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襄樊之战，常被视作关羽“骄狂误国”的铁证。但若细梳《三国志》正史的时间线与政治逻辑，这场战役的真相远比传统叙事复杂——它或是蜀汉集团精心策划的“钳形攻势”，亦是孙曹两家密谋反扑的绝佳猎物。关羽败亡的悲剧，实为三国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博弈缩影。

《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夺取汉中，七月即称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假节钺”三字至关重要，此权柄意味着关羽可自主发动战役，无需请示成都。而关羽八月北伐襄樊的时间点，恰与刘备称王仅隔一月。若谓此举纯属关羽“僭越”，则刘备授予的“节钺”便成虚设。

更耐人寻味的是，《华阳国志》透露刘备称王后“分荆土益汉中”，显见其欲借汉中新胜之势扩大战果。而曹操方面，《武帝纪》明言“孙权上书以讨羽自效”，可见孙刘联盟破裂前，曹魏已将关羽视为心腹大患。关羽的北伐，实为蜀汉在汉中之战后对曹魏的二次战略打击。

《关羽传》记载“羽率众攻曹仁于樊，遣别将围襄阳”，《于禁传》详述“秋，大霖雨，汉水溢，禁所督七军皆没”。这场天灾成就了关羽“威震华夏”的巅峰，却也埋下祸根——曹魏震动到“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晋书·宣帝纪》），却因司马懿献策联吴而逆转战局。

值得深究的是：关羽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持续围城四月，却未得到蜀中一兵一卒支援。《费诗传》透露，当刘备封赏延误引发关羽不满时，仅派费诗“驰往宣旨”。这侧面证明，刘备集团在汉中之战后已陷入“战略透支”，既无力支援荆州，又默许关羽以孤军搏命。

《吴主传》记载，吕蒙早在鲁肃死后（217年）便向孙权提出“全据长江”的战略，而《吕蒙传》更揭露其“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的伪装。事实上，当关羽北伐时，孙权一面“为子索羽女”麻痹对手（《关羽传》），一面“笺与魏王，请以讨羽自效”（《武帝纪》），其背叛绝非临时起意。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三国志》中孙权对曹操的称臣文书：“乞密不漏，令羽有备”。这证明孙权的背盟本质是与曹操的联合剿杀，而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缺陷，不过是孙吴为道德开脱的事后建构。

从军事地理看，襄樊是贯通南北的咽喉。《先主传》载诸葛亮“隆中对”时强调“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可见北伐本在蜀汉蓝图之中。倘若关羽真能攻克襄樊，则曹魏中原腹地将直面兵锋，蜀汉可形成汉中、荆州双线压迫之势。

但问题在于，刘备集团同时与曹魏、孙吴两线为敌的决策是否合理？《法正传》称“孙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暗示蜀汉高层对孙权的野心存在严重误判。当关羽在前线苦战时，刘备在成都忙于“置酒大飨士卒”（《先主传》），暴露出蜀汉政权扩张过速导致的战略失焦。

襄樊之败非关羽一人之过，而是刘备集团在战略冒进、外交失策、资源调配失衡下的必然结果。这场战役撕破了“孙刘联盟”的温情面纱，暴露了乱世中“利尽则交疏”的冰冷法则。关羽的悲剧，恰是三国时代所有理想主义者终将被现实政治绞杀的缩影——即便《三国志》用“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为他盖棺定论，也难以掩盖历史车轮下个体命运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