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
曹操主力西征汉中，与刘备对峙。
南阳郡宛城守将侯音、卫开叛乱，联合关羽响应，曹仁回师镇压（《三国志·武帝纪》《曹仁传》）。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键节点
五月：曹操撤出汉中，主力回师关中；刘备占据汉中，称汉中王。
七月：关羽自江陵北伐，围攻襄阳、樊城。
八月：汉水暴涨，关羽水淹于禁七军，擒于禁、斩庞德。
九月：徐晃率新兵救援樊城，孙权密谋背盟。
十月：曹操自关中返洛阳，调张辽等部南下。
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孙权袭取荆州。
曹仁原镇守樊城，此前分兵镇压宛城叛乱，损耗严重。《三国志·曹仁传》载，曹仁破宛城后“斩音、开”，但未提兵力恢复情况。
关羽围城时，曹仁“人马数千”（《资治通鉴》引《魏略》），可见樊城守军不足万人。
2. 于禁七军：中原机动兵团于禁所率“七军”为魏国精锐，一军约5,000人（汉代军制），总兵力约3.5万（《晋书·职官志》参考）。
庞德部为西凉骑兵，约数千人（《庞德传》载其“将所领”随曹仁）。
实际战力：汉水泛滥后全军覆没，导致魏国中原防线崩溃。
3. 徐晃部：临时招募的新兵徐晃最初率“新兵”救援，多为未经训练的屯田兵（《徐晃传》称“晃所将多新卒”），约1万余人。
曹操后续增派殷署、朱盖等十二营（约6,000人）支援徐晃，总兵力增至近2万。
4. 张辽部：合肥防线张辽常年镇守合肥，拥兵约7,000人（《张辽传》载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张辽以七千破之）。
曹操调张辽救援襄樊时，其部未及参战（《武帝纪》载“召辽及诸军悉还救曹仁”）。
5. 曹操主力：分散于关中与洛阳曹操自汉中撤退后，主力约5万屯于关中（《武帝纪》载“夏五月，引军还长安”）。
十月返回洛阳时，可调动兵力不超过3万（需分兵镇守邺城、许昌）。
三、关羽选择北伐的核心原因1. 魏国兵力空虚的窗口期曹操主力滞留关中（五月至九月），中原无重兵集团；
于禁七军覆灭后，魏国短期内仅能依赖徐晃新兵与曹仁残部，形成兵力真空。
2. 地理与天时优势汉水汛期：七月汉水暴涨，关羽水军可直抵樊城城下，魏军步骑难以抗衡（《关羽传》载“秋，大霖雨，汉水溢”）。
南阳叛乱余波：侯音之乱虽平，但南阳民心不稳，削弱魏国后勤（《曹仁传》载“荆州残荒”）。
3. 刘备集团的战略联动刘备五月称王汉中，关羽七月北伐，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若关羽速克襄樊，可切断魏国中原与荆州联系，配合刘备东出秦川（《诸葛亮传》载“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4. 孙权表面维持同盟战前孙权未公开反目，关羽误判东线无虞（《吴主传》载“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
四、魏国反制与兵力困境曹操的应急策略：
调集徐晃新兵、张辽合肥守军、兖豫二州郡兵，但各部分散且未形成合力；
联合孙权背刺荆州，以政治手段弥补兵力不足（《武帝纪》载“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兵力不足的后果：
徐晃初期仅能以新兵虚张声势，不敢强攻关羽（《徐晃传》载“晃扬声当攻围头，而密攻四冢”）；
若非孙权偷袭江陵，魏国难以独自解襄樊之围。
时机精准：曹操主力西撤、汉中新定、汉水汛期、南阳叛乱余波，四大因素叠加，确为北伐最佳窗口期。
兵力对比优势：关羽荆州军约3万（《关羽传》载“羽号有三万人”），魏国襄樊前线仅曹仁残部与于禁七军（总约4万），但汉水泛滥后关羽实际形成局部优势。
战略误判：低估孙权背盟风险，高估刘备集团东西联动效率，最终导致溃败。
附：正史依据《三国志·武帝纪》《曹仁传》《关羽传》《徐晃传》《张辽传》；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至六十九（汉纪六十至六十一）；
《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对关羽北伐的补充记载。
以上分析严格依据正史时间线与兵力记录，未采纳《三国演义》及后世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