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2年9月3日,有着“狗肉将军”之称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接受时任山东省督军韩复榘的邀请,来到山东济南,但在济南火车站遭到刺客郑继成刺杀身亡。
这起轰动一时的刺杀事件,名义上是郑继成打着“替父报仇”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暗杀行动。
张宗昌在江湖当中被称作“三不知”:一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力,二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三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老婆。
中国现代史学家吕伟俊在《张宗昌》一书当中,曾经对张昌宗做出这样的评价:
“他胡作非为,作恶多端,反动面目赤裸裸地暴露。他不仅以声势煊赫而名闻遐迩,更以贪婪无度、凶暴残忍、荒淫无度而著称于世,他是北洋军阀中最为典型的军阀之一。”

张宗昌于1881年出生在山东掖县的祝家村,从小家里十分贫穷,他的父亲为了维持生计,靠着一手吹响器手艺赚钱养家,并且供他读了一年的私塾。
在张宗昌十四岁的时候,他来到一家黄酒馆里当起了伙计。在此期间,经过朋友的保媒拉纤,他与贾永全的第三个女儿定了亲事。
然而,张宗昌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他曾经多次向邻村的岳父贾永全借钱,才得以勉强糊口。
1900年,为了谋求生计,张宗昌和一位名叫祝欣德的同村伙伴一起闯关东,他们首先来到哈尔滨打工挣钱,后来又到了“宝局”当了保镖。

在东北地区淘金了三年之后,张宗昌返回老家,跟贾永全的第三个女儿结婚,婚后他再次来到东北,做起了筑路工人。
由于张宗昌的身材高大,干活有力,再加上他能够说上一口流利的俄语,因此深得俄国人的器重。
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然后控制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从而在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了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史称“日俄战争”。
于是,俄军开始组织一支由华人组成的游击武装力量,企图袭扰日军的后方。
由于通晓俄语,张宗昌被俄军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以土匪为主的游击武装力量的头目,人称“张统领”。

张宗昌率领的这支游击武装力量,经过不断扩充和训练,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将近两万人,很好的配合了俄军在前方的作战。
然而,随着俄军在“日俄战争”当中的战败,张宗昌只好把这支借助俄军建立起来的游击武装力量解散,他随后跟随一位俄国老板前往西伯利亚进行淘金。
在西伯利亚的矿场工作期间,张宗昌成为了招募和管理中国工人的工头,并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不久之后,由于矿场经营不善,张宗昌被迫离开矿场,辗转来到了海参崴,在海参崴的华商总会当起了一个门警,很快就深得华商总会的重用。
逐渐,张宗昌跟俄国军警混得越来越熟,他也在海参崴日渐出名,并且吸引了许多商贩前来投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当时上海有位名叫李征五的商人组织了光复军,但手里缺乏部队,他就委托身在海参崴开展革命工作的同盟会成员张西曼成立一支骑兵部队。
这支骑兵部队经过多方辗转,终于抵达了上海,李征五就任命张宗昌担任骑兵团团长。
1912年,经过“南北议和”以后,张宗昌率领的骑兵团接受了改编,被编入进了冷遹的江苏第三师的战斗序列,他本人依然担任骑兵团团长。
当“二次革命”发生的时候,面对革命军的多路讨伐,袁世凯下令将北洋新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段芝贵担任军长,沿着京汉铁路进攻湖北和江西;另一路由冯国璋担任军长,统领张勋的辫子军沿着津浦铁路南下,攻打徐州和南京。

当时江苏第三师师长冷遹率领的部队就是驻防在徐州,向前推进至韩庄一带的时候与北洋新军遭遇。
趁着北洋新军还没有来得及集结完毕,张宗昌率领骑兵团主动发起进攻,从而取得胜利。
而在攻打利国驿的战斗当中,张宗昌身先士卒,不幸左背受伤,被迫前往南京治病。
就在张宗昌接受治疗的那段时间里,“讨袁军”节节溃败,“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江苏第三师师长冷遹纷纷逃往上海。
当张宗昌伤愈归来的时候,看到“讨袁军”大势已去,他就率领曾经的部队投靠了冯国璋。

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当中取得了胜利,冯国璋率领北洋新军攻占了“讨袁军”的大本营南京,并且当上了江苏都督。
在攻打南京的时候,张昌宗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被冯国璋任命为江苏军官教育团团长。
虽然张宗昌当上了江苏军官教育团团长,但是手里却没有了军权,冯国璋担心他是投降而来的,故意削去了他的兵权。
由于陈其美(又名陈英士)在上海拥有很高的威望,一直都是讨伐袁世凯的骨干领袖,从而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要把他除之而后快。
于是,袁世凯得知张宗昌曾经是陈其美的部下,便命令他前往上海刺杀陈其美。

冯国璋
张宗昌接受了这个任务,袁世凯给了他一大笔钱,作为刺杀陈其美的行动经费。
来到上海之后,张宗昌时刻观察陈其美的活动轨迹,却发现陈其美的活动轨迹非常谨慎,根本找不到任何刺杀的机会。
就在张宗昌一筹莫展之际,他突然遇到了曾经的战友程子安。
在张宗昌的利诱之下,程子安同意加入刺杀陈其美的行动当中,并且召集了许国霖等人一起商量对策。
此时的陈其美正在因为革命经费问题而四处奔波,当得知上海的鸿丰煤矿有一块矿地要抵押给日本商人,但是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名流作为担保,并且可以二十万大洋的酬金。

陈其美
于是,程子安、许国霖利用曾经的关系,买通了陈其美身边的李海秋和王介凡等人,让他们劝说陈其美出面担保。
由于陈其美急于筹集革命经费,为了那二十万大洋,他明知道有很大风险,依然决定冒险一试。
然而,让陈其美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圈套。
1916年5月18日下午两点,根据提前约定好的时间和地方,陈其美来到了上海法租界内的萨坡赛路14号,没过多大会儿,程子安、许国霖和叛徒李海秋相继到来。
除此之外,紧跟其后的还有几名杀手。

李海秋率先走上二楼,对陈其美说道:“陈先生,客人已经到了,他们正在楼下!”
陈其美马上站起身来,朝着楼下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李海秋又说道:“坏了,我忘记拿合同,合同在车上,我这就出去拿。”
刚一走出院门,李海秋就逃得无影无踪。
随后,几名杀手掏出手枪朝着陈其美进行射击,陈其美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
张宗昌认为,自己帮助袁世凯除掉了心腹大患陈其美,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日后必定能够得到袁世凯的器重,想要升官发财完全不是问题。

张宗昌
但是,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终,由黎元洪接任中华民国总统一职,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一职。
张宗昌跟随冯国璋去了北京,在冯国璋身边掌管一些警卫之类的安保工作。
投靠张作霖,升任第三旅旅长黎元洪虽然是名义上的中华民国总统,但实际掌握大权的却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是否恢复孙中山时期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问题上,冯国璋和段祺瑞产生了矛盾。
1917年7月,由于国务总理段祺瑞一心想要独揽大权,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说,坚决不同意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各省的军阀发起了一场“护法运动”。

随着“护法运动”的打响,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军阀率先出兵反抗北洋政府,随后湖南军阀也开始响应。
此时的段祺瑞开始着急了,为了抑制声势越来越大的“护法运动”,他马上派出吴佩孚率领第一路军、张敬尧率领第二路军,前去镇压。
而张宗昌被任命为第六旅旅长,被编入到了第二路军的战斗序列当中。
张宗昌率领第六旅的全体将士从南京出发,先是乘船抵达江西九江,然后途经南昌、上高、宜丰等地,最终进入湖南境内,朝着醴陵方向前进。
1918年3月,吴佩孚率领的第一路军占领长沙之后,由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张宗昌也被荣升为暂编第一师师长。

直到1920年,吴佩孚的部队开始向北撤退,张宗昌的第一师也转移到了江西萍乡,此举却引起了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忧虑。
于是,陈光远暗中调动部队,将张宗昌的第一师全部缴械,并且就地解散。
眼看大势已去,张宗昌只好灰头土脸地逃到北京。
刚刚来到北京,张宗昌对自己的部队被解散的事情丝毫不提,而是直接找陆军部索要提前允诺好的二十万军饷。
张宗昌拿到二十万大洋之后,在曾经在江苏军官教育团担任教官的许琨的引荐之下,他结识了曹锟,并且在曹锟过生日的当天献上了二十万大洋。

吴佩孚
曹锟一看这么贵重的礼品,心里乐开了花,当即对张宗昌说道:“我会把在直皖战争中缴获的枪械拨给你一部分,你自己再把部队重新恢复起来吧!”
然而,张宗昌现在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他还没有来得及领取枪械,就被吴佩孚知道,曹锟只好作罢。
许琨作为中间人,面子上受到了很大的侮辱,他一怒之下对张宗昌说:“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咱们离开这里吧,前往东北投靠张作霖!”
但是,当张宗昌来到东北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受张作霖的器重,只是让他当了一个营长。
从师长到营长,巨大的落差让张宗昌感到十分不满,他只能选择隐忍,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

张作霖
没过多久,张宗昌还真等来了机会。
由于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当中失败,兵员减少严重,面对高士傧和卢永贵的步步紧逼,他就想起了张宗昌,决定派张宗昌率领部队去迎战高士傧和卢永贵。
巧合的是,卢永贵不仅和张宗昌是山东老乡,并且他们早年在当筑路工人的时候就已经相识。
于是,卢永贵立即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靠张宗昌,使得张宗昌的部队一下子扩充了三个团。
见此情景,张作霖非常兴奋,连连夸赞张宗昌是个人才,当即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还让许琨、程子安、褚玉璞分别担任三个团的团长。

可是,尽管张宗昌升任为了第三旅旅长,但是部队的军饷却是按照营长的规格发放的。
无奈之下,张宗昌只能自筹军饷。
为了筹集军饷,张宗昌竟然下令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大量种植鸦片,从而靠着贩卖鸦片赚到了不少的军饷。
张作霖得知之后非常气愤,对身边的郭松龄、李景林、杨宇霆、张学良等人说道:“老子每年花一百万养了这帮东西,他们搞鸦片太不成话了,搞一次演习看看他们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把他们裁撤。”
当时,地里的高梁已经收割完成,只是留下满地的高粱茬子,张宗昌的部队在演习训练当中被扎伤了许多士兵。

张学良
由于心里十分不痛快,张宗昌在屋里喝起了闷酒,他一边喝酒,一边骂骂喋喋地说道:“这是哪个孙子想出来的演习计划,给弄成这样?”
这时,郭松龄突然推门而入,厉声斥责道:“你骂谁呢?”
张宗昌连忙回答说:“我没骂谁,这只是我的口头禅!”
听完,郭松龄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一顿,并且说道:“这也是我的口头禅!”
骂完之后,郭松龄摔门而出......

郭松龄
演习训练结束之后,张宗昌麾下的三个团只有程子安这个团表现最差,身旁的参谋长对张宗昌说:“旅长,干脆把撤掉程子安的团长职务!”
张宗昌说道:“别人评价程子安怎么样,咱不好去说,你身为参谋长可不能这么说,当年我拿了袁世凯四十万大洋让他去刺杀陈其美,我一分钱都没有给他,我都觉得对不起他。”
最终,在李景林和张学良的包庇之下,他们在张作霖的面前替第三旅说尽了好话,才保住了张宗昌的第三旅。
于是,张作霖又把张宗昌的第三旅调往奉天(如今的辽宁沈阳),从此他在奉系军阀当中逐渐站稳了脚跟。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就在张宗昌率领部队跟直系军阀的部队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身为热河都统的李景林却不愿配合张宗昌作战。
很快,蔡本平陷入了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就在这危急关头,张宗昌紧急从前线带回来五百士兵救出了蔡本平,从而奠定了奉系军阀胜利的基础。
随后,张宗昌率领部队进入冷口,抵达深州,并且收编了吴佩孚的大量部队,兵力一下子扩编了七八倍。
至于兵力多到什么程度,就连张宗昌自己都数不清。
张宗昌抵达天津之后,张作霖看到他在战斗当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理应对他进行嘉奖,但是直隶省军务督办的位置已经被李景林率先抢去,张作霖只好让他担任第一军军长。

张作霖还对张宗昌说道:“你可以率领部队南下去打地盘,你打江苏、或是打上海,只要你能够打下来,你就可以在那里当老大。”
但是,张宗昌想要攻打江苏,就必须要先经过徐州,而当时镇守徐州的镇守使名叫陈调元,他们两人曾经是关系很好的铁哥们。
于是,陈调元就想出一个主意,他对江苏督军齐燮元说:“奉军难以抵挡,我们无力抵抗,只好放弃徐州!”
就这样,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就率领部队通过了徐州。
然而,张宗昌虽然打下来了江苏和上海,但张作霖却违反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诺言,并没有让他在这里当老大,而是交给了总参议杨宇霆管理。

张作霖的想法是,张宗昌是一个山东人,准备将他调回山东去当山东省的军务督办。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的儿子张学良挑起了奉系军阀的大旗。
当北伐军打到直隶属的时候,张宗昌再三请求张学良说:“少帅,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你让我退回到关外好不好?”
张学良果断拒绝了张宗昌的请求。
随着褚玉璞的部下陆续投靠蒋介石,张宗昌逃往大连。由于蒋介石颁发通缉令,他又逃往日本避难,企图依靠日本人的帮助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