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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祭，有些人相见只能在梦里，有些人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很多人见一面少一面……。

“过年不回是游子，清明不回是逆子”虽是玩笑话，我却很认真。每年清明我都请假回家祭拜亲人，这是责任，是思念，是感恩也是传承，也是教育。长大后才明白，那些小时候看着陌生的老坟，都是长辈们日思夜想的亲人……

凌晨四点，我攥着部队批下的休假条走出营房。北方的风裹着沙粒拍在脸上，恍惚间却闻到了江南的潮湿——那是老家老屋门前青苔的味道。

归途总是匆忙的。高铁穿过隧道时，车窗倒影里闪过迷彩服的轮廓。十年军旅，我习惯了用“服从命令”压下所有思念，唯独这一张薄薄的休假条，总能撕开记忆的旧痂。

推开老屋斑驳的木门时，二伯正蹲在门槛边烧纸钱。火盆里的灰烬被风吹起，落在母亲空置多年的藤椅上。六岁那年的雨夜，母亲就是在这把椅子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祖父母颤巍巍搂住哭闹的我，掌心粗粝如砂纸：“乖孙莫怕，爷爷奶奶在呢。”

今年清明，儿子肺炎初愈，妻儿留在县城。我独自跪在母亲坟前添土，指甲缝里嵌满潮湿的泥。起身时，却绕过了祖父母的墓碑——仿佛不触碰碑文上的数字，他们就永远活在煤油灯摇曳的光晕里。

部队晨跑时，我总想起童年的自己。那个被祖父母追着满村跑的“混世魔王”，如今却在训练场上把军被叠成豆腐块。

村口的水沟像蛛网般密布，祖父母最怕我蹚水。某日偷溜去邻村摸田螺，归来时暮色已沉。祖母拄着枣木拐杖立在路口，蓝布衫沾满泥浆，银发被风吹成乱草。见我晃悠悠走近，她突然扑上来搂住，一滴泪砸在我后颈：“你要有个好歹，我们死了都没脸见你娘！”那烫人的湿意渗进骨缝，从此我再不敢近水——直到后来在抗洪堤坝上，我背着沙袋蹚过齐腰的浑水。

夏夜帮新兵理发时，电动推子的嗡鸣声里，总会浮现祖父举着竹竿敲鸡笼的画面。当年为了逃避洗澡，我钻进鸡笼当“堡垒”，他在笼外举着竹竿威吓，最终却摸出半块麻糖投降：“小祖宗，快出来！”鸡笼不过三尺宽，当年两位老人是如何佝偻着腰陪孙儿演这场荒唐戏？如今我在战术训练中能匍匐穿过六十厘米高的铁丝网，却再钻不回那个弥漫着稻草味的童年。

野外拉练啃压缩饼干时，新兵问我：“班长，你咋总盯着茶缸发呆？”他不懂，这锃亮的军用水壶，永远泡不出祖父搪瓷缸里的滋味。

祖父母的饭桌藏着最笨拙的偏爱。一碗蒸鱼必摆在我面前，他们碗里永远是腌了三日的萝卜干。祖父嗜酒，某日试探着夹了块鱼腹，我立刻捂碗大哭：“这是我的！”他讪讪缩回筷子，抿一口寡淡的米酒：“爷爷不吃，都给乖孙。”

后来才知，那条鱼是祖母用攒了半月的鸡蛋，走三里泥路跟渔户换的。而祖父的搪瓷缸用了二十年，茶叶早已泡不出颜色，他却总把茶缸煨在灶膛边，说这样能“炖出最后一分茶香”。去年年终表彰会上，我捧着奖章站在镜头前，突然想起他教我写“人”字时的话：“一撇一捺，要顶天立地。”

凌晨的紧急集合号划破夜空时，我常错觉听见祖父的货郎铃。1996年腊月廿三，他挑着担子去县城置办年货，青石板路上的薄冰吞没了八十九载光阴。担子一头是《三字经》和毛笔，一头是待换的鸡蛋与黄纸——他总说：“卖货郎的扁担，一头挑生计，一头挑良心。”

祖母独守老屋的十二年，活成了一棵沉默的枣树。我考上军校那年，她摸出裹了三层油纸的存折，里头是卖鸡蛋攒的六千块钱：“给我孙儿置身像样的军装。”大雪封山的夜晚，她佝偻着腰在村口张望，藏青头巾落满雪花，像戴着一顶斑白的军帽。

2008年接到祖母病危电话时，我正在演练场带新兵拆装枪械。请假报告批下来的那一刻，腕表显示18:47——后来才知道，这是她咽气的时辰。

火车站台寒风刺骨，我攥着作废的车票蹲在地上，迷彩服肩章被泪水浸透。二伯说，祖母临走前从枕下摸出个蓝布包，里面是我小学的“三好学生”奖状、高考准考证，还有半块风干的麻糖。她留给我最后的话是：“叫我孙儿别哭，好好当兵。”

如今我带的兵也会问：“班长，你咋每年清明都请假？”他们不懂，那个总是提前归队的老兵，心里始终缺了一角——祖父母下葬时，我正顶着沙尘暴在西北边境巡逻。墓碑上的照片里，他们还在笑望着六岁的小孙儿，不知他后来成了扛枪的人。

祖父九十岁，祖母九十四岁。这两个数字，是靶场上我打出的环数总和，是拉练时背负的行军里程，是夜哨时数过的星辰，更是祖母小脚丈量的田埂、祖父货担压弯的脊梁。

此刻站在哨位上，远处县城灯火如星子坠落。耳麦里传来平安无事的通报，我却突然想起祖父的搪瓷缸——他常对着喝不出颜色的茶水念叨：“淡了也有淡的喝法。”

他们的一生，没有勋章与功绩，只有缝补不完的衣裳、等归的黄昏和咽进肚里的苦。

当我终于读懂这一切时，故乡的田埂早已被高速公路截断，唯有墓碑上的名字，永远定格在请假条抵达不了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