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江
和平战役中的相持
越法两军主力于1951年11月10日开始作战。黎仲迅、陈度指挥的第312师于当晚以两个团兵力，向黑水河西岸法军新占领的修武发动进攻。
修武位于和平以北30公里处，是黑水河航道的关键支撑点，由法军的两个摩洛哥连驻守。守军在那里部署了三个可以相互支援的火力点，并有设在黑水河东岸的12门大炮火力支援。
越军担任主攻的第209团不顾牺牲，冒着法军的连续炮击，越过雷区和铁丝网，一波一波地向法军冲锋。激战五小时后，遭受重创的摩洛哥士兵被赶到了江心的一个小岛上。付出了400人伤亡的第312师没有渡水继续攻击，炸毁了法军在黑水河西岸的已设阵地后主动撤出战斗。
法军指挥官惊奇地发现，越军的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军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被围困之敌死死进攻，而是更着意于自己战术意图的实现，和过去相比，他们在战场上进退自如得多了。
与第312师的进攻相配合，范玉茂指挥的第351工炮师炮兵随即进至黑水河边设伏，打击法军江河舰船。在黑水河上的拉锯战反反复复，一直持续到1951年年底。
由黄明草、黎掌指挥的第304师主要从南向北，对6号公路沿线的法军施加压力。第304师在6号公路上连连设伏，打击了法军运输队。
文进勇指挥第320师转战敌后，成功地越过带江，在红河三角洲里分兵活动，四处游击，对河内形成了威胁。
在严酷的战斗中，越法双方都付出了颇为重大的伤亡，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才抵挡住了越军的三面进攻。
然而，和平战役一开始，法军方面就出现了不祥之兆。战斗刚刚拉开序幕，塔西尼病情恶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患了癌症，此时病入膏肓，终于明白自己看不到和平战役的结局了。11月20日，塔西尼向副司令沙朗移交了指挥权，飞回巴黎就医。
在和平战役期间，罗贵波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聂荣臻等人汇报越南战局。鉴于韦国清已经返回国内，在越南的两个顾问团需要加强协调，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顾问团合并。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于1951年12月5日致信军委主席毛泽东，向他汇报说：
驻越顾问团的组织领导及有关问题，曾召集王稼祥、杨尚昆、罗贵波、梅嘉生研究，均同意将罗贵波、韦国清所率干部组成顾问总团，以罗贵波为总顾问（团长）统一领导。为照顾战争情况，需设一副总顾问（副团长）专门领导军事工作，人选问题待批准后会商有关部门解决。韦国清因身体关系很难再去。另，尔后越方请求援助事项，应通过罗贵波，由罗转呈中央并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解决。越地方政府、党委不得直接向我滇、桂边境省委提出援助请求。
上述两点批准后，需以中央名义电越中央。其他问题都已解决。现将记录一份呈上，请一并指示，以便遵办。
聂荣臻
1951年12月5日
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至此，在越南战场上的中国政治、军事两大顾问团在和平战役中合二为一，统一协调对越南的援助。在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开始考虑，如果越南战场需要，将从朝鲜战场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前往越南参加顾问工作。
罗贵波在北京期间，胡志明也秘密赶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介绍越南的战争情况，商讨中国继续援助越南的诸多事宜。
罗贵波回忆说，在一次交谈中，胡志明友善地向毛泽东提出，越南党的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多提意见，可是罗贵波太谨慎，总是发言不多。希望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给罗贵波指示，让他在越南的政治局会议上多发言。
毛泽东回答：“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的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说：“我和越南同志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是真心实意的。”
在这次会谈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留胡志明就餐，周恩来因事告退，罗贵波留下作陪。
席间上了辣椒。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皆能食辣，胡志明亦然。用餐者对辣椒兴致甚浓，彼此介绍体会和各地食辣趣闻。胡志明高兴地谈起了越南的“朝天椒”：“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朝天长着，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胡志明介绍说，把这种辣椒放在鱼露里，再加上一点柠檬，味道很好。
毛泽东说：“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那是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呢，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算是好菜呀。”
餐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留住罗贵波，继续谈了一会儿。
毛泽东对罗贵波说：“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越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慎重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朱德也对罗贵波说，工作中要注意，不要超越工作范围，重要的问题，事前事后都要及时汇报。
提到钦差大臣，毛泽东想起了往事，他再次向罗贵波提到了李德：“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这个人吧？”
“是的，我知道。”罗贵波回答。
毛泽东说：“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被派驻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毛泽东继续对罗贵波说：“你在越南工作，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要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生搬硬套我们原有的办法。帮助人家要帮助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行事。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
这一次，罗贵波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1951年12月18日，罗贵波接受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后返回越南。
1952年1月5日，回到了越南中央根据地的罗贵波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亚洲战略态势的看法。
罗贵波转述说，毛泽东主席认为，越南战场要靠越南劳动党领导的军队来打，如果美军敢于开入越南，如果越南人民有要求，或法、美等敢于冒险侵犯中国领土，中国就有可能出志愿军进入越南协助越南人民作战。而目前，中国是不能先一步把军队开进越南的，因为这样对越南不利，对中国也不利。
对越南的援助，就目前中国的能力来说，只能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援助武器弹药，装备越南军队。
二派遣顾问进入越南协助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三在财政上帮助越南一部分，以解决越方的困难。
罗贵波特意向越南领导人提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提请越南方面：“注意解放老挝，这将在战略上有价值，目前又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如果美国不打到苏联和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
和平战役的积极意义
和平战役发展至1951年年底，在越法双方都有很大消耗的情况下，战局开始向不利于法军的方向发展。和平法军的水路供给线几乎全部暴露在越军的攻击下，黑水河西岸的法军陷于孤立。1952年1月初，沙朗经一番思量，决定撤出黑水河西岸，放弃黑水河航运线。
就在法军撤退的时候，1月7日夜间，越军第308师的第102团对和平以北六公里处6号公路上的飘村据点发动进攻。在一昼夜战斗中，越军重创防守的法军外籍军一个营，全歼其中的一个连。越军自己也有700余人伤亡。同一天晚上，第308师的第36团袭击和平。由40人组成的一支步兵小分队插入和平机场附近，以突然的火力，消灭了一个装备有四门105榴弹炮的法军炮群。
1952年1月12日，越军成功地以猛烈炮火伏击了法军船队，一举击沉六艘军舰，击伤多艘。
在黑水河上的枪炮声渐渐平静之后，主战场移到了6号公路沿线。越军炮兵开始占领和平四周的山头，架起大炮轰击法军机场。到1月中旬，法军共有六架直升机被击毁。更使法军惊恐的是，越军中出现了对空射击武器。越军的高射机枪使得法军飞机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在机场上空来去自由。据守和平的法军失去了黑水河航道，频频受到袭扰的6号公路难以承担起保证和平前线给养的重任，法军败局已定。
沙朗为肃清6号公路两边的越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于1月18～19日使用了12个步兵营、3个炮兵群沿6号公路从春和向和平方向实施扫荡。但是，法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已经钻进红河三角洲流域的第320师乘沙朗后方空虚，不断袭扰平原的法军小据点，连战皆捷，迫使法军不能不从前线抽出兵力来巩固后方。沙朗终于认识到，法军没有力量孤立前出，久占和平，只能及时撤军。1952年2月初，沙朗着手制订撤军计划。
这时，巴黎传来消息，已于1951年11月底回到了巴黎的塔西尼将军先一步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于1952年1月11日因前列腺癌去世。在临终前几小时，他被授予元帅军衔。他的去世为越军除去了一个最强劲的敌手，也给正在进行和平战役的法国远征军蒙上了一层阴影。
沙朗决定，法军在2月22日傍晚实施总撤退，采用“蛙跳”方式交替掩护，从和平撤出全部法军。
1952年2月23日，越军收复和平，历时三个月的和平战役结束。
和平战役中，越军与法军正面交战两个多月后，越军宣布取得了歼敌2.2万人（其中在敌后歼敌1.5万人）的战果，但这个数字未得到证实。越军在和平的根据地得到了巩固，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在红河三角洲腹地的游击区。
越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越军总军委在战役总结中统计，自身战斗减员也很严重，伤亡了9213人，其中三分之一阵亡。伤亡总数中连以上干部的伤亡达926人。但是，从战役目的来说，付出了牺牲的越军毕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和平战役以越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中国军事顾问团领导人向越方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但是，对越军总军委提出的歼敌数字，中国顾问们持有保留意见，在研究了和平战役战报后认为，战役总结中提出的敌方损失数字被夸大了。
中国顾问们认为法军伤亡总数不会超过1万人，其中在敌后歼敌可能只有7000人，这些人主要是保大当局的乡勇自卫队成员，法军的正规军被歼人数并不多。中国顾问认为，越方公布的歼敌数字可能是根据每个战斗预计消灭敌人的数字合计出来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整个战役中缴获的敌军枪械没有超过1000支。
倒是法军统帅部承认自己在和平战役中彻底失败了。30年后公开的法军档案说明，法军方面总共付出了5000余人的伤亡，但是寸土未得。
越南民工翻山越岭为人民军运送军需
文进勇指挥的第320师在和平战役中打得最好，为改变战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进勇，1917年出身于越南河东省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上过小学。1938年，文进勇到河内一家纱厂做工，开始投身于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工人运动。大约在来到河内的当年，他加入了印支共。1939年文进勇被捕，此后几次出入法国殖民者的监狱。1943年他越狱成功，从事地下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来到越中边界地区，参加了越南宣传解放军，活动在高平一带。抗法战争爆发后，文进勇是平原地区游击战的领导人。第320师组建后，他担任师长兼政委。
和平战役说明，越军的战斗力确实得到了提高。从越军指挥员来说，他们已经学会在战斗中去发现法军的弱点，并予以及时攻击。他们已经能有意识地避开法军的空军和江河舰队的攻击。在和平战役中，越军还第一次有组织地使用了防空武器。
越军第308师顾问王砚泉在30多年后回顾和平战役的积极意义时说，越军“在整个战役中消灭了大量敌人，瓦解了大量伪军，扩大了解放区，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争，使从北江到北宁，再到6号公路两侧，以及兴安、海阳、太平、南定、宁平等地分散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都能相互联系了”。
王砚泉认为：“历时三个月的和平战役，在越北战场上，无论是对法军还是越军，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法军在1951年中刚有所稳定的形势到和平战役就彻底失去了。和平战役结束后，法军一时间难以进行影响大的进攻了。越军在1951年中逐渐形成的局部不利形势，经过和平战役有了转机，尤其是平原敌后游击战又重新有了发展。”
越方也认识到，和平战役的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由于自身的伤亡和消耗过重，旱季结束前越军已无力发展攻势。尤其是几个主力师，大量的伤员需要安置，需要尽快从地方部队中抽调力量弥补战斗减员。
而法军从和平撤军，缩回塔西尼防线，除了避免遭受越军的进一步沉重打击外，另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集中机动兵团，对渗入平原开展游击战的越军进行围剿。1952年3月至5月，法军为消灭越军第320师和第98、第42这两个独立团，接连发动了四次大扫荡和十多次规模不等的清剿。每次大扫荡动用的兵力为12～20个营，配属有江河舰队和航空兵。
越军第320师和两个独立团进行了艰苦的战斗，部队尽量避免正面作战，多次化整为零，从法军的包围圈中渗透出去，或是强行突围。由于法军兵力不足，大部分越军都突围出来，但是越军第98团由于指挥失当，全团始终集中作战，最后被法军赶入不利地形中合围，全团蒙受重创。在红河三角洲平原的大扫荡中，法军，尤其是它的外籍军团和配属的保大军，在战斗中也损耗了一些兵员。六月以后，法军转而实施中等规模的扫荡。
越法战争依然处于相持阶段，如何打破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