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在总参工作的时间不短，他54年10月调任的副总参谋长。他上任后不久，中央就正式任命粟裕大将为负责总参工作的总长。58年黄克诚当总长，59年罗瑞卿做总长。这接连更迭的背后，藏着的是重大历史事件：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59年庐山会议。

张爱萍晚年带着怀念的神色，评价粟裕任总长的总参，是最好的总参，也是他心情最愉悦、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张爱萍是个专心工作的人，即便十分认可粟裕这个总长，但在本职工作外，其余事情很少过问，尤其是涉及到人事安排。

58年粟裕遭到批判，委屈又郁闷地同张爱萍倾诉起，还流下了眼泪。张爱萍似乎不太能理解，也有不想干预的心思，所以劝粟裕说：“别这么没出息，你干脆找他（应该是彭总）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谈一谈！没事的。”

张爱萍即便到晚年，跟儿子聊起粟裕遭批判、被免职的事，也没有讲太多。直到经历66年后的种种，张爱萍才明白了粟裕的苦楚。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没有去亲身体会，是不能够理解的。

粟裕被免去总长职务后，黄克诚接任，张爱萍跟他也是老熟人了，工作状态还算过得去。但是很快，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倒了。黄克诚是张爱萍多年的老首长，黄的倒下张心里很不好受。而彭德怀，在张爱萍调任总参工作后，也接触过很多次，彭还邀请张跟自己在同一层办公。

于理，张爱萍想不通；于情，张爱萍接受不了。他的内心从此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对此，他说了一番极具哲理和预见性的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搞小圈子，吹吹捧捧拉关系。我知道，这是过去的宗派又要出现的前戏。”

于是，在庐山会议黄克诚去职总长后，张爱萍给新任总长罗瑞卿写了封信，说自己在总部机关待得太久（其实没多少年），希望能到下面的军区做些工作。其实他的真实想法是，不想卷进政治旋涡，不想看这些是非，更不想再经历这样的离别。

罗瑞卿跟张爱萍在红军大学时期就很熟悉，私底下经常开玩笑。抗战时，两人同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还合影留念过。照片背后有罗瑞卿的题字：“送给爱萍小弟存念。”

刚上任就收到作为副手的张爱萍的辞职信，罗瑞卿也不恼，而是直接把张爱萍找来，反问他：“你就这么不欢迎我来吗？这么不想我做你的上级吗？”张爱萍默然无语，把请调信拿了回来。

张爱萍对罗瑞卿没意见，是对这样的形势变化有意见。这种辞换的关头，请调确实不合适，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最后他继续留在总参工作，但工作得不是很舒服。

张爱萍对罗瑞卿这个人的能力很认可：有魄力，有干劲，能决断，做事雷厉风行。罗瑞卿没有因为这事对张爱萍心生芥蒂，任总长期间对张很信任，对张的工作也很支持，很多事都放手让他去做。和上级处得不错，但跟同事——即副总长之间的关系却是相当紧张。为什么会这样？张爱萍说是有人把过去那套拉拉扯扯的作风，带进总参。

那几年张爱萍想了很多，经常想到彭德怀：“他对革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因为说了真话，结果被整成这样。”他慢慢觉得很多事没意思，于是更加坚定了下基层、干实事的信念。

59年后，张爱萍很少在总部机关待了，一年到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面——边远地区的国防工业基地，处理自己那一摊子事。能不参加的活动和会议，他都不参加。高层发生的那些事，他不听、不问、不参与。

但如果有人实在违背原则说胡话，他还是会忍不住站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