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讲授“君人南面之术”，为后世的英主和昏君树立了标尺。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杨广，就是把无知当个性，和老子帝王学唱反调。

他仗着国强权重，妄想做千古一帝，倒行逆施，结果仅十余年就身死国灭，成了千古罕见的无道昏君。

不怕地主家的傻儿子吃喝嫖赌，就怕他想创业证明自己。

杨广即位之初，从他父亲隋文帝杨坚手里，继承了一个极为富强的帝国。

如果杨广能自我戒慎，或平平庸庸，不胡作非为，未必不能将他父亲隋文帝杨坚留下的强大帝国维持下去。

但杨广抱负远大，才华出众，自视极高，渴望建立一番不朽的丰功伟绩，虽然确有一些非凡之功，却在更高的维度上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

于是，就成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隋之富，亦以劳民伤财而致乱。”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还强调要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即不瞎折腾、与民休息，减少行政干预，放手让百姓自己去折腾。

但杨广恰恰相反，他不断地在瞎折腾，设立一个又一个大目标，要滥用民力、狂飙突进，去实现他的狂妄野心。

京城大兴还是他父亲新建不久的，他就又营建东都洛阳，而急于求成地大规模修建大运河，民不聊生。

一些民工长期泡在水中施工，甚至腰以下腐烂长蛆，仍被逼劳作不休，则是逼反百姓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并痛批统治者生活奢侈而民生艰难。

显然，杨广根本不在乎民意、民生疾苦，他把天下人当成了为他取暖用的燃料。

在他父亲杨坚治理下，隋朝就赋税很重，国富民穷，而杨广则变本加厉，进一步加重赋税，大兴徭役。

在杨广任内，各种大型工程密集上马，频赶工期，征发百姓无偿从事苦役，还频繁发动战争，导致生灵涂炭。

即使饿殍遍野，民间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隋朝的官方粮仓却在严令之下，就是不开仓放粮。

在极个别官员抗旨，向民众开仓放粮后，杨广却将领取粮食求生的百姓诛杀。

这些粮食储量之巨，直到后来的唐朝建立多年，才慢慢全部吃完。

老子说：“去甚、去奢、去泰”，并反对华而不实的东西，讲究淳朴、踏实，主张“为腹而不为目”，摒弃外在的虚荣和浮华。

而杨广非常好面子，为此大搞对外援助，不惜一掷亿金，将民脂民膏挥霍给异族外邦。

为了塑造一个四夷臣服、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满足自己是“世界之君”的虚荣，他连街上的树木都要用丝绸包起来，各种大排场不计成本地连番而上。

外邦来人震惊于隋的极度富裕和铺张浪费，同时也发现隋百姓甚至有的穷得衣不遮体，看破了杨广打肿脸来充胖子的自卑。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还说天下有道时，战马用于耕田、经济生产，天下无道时，连怀孕的母马都上了战场，具有强烈的反战思想。

杨广好大喜功，既要在国际上充老大，又不顾“祸莫大于轻敌”，轻率兴兵，频繁发动对外战争。

他四处征伐，尤其是在短短的三年间，隋三次征讨高句丽，一败再败的杨广恼羞成怒，不顾国内民变频发，仍执意征发更多的民力和财力投入前线。

他就像一个赌徒，已经输红了眼，不断地把压箱底的家底掏出来，不顾一切地推上赌桌，直到彻底崩盘。

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杨广生活奢侈，无节制地追求感官、物质享受，同时过度扩张和消耗国力。

他在全国各地建造海量的离宫别馆，只供他一时路过所居。

他多次巡游江南，要建造大规模的船队，带着庞大的班子，如同一座移动的城市。

他们每次出行都挥金如土、浩浩荡荡。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要极尽奢华地接待，对百姓来说，就像蝗虫过境一样。

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又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很多领导者是反着来的，他们觉得身在上位，就要摆架子，要高高在上，这样才像个老大的样子。

杨广就是这样，而且极端化。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对贤良大臣和忠直近侍，动辄诛戮。

当大臣们对他的政策提出合理建议时，他不但不采纳，反而认为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他不但处死了德高望重的宰相高颎，还因嫉妒而杀死诗写得比他好的薛道衡。

在他遇困时，对部属许诺一旦脱困，必予重赏。当部属冒险为他解围，他却不兑现诺言，直至众叛亲离，失尽人心，身死国灭，为天下所唾弃。

……

杨广的故事，已是千年来一部生动的反面教材。

唐朝继隋而起。唐太宗李世民和杨广一样，也是在兄弟之中排行老二，都以非正常手段，从其父、兄那里夺位，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

在史籍《贞观政要》中，记载了李世民深自戒慎，把杨广的前车之鉴作为自己警钟的言行。

李世民推崇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遂有了“贞观之治”，成为古往今来的模范皇帝，而唐朝也成了中国历史的一大巅峰。

创业难，守业更难。选对人，不如选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