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关东军在短时间内侵占了东北地区的多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邀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使得日本政府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

为了应对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人在奉天（如今的辽宁沈阳）城里连夜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由于意见不合，因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板垣征四郎的主张是，不用顾及国际舆论的看法，趁此机会直接全面侵占东北地区，并且将东北地区划入到日本的版图范围。

板垣征四郎

然而，石原莞尔却表示反对，他认为板垣征四郎的的想法过于极端。

石原莞尔的建议是，应该在东北地区设立一个总督府，将东北地区变成日本的一个殖民地，这样既可以应对国际舆论的压力，又可以实现侵占东北地区的目的，可谓是一举两得。

就在他们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主动提出了一个方案，即是《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为，成立一个由日本实际控制、脱离中国的“满洲国”，再扶持一名中国人来担任“满洲国”的皇帝。

石原莞尔

不仅如此，土肥原贤二的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皇帝人选，那就是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早在1924年，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爱新觉罗·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土肥原贤二把走投无路的爱新觉罗·溥仪接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静园保护了起来。

土肥原贤二认为，爱新觉罗·溥仪曾经当过清朝的皇帝，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他如今已经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让他当“满洲国”皇帝无疑是最佳人选。

1931年11月3日，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静园，见到了在这里居住的爱新觉罗·溥仪。

土肥原贤二

刚一见到爱新觉罗·溥仪，土肥原贤二就开始向他表明真心：“满洲曾经是你的祖先的发祥地，日本关东军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现在我们想要邀请你前去领导这个新国家。”

爱新觉罗·溥仪一直想要重新当皇帝，这让他激动不已。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冷静地问道：“这个新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贤二早就猜透了爱新觉罗·溥仪的心思，他并没有直接回复这个问题，而是说道：“陛下，还是请先移驾满洲吧，等到了奉天，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听到土肥原贤二的一句“陛下”，爱新觉罗·溥仪认为就个新国家实行的“帝制”，于是欣然同意前往奉天。

就在土肥原贤二内心一阵窃喜的同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

蒋介石知道，爱新觉罗·溥仪这次被土肥原贤二邀请前去满洲，必定是想要利用他达到占领东北地区的目的。

于是，蒋介石马上派出曾经是清朝遗老的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高友唐前往天津静园，劝说爱新觉罗·溥仪不要前去满洲，并且表示愿意恢复他的帝号，同时还会每年送上400万银元的优抚金。

土肥原贤二

然而，爱新觉罗·溥仪一心就是想要当皇帝，果断拒绝了国民政府开出的条件。

1931年11月10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秘密筹划下，爱新觉罗·溥仪被接出天津静园，顺利抵达旅顺，随后川岛芳子又利用诱骗手段，将婉容接到了长春。

可是，刚刚把爱新觉罗·溥仪接到满洲，日本政府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来命令：“立刻停止执行满洲国计划！”

但是，面对日本政府发来的命令，日本关东军真的会就此罢手吗？

1932年2月16日，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板垣征四郎携带《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和“满洲国”国旗，来到了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居住的旅馆。

板垣征四郎的目的是要告诉爱新觉罗·溥仪，“满洲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日本需要参与“满洲国”的政务。

然而，当初土肥原贤二承诺的可是让爱新觉罗·溥仪做“满洲国”皇帝，这次又改变了说法，他强忍心中的怒火，吼道：“这算是什么国家？我要做大清帝国的皇帝。”

眼看爱新觉罗·溥仪的强硬态度，拒绝担任“满洲国”执政元首，始终坚持要当“满洲国”皇帝，板垣征四郎只好无功而返。

但是，爱新觉罗·溥仪并不知道，“满洲国”的名号只是日本关东军侵略东北地区的一件外衣而已。

1932年2月18日，日本关东军使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份伪造的“宣言”，正式宣布东北地区各省完全独立。

在这种情况下，板垣征四郎也向爱新觉罗·溥仪发出了最后通牒，强迫他担任“满洲国”执政元首，否则就是被视为敌对态度，日本关东军就会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逼迫他就范。

对于当时的情形，爱新觉罗·溥仪在后来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当中这样写道：

“我注视着板垣征四郎的那张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两腿一软，顿时跌坐在沙发上，半说不出话来。”

不过，爱新觉罗·溥仪也对板垣征四郎提出了一个出任“满洲国”执政元首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暂定以一年为期限，如果逾期仍然不实行帝制，到时候即行退位”。

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只是口头上答应了这个前提条件，或许是权宜之计。

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使用“满洲国”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正式对外宣布“满洲国”成立，由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担任执政元首。

一周之后，爱新觉罗·溥仪乘坐的火车缓缓驶进了长春火车站，这里早就挤满了前来迎接他的人群，其中还有身穿长袍马褂、手举黄龙旗帜的队伍。

爱新觉罗·溥仪旁边的人说道：“这些都是旗人，他们等待皇上归来已经等了好多年了！”

溥仪

如此热闹的欢迎氛围，一度让爱新觉罗·溥仪心潮澎湃，激动万千。

这天，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的行宫里面举行了就职典礼，他宣布：“国家取名为满洲国，自己担任元首执政，年号大同，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首都在长春，改称新京。”

此外，日本关东军还专门为爱新觉罗·溥仪建造了一座同德殿，让他在这里处理政务、居住、娱乐。

正是在这座同德殿里面，接替本庄繁成为信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和“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签订了出卖东北地区的耻辱条约《日满议定书》。

《日满协定书》当中规定，“满洲国”政府对日本在“满洲国”境内的一切权益予以承认，允许日本在“满洲国”境内驻扎军队，允许日本在“满洲国”境内维持治安、管理公路和开采矿产。

然而，对于这一耻辱的条约，蒋介石曾经多次向国际联盟提出“坚决不承认满洲国”。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要求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队，前往东北地区调查事情真相。

应国民政府的再三要求，国际联盟派出由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组成的代表团赶赴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1932年5月3日，国际联盟的五位代表团成员在长春会见了爱新觉罗·溥仪，但是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分钟。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在这十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二是“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面对国际联盟代表团的质问，爱新觉罗·溥仪不敢说出实情，因为他的身边还坐着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军官桥本虎之助和板垣征四郎。

于是，爱新觉罗·溥仪只好老老实实地说起提前安排好的“台词”，他回答说：“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起来的！”

蒋介石

尽管国际联盟代表团的行踪时刻都在日本关东军的监视当中，但是仍然有许多东北地区的爱国人士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向他们揭露事情的真相。

正是由于这些证据，国际联盟代表团才真正看清了日本的丑恶嘴脸。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专门针对“满洲国”的事情召开了一次大会，最终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顺利通过了由十九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了不承认日本扶持的“满洲国”。

而在大会上的唯一一票反对票，就是日本投出的。

随后，日本向国际联盟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3月28日宣布正式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0月的一天晚上，曾经担任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突然出现在了爱新觉罗·溥仪居住的行宫，他这次前来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要把满洲国改为帝制，你可以重新当皇帝了！”

听到这个消息，爱新觉罗·溥仪激动不已，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菱刈隆刚一离开，爱新觉罗·溥仪就从一口箱子里面拿出了珍藏了二十多年了的龙袍，他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穿上龙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