出来,水拍打着伤口,疼得钻心,但是,战士们以惊人的毅力,克制着疼痛,坚持不下火线。还有一次,一条牛拖着一袋粮食,直到河中间,被一个大冰块撞了一下,牛打了踉跄,粮食袋掉进了水里,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潜到水底,寻摸了好大一阵,才打捞出来,有的战士都冻得脸色铁青,语不成声了。

就是这样,同志们抵抗着肚子的饥饿和河水的冰冷,一步一步地背着粮食,赶了50里路才走到营部。

接运的粮食是有限的,全连又抽出十个人打野猪,打来的野猪和麦子一块儿煮。没有盐,就把仅有的一桶咸菜一次切一点,搞碎,放在里面,煮成糊糊吃。

艰苦的条件考验着我们,这时候,团领导决定一定要在非常时期保护好战士们,绝不搞特权,所有的干部都和战士一样地挨饿受冻,甚至比战士们吃的苦更多更大。

我们连的王指导员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说不饿,直等同志们都吃过了,他才去刮点桶底或盛一碗稀汤喝喝,饿得脸窄溜溜的退了一层皮,但他还是满口说:“不饿、不饿。"同志们都被他这种高尚的行动感动得落泪。

炊事员实在过意不去,在开饭时,就给他打上一碗,可是他还是舍不得吃,拨给这个病号一点拨给那个身体弱的一点,三拨两拨就光了。他不断对大家说:“应该让病号和身体弱的多吃一点。”

虽然粮食供应不上,工作可从没有停顿,吃不饱,干劲却丝毫不减。那时的工作主要是挖渠,砍红柳、铃铛刺,剥野麻等。参加挖渠的60人,十来天就修起了一条长15公里的大斗渠。

播种的季节到了,玛纳斯河的水还没退,粮食仍然供应不上,而要粮食的却又多了一头一种子。吃还吃不饱呢,哪来的种子?

这时七班班长崔佛向全连提出每人节约一捧麦子的倡议,全连同志都非常赞同,积极支持这项工作。

经过讨论座谈我们找到了节约粮食的办法:我们发现首蓿已发芽了,找到了苜蓿根,把皮一剥和麦子、野猪肉煮一块吃,这样全连便在口粮里省下了麦种,及时地种上了。

部队像战斗一样日夜突击挖地、播种,这块沉睡已久的荒原,被战士们的劳动歌声唤醒了。我们要它按照人们的意愿、梳洗打扮,换上美丽的容颜。

尽管我们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八至十两囫囵麦粒,可是开荒生产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一天,团部召开了全团干部的紧急会议,会上有同志提出来杀马,有的提出把麦种拿出来吃,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最后决定,加强思想工作,对部队进行红军过雪山草地,吃野菜、皮带的光荣传统教育,并统一调配全团仅有的粮食,另外由政治处主任张扬同志骑马到师部求援。

天又不分时令地下起雨夹雪来，张扬毫不畏惧地翻身上马,踏着烂泥向师部奔去。

我们在家里的人,就积极地对战士进行教育。团直属部队把自己只够吃两天的口粮分出一半(300多斤)送给我们。而我们营的战士们把分给自己的十两麦粒,又倒回口袋里留作种子。二营打了两头野猪,也分给了我们一条猪腿。我们分给各连,各连又送回营部;最后我们只好全部慰问了病员同志。

当时,我们考虑到战士们吃不饱,就要大家多休息。可是战士们总是偷着跑到地里去开荒,还高声地唱着“不怕苦,不怕难,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曲。

一天下午,天气晴朗,小鸟在枝头上跳着叫着,我和晁营长从修渠道的工地上走回来,路过一片大苇湖,嫩绿的苇笋已经钻出了地面。

我们俩又饿又累,就蹲下来休息,顺手拔了一根苇笋,放在嘴里一嚼,又脆又甜,可把我俩高兴坏了,我俩不约而同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兴奋地说:“晁营长,我们有了新口粮了!这个苇笋还挺好吃的呢!”晁营长也高兴地连连称是我俩顺手拔了一大把,边吃边商量部队吃苇笋的计划。

正在这时,突然驻地两边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通讯员小李飞一般地跑来报告:“师部送粮的汽车和驼马队全来了!”

我们忙跑去接。天哪!汽车和驼马都泥糊糊的,运粮的同志也浑身是泥,光看见眼睛在忽闪了,这些同志为了让自己的战友不饿肚子,几乎是把车和马从泥窝子里扛过来的,他们付出了多少劲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断粮的时候,全师全军区都在想办法援救我们。

当王震司令员从正在乌鲁木齐开会的团政委史骥同志那里得到我们被困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准备派飞机空投粮食进行救济。可是由于天气一直阴沉多雨,飞机不能起飞。师贺政委就冒着大雨,踏着泥泞,亲自动员部队战士日夜向小拐背粮,这样,汽车和驼马队才被拉过来。

一直到4月底，兵团首长派出的骆驼运输队终于来到大拐。麦子运来了,有口粮,也有了种子。师长、政委、团政委都来慰问我们这个断粮40天的部队,陶司令员也来了慰问信。

5月初,首长们又来了一次,陶司令员也亲自来到我们部队,我们都感到这一点苦，但比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的千辛万苦来,真算不了什么,而首长们却对我们这么关心、爱护!

我们全体同志一致表示:要安下心,扎下根,叫荒野“交棉交粮”,让戈壁变花园,用垦荒新记录,用种植高产奇迹来报答党和上级对我们的关怀。

再说说我们住的情况吧。上百号人的住真是个大问题,那时的小拐哪有人烟,我们一进地,眼前一片芦苇茫茫,脚下是厚厚的盐碱地,临时盖也没有充分的条件,要知道,三月的北疆仍是冰雪依然封冻的时令，住下来肯定是当务之急的事。

怎么住呢?打前站的部队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后续的部队盖房,以便他们到来时能安全驻扎,可是天寒地冻,哈气成冰,一无所有,拿什么盖房呢?

坎土曼往地下一砸,地上就出一个冰窝窝,“地窝子”都挖不成。于是,战士们就在大自然上做起了文章,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就是天然的原材料,我们投人到火热的建房劳动中,芦苇齐刷刷地被砍倒，我们一捆捆再把它们竖起来,背到一个事先平好的大场院然后,把背来的苇子压扁,捆成长度一致,粗细相近的苇束,我们叫它“苇把子”。

然后再用削尖了的红柳把“苇把子”一条条串联在一起挤得结结实实捆扎在一起,因为“苇把子”是有韧度的,可以弯成需要的形状,我们把这一张张编好的“大厚席"弯成弓形,两头埋人土中,于是,一座座桥拱式的芦苇棚就这样诞生了,这便是我们首次进入垦区的第一批住所了。

到了4月中旬天气才渐渐暖和起来,春风把茫茫戈壁吹得绿意融融,天空也拂去了灰蒙蒙的面纱,绽露出透明的蓝色笑脸,封冻的土地也在暖流中疏松起来,战士们可以挖“地窝子”了。

先是选择土质坚硬的地方,挖一个口,然后倾斜向下挖,挖到两米深的时候就大概形成了,大小一般四五米长宽,周围用土垒出二三十公分高的土基,上面搭上几根粗一些的树木当房梁,盖上一层的树枝,铺上厚厚的苇把子,然后开始上房泥,就是把泥拌上草糊到上面,这样使房顶不再露风,房顶上还要留出两个口,一个当窗子,一个当烟囱,这样,一个“像样”的家就建起来了。

挖“地窝子”就是战士们集体智慧的产物,这成了新疆建设兵团屯垦史上的特殊见证。而现在我们这些老一辈军垦战士说起它,仍然有一种怀旧的情愫,特殊的感悟。

“地窝子”有多少战士们的欢乐,它至少给举家的战士们有了一个“安乐窝”,战士们总算有了个“家”了,而且还是冬暖夏凉,这比芦苇棚子要强百倍了,大家欢天喜地地搬进了“地窝子”像过年似的。因为这“地窝子"也产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来。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