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说春秋人还讲究尊礼重信，征伐有名，崇尚文明礼仪；战国人则纯以权谋诈力，盟约无效，朝秦暮楚，背信弃义。

这时候追求短期利益，变法图强乃是当务之急。所以商鞅先后用帝道和王道来游说秦孝公，皆不为所动，直到第三次用霸道进言，孝公才欣然采纳。帝道、王道追求的是长远，霸道追求的是快速见效，因此商鞅感叹说：“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商君或许已经明白，用霸道可以兼并天下，却难以保有社稷，这是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秦朝以暴制暴，以野蛮制服野蛮，以虎狼吞食狐狸，并从最坏的风俗里打造出了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

秦国素有虎狼之国的称呼，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有一次秦国发生大饥荒，范睢请求秦昭襄王发粮仓以赈饥民，秦王却厚颜无耻地说：“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他认为宁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能乱了秦法，甚至毫无底线地说：“生而乱，不如死而治”——这就是秦国统治的原则。

秦国崇尚霸道，讲究权谋，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为被残害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不讲究秩序、规范和仁义，只崇拜强权，讲究胜者为王，最后会落到“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的局面，大家都不得善终。

秦国把这种权谋诈力推向了顶端，并期望用强权来压服一切，结果适得其反。因此，胡亥杀了扶苏，李斯杀了蒙恬，赵高杀了李斯和胡亥，而后赵高又被子婴杀害，子婴的时候秦国就被天下人屠灭了。

被无耻文人美化过的历史剧

秦孝公与商鞅以“强国”为最高目标，一切都要围绕它去运作。权力集中于君主，把民编制为什五，实行连坐；明确尊卑等级，有功于国者才能享受尊荣，没有功劳的，虽贵为宗室也不得为属籍。对内立法度，务耕积，修守战之备，对外以连横以斗诸侯，最终从魏国手里夺回西河之地。

孝公死后，惠武二王沿袭不改，用是否有利于“强国”来衡量每个公民的价值。故而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遂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收要害之郡，诸侯震恐，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国力日强，遂能扫灭六国，威振四海。是时，国力极盛，就如已经拉紧的弓，应当改弦更张。天下已定，当与民休息，但他却依然用旧制度和强权来压榨人民。

秦国统治者不知道，法家的君主专制是在肉弱强食的时代，以暴制暴、以野蛮克服野蛮的手段，却不是维持文明社会运转的办法。为了消灭敌国，百姓牺牲自我来为国家服务。等到敌国灭尽之后，百姓就会发觉，这种国家机器不仅压迫敌国，而且还在压迫着自己。诸侯之间的战争，最终演变成了秦国和天下人之间的战争。

形势早就已经变化了，政策却依然是原来那套，匹夫匹夫怎么能不群起而攻之？所以贾谊在《过秦论》里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劝汉文帝恢复秩序、重建风俗

刘邦跟秦皇一样，不讲仁义，专门以诈力取天下，可为什么刘邦能够守住天下而不失呢？

刘邦曾骂儒生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刘邦惭愧失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就为他写作了《新语》一书，告诉他取天下与守天下的方法不同，不能不做出变通。以权谋诈力得之，不能再以权谋诈力守之，而是要靠文明和制度。

贾谊继承了陆贾的思想，他说：“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并且曾劝汉文帝“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形成了“王霸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以霸道取之，以王道守之。

秦国兼并天下后，如果能够休养生息，爱惜民力，何愁不能守社稷？但是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先诈力而后仁义”。他不知道权谋欺诈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用来对付人民的。所以贾谊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与守之者无异也。”天下一统后，既然秦国仍把人民当作六国的仇敌来对待，日防夜防，处处压榨，人民自然也就要奋起反抗了。

因此，陈胜一揭竿，六国之民就云起响应；而秦国的百姓为国家付出太多，却看不到希望，所以章邯率领三军之士东征，却拖延在外，以谋其上，这说明秦国人自己也离心离德了。

“天下苦秦久矣”

孝公与商鞅用名爵来诱惑人民为国效力，同时又用刑罚来威吓百姓。商鞅治国不像百里奚那样追求“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而是反其道而行，商君“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只是为了实现孝公的强国称霸美梦，自己顺便也能得享尊荣，割一块商、於之地。

所以商鞅教导孝公搞专制，说什么：“治国之道，首在弱民。”只有百姓弱小了，孝公的政权才能强大；为了防止“家有余食，则逸于岁”的现象，他强迫百姓去垦草开荒，却又重税纳粮，使其生活水平在温饱线上徘徊；不去教化百姓，而是要他们听从法令；此外，他又说“重赏轻刑，民不爱上；重刑轻赏，则民爱上”，大胆地把百姓的尊严踩在脚底下蹂躏。

后来，李斯更是劝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更不用说“以今非今”了。

卢生侍奉始皇多日，他与候生私下议论说始皇功高自大，骄纵傲慢，权力欲极旺盛，“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说始皇“贪于权势”。而且专用狱吏，不用博士。“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说明上至公卿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在秦国吞并天下后都没有得到更多的权利，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把天下大权全部垄断在自己的手中。

百姓没有等来安居乐业的生活，反而要被阿房宫、长城、秦皇陵等徭役所苦。秦人这才明白，所谓的为国效力原来只是为了满足独夫的权力欲

秦帝国奉行的是中央高度垄断的所有制，朝廷垄断盐铁行业，用黔首自实田制来兼并土地，只顾及中央统治阶层的私有利益，剥夺百姓的权利。在这种贵族垄断私有制的基础上，就需要用暴力的国家机器来进行防卫。在上层建筑上架起了郡县制和各种严刑苛法，用以镇压失去权利的百姓。

此外，秦国没把农民分散地束缚在土地上，反而兴建各种土木工程，使得陈胜、吴广等人无法继续“佣耕”，他们被驱离田地，集中起来调拨到各处，使全国的劳动力人口得到集中，为造反提供了条件。这些都是急需改革的问题，始皇都没有触及到。

《君主论》说：“加害于人一定要一次性完成，给人恩惠应该一点一点来，这样人们更感受到恩惠的好处。”秦始皇不知道施恩惠，而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等到他死后，二世新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此时，二世只要一点一点地给予百姓恩惠，也不至于那么快就灭亡。

贾谊认为如果二世君臣能够进行改革，在上层，封赏功臣使其不离心；在下层，大赦天下，遣散罪犯还乡，开国库、散财币以救振贫民，“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这样人人就不再陷入那无穷无尽的为国付出的深渊里，能够感受到生民之乐，享有自由。

可是，秦二世偏偏变本加厉，他不对百姓施舍仁义和恩惠，而是继续赋敛无度，造成天下多事的局面。天下多事，则奸伪并起，人心浮躁而思乱。又有严刑苛法在后，蒙罪者众，因此陈胜才发出说：“今亡亦死，举大事亦死”的感叹。

因此，秦二世始终不知道“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的道理。非得弄得人人自危，最终自己也不免于被杀戮。

诸侯灭秦

秦国把战国时代的以暴制暴推向顶端，可是在暴力的对象消灭之后，暴力依然在持续。被战国诈力破坏的秩序在秦国的大一统下得到了恢复，可是风俗却没有修复过来。秦国崇尚的不是文明礼仪，而依然是强权暴力。

刘良曾告诫商鞅说：“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秦国风俗本就野蛮，秦人家庭富裕，子女就分家，家庭贫困，他们就出赘。借父亲的锄头还有德色，母亲来取扫把反而要被唾骂。“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讥”，个个都是势利眼。商鞅变法后，更是“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谁强则依附谁，他们只畏惧强者，而抽刀向更弱者。

这导致强权压迫了一切，所以很少听到反对的声音，而君主也容不下这些声音。当始皇与二世错失守天下之法后，居然没有几个不怕杀头的忠臣义士敢直言进谏，满朝皆是默认指鹿为马的无能之辈。所以卢生批评说：“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傲，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贾谊也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

因此，二世受蒙蔽而不知，还真以为“关东盗毋能为也”，结果身死人手，为天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