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对于中国的抗日来说，无疑是史上最艰难的一年。尽管在1941年底日本海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军开始加入到对抗日军的阵营，美国人也成了中国的战略盟友，但局势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观国军的正面战场，因为连年抗战财政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再加上中原地区一场罕见的大旱，让中国的抗战变得举步维艰。
无独有偶，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这一年，日军对广大敌后根据地开启了合围“扫荡以及野蛮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大批优秀的我军指战员丧身于日军的屠刀之下。除此之外，日军在这一年还启动了生物战，以致于陕甘宁等边区鼠疫形势空前严峻。
在这种艰难的局势下，根据地军民尽可能地节衣缩食苦苦支撑着。然而就在这时，129师参谋长李达却向毛泽东提出要给刘伯承庆寿。更奇怪的是，毛泽东听后不但没有生气，还当即同意了李达的主张，并表示一定要大办特办！
这位李达参谋长有何来历，他为何要在抗战如何艰难时铺张浪费给刘伯承过寿，毛主席听后又为何欣然同意呢？
李达是陕西眉县人，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有兄弟五人，李达在家中排行老三。小时候的李达因为吃不饱饭，年仅5岁就给当地的地主家放牛。尽管家庭十分贫困，但李达的父母十分重视他的教育，举债让李达读了私塾和中学。21岁那年，李达从师范学院毕业，成了一名小学教员。
在当地做了两年老师之后，李达渐渐地觉得教书不应该是自己永久的归宿，时值国家动荡、备受列强欺凌，李达有了报国从容的想法，父母亲见儿子这么有志气，也十分支持他报考军校。1926年，李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
在与我军作战的同时，李达渐渐感觉到我党才是一支为人民而战的部队，军队有纪律有纲领，与西北军和蒋军都有着本质区别。适逢1931年12月，第二十六军的一部在董振堂和赵博生的率领下发动宁都起义，李达毅然选择了跟随，并被任命为红军第五军团的一名连长。
加入红军之后，李达出色的参谋能力很快被我党看好，在红军部队转战湘赣苏区之时，李达被任命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成了军长萧克极为得力的助手。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是李达第一次在我军担任参谋长职位，也是我红军的第一位师参谋长。
作为一名红军独立师的参谋长，主要的职责是负责独立作战区域的军事运筹工作的，但李达所做的却远不止这些。当时，红军作战主要依靠游击战术，没有经过多少正规方面的训练，因此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并不会太高。李达为了提升部队的战斗力，给部门的每个班都准备几把铁锹，以身作则教大家做做工事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训练了一段时间后，红八军独立第一师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
为此，当时红八军独立第一师的政委王震曾如此高度评价李达：
‘李’者，十八子也，点子多也；‘达’者，兼济天下也，将才之谓也！”
除了训练军队和布置作战任务很有一套外，李达在具体的作战指挥方面，也不失为一名出色的战将，曾多次亲自指挥部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胜利。
1933年5月，蒋介石不甘前几次围剿的失败，又调集4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席卷而来，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打响。在这场战役中，李达亲自指挥了茶陵县九渡冲战斗、莲花县棠市战斗，以绝对的弱势兵力击退了国民党的部队，在仅付出45人伤亡的条件下，缴获了重机枪22挺、迫击炮2门，步枪数千支。为此，中央军委特别致电嘉奖李达，战士们口中对李达的称呼，也由“李参谋长”变成了“李参战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将原有的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军团长和政委仍是萧克和王震，李达又顺理成章的成为红六军团的参谋长。当时，红六军团的使命是率领9000余人的队伍西征湖南，通过大量调动敌人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在西征途中，李达在参谋长的岗位上事无巨细，不仅负责了起草电报、下达命令和部署作战等工作任务，还能做到料敌于先、临机应对，保证了红六军团在险象环生的处境中得以很好的生存。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一带遭遇了强敌，部队被国民党24个的兵力截成了四段，近2/3的兵力的在这场战斗中减员。危机时刻，李达认为部队要想保存下来，必须想办法和贺龙的红三军团会合。
随后，李达命令部队把全部的电台打开，并把剩余的部队他们组成了一个加强团，他要求部队不要盲目突围，而是尽可能地与敌人周旋，直到苦撑到红三军团前来救援。皇天不负有心终于在10月底，绝境中的红六军团等来了红二军团的救援，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镇完成了胜利会师，这才有了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以及八路军120师。
不久，红二、六军团统一由红二军团指挥，这时候李达又成了红二军团的总参谋长。在接下来的作战中，李达与贺龙、任弼时等人默契配合，指挥红二、六军团八千健儿挥师东向，先后取得了永顺县龙家寨战斗、桃源县浯溪河战斗大捷，并一举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
红二、六军团取得的这一辉煌战果，给了正在全力围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一记当头棒喝，他立即下令国民党的几个师对红二六军团展开追击。如此一来，中央红军的正面压力得到较大的减轻，红二六军团也很好地实现了调动敌人的作用。
关于这段西征的经历，任弼时曾回忆说：
“李达在红二、六军团都担任过参谋长，对我这个非军事出身的人帮助很大，所以他是我在军事上的参谋长，事实上是湘鄂川黔省军区参谋长”
战事稍微稳定之后，李达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部队的建设上来，由于红二、六军团会师前，红二军团的在参谋这块建制不全，司令部只有一名参谋长、一名作战文书和几名副官，远远达不到红军正规化的标准。
李达得知这一情况后，大量选配各类参谋人员到红二军团的师、团司令部中，并对这些参谋人员进行了专业的集训，很快，红二军团就用有一个强大的参谋智囊团。以至于贺龙后来对着李达说道，你是八千红军的总教官，比林冲都要强十倍。
1935年3月至10月的这段时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得到迅猛的发展，部队一度扩充到21000多人，这让蒋介石颇为恐慌。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中央红军的五次反围剿战争，其实红二六军团也遭遇了国民党军的数次“围剿”，尤其是湘鄂川黔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出动了130个团兵力，发誓要将红二六军团除之而后快。
不久，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主动从湘鄂川黔苏区撤离，也开启了万里长征之路。值得庆幸的是，红二六军团尽管在长征途中也经历了乌江战斗、乌蒙山回旋战、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战斗，但在贺龙和李达的运筹帷幄之下，部队并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直到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时，红二六军团仍有14000多人。不久，红二六军团与罗炳辉所部三十二军组建为红二方面军，李达又成了红二方面军的总参谋长。
事后，毛主席对此十分高兴，风趣地说道：
“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呢。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军，李达这一次和刘伯承成了搭档，一开始担任129师参谋处长，不久又升任师参谋长。从1937年到1949年建国前，两人在一起合作长达12年。
1942年12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迎来了五十大寿，参谋长李达提出为刘伯承大摆宴席，并邀请八路军各师部领导前来赴宴，一时间在陕北大地成了一件热闹事，最后还上了《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
如前所述，1942年日军对我军开展了残酷的大扫荡，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过得极为艰苦，每天不惜以野菜和树皮充饥。那么为何在如此贫瘠的情况下，李达还坚持要为作风向来俭朴的刘伯承庆寿呢？
原来，李达参谋长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大局出发，并得到129师政委邓小平的首肯。1942年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弥漫了亡国论的气息，加上这个时候日军不断对国民党展开诱降，全国的抗日士气已经跌至谷底。
当李达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邓政委之后，邓小平觉得李达这个想法很好，这个时候给刘伯承五十大寿，可以起到很好地提升八路军战士的士气，也可以坚定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随后，邓小平把这一想法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看后欣然同意，当即回复道：
“同意将寿礼作为政治活动展开，一定要大办特办。”
有了毛主席的同意，办寿这件事算是尘埃落定了，然而当刘伯承得知要给自己办寿，拒绝说出自己生日是在哪一天。为此，李达建议就取一个月的中间值，这样不至于与实际的生日误差太大，就这样，刘伯承便在1942年12月16日这天当上了寿星。
为了造大办寿的声势，中央在这天还特意请了新华日报的两名记者到现场采访，只不过刘伯承并不予以配合，他表示记者们应该多写写人民的故事，多写写英雄杀敌的故事，自己不过是一名兵而已，没啥特别的地方。记者碰了壁，几经周转找到了邓小平，请他来劝说刘伯承。邓小平和刘伯承打交道多年，深知刘伯承这是不想宣传自己，只得搬出这是中央的命令，刘帅这才无条件服从。
寿宴当天，参谋长李达担任庆寿活动的主持，八路军一二九师各军区、各旅的代表以及当地群众纷纷前来给刘伯承祝寿，人数足足达到五千多人，场面不可谓不壮观。除此之外，朱老总、陈毅、叶剑英等人的祝寿词也朝着129师总部纷至沓来。
其中，朱德以一句“戎马生涯五十年，频歼日寇镇幽燕”对刘伯承的革命生涯进行了真实反映，邓小平有由衷地称赞他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具备一个共产党人全部的优良品质。彭德怀、陈毅、罗瑞卿等人也题写诗词或文章，赞扬刘伯承为抗日的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
当天，《新华日报》刊登了刘伯承过寿的这篇报道，中央还在这篇文章最醒目的地方写下了这么一句配文：
“刘师长三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已为我们准备下一座丰富的革命仓库。”
报道刊发之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光大反响。无疑，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祝寿活动，而是乐观革命主义精神的表达，更为中国军民注入了一剂抗战必胜的信念。 事后，提出举办这样一场寿宴活动的李达，因其对革命形势有着洞若观火的认识，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表扬。
解放战争时期，李达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部队挺进大别山之时，途径了一片黄泛区，李达和刘邓首长做了短暂的分兵，等到李达率部到达了约好的指点地点，却迟迟看不到刘邓大军的身影。于是，李达叫来一名参谋长，明确告诉他走哪条路经过哪里可以找到大部队，这位参谋半信半疑，最后果然找到了刘邓大军的所在地。
事后，刘伯承元帅问起李达，你是如何知道我们会迷路的？李达听后淡然地答到，因为地图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地名，但位置却一东一西，因此能够判定。李达的回答让刘伯称赞不已，当即表示：
“李达真是个活地图”
从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起，李达先后辅佐了4位开国元帅，分别是贺龙、刘伯承、徐向前、陈毅，他们每个人无一不对李达有着崇高的评价。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李达又辅佐了另一位元帅-彭德怀。
尽管李达奉命入朝之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因为双方始终未能在谈判桌上达成一致。1953年，为了促成停战谈判的实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与李达的指挥下，发动了一场对美军的“夏季反击战役”，此战有效地造成敌人12.3万的人员伤亡，并最终促成了停战协定的签订。
1955年9月，三军大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李达上将因其对革命的巨大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获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93 年 7 月 12 日，我们永远的参谋长李达上因病逝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