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2年。它同此前控制中央政权17年的北洋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组织形态方面，国民党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党的成员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1928年底东北易帜起，国民党宣称实现全国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在它内部始终是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大规模的分裂和武装冲突，成为民国政治史中惹人注目的突出现象。

对这种现象，以往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蒋介石始终视军队如生命，离开对军事的控制，便没有他22年的统治可言。但仅仅如此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势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为什么说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原因在于：这个政权的统治始终是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旗号下进行的。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虽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他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一面旗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上至中央政府最高机构，下至全国的中小学校，每星期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被称为“训政”时期。由谁来主导“训政”？标榜的也是由国民党负责实施，以实现“总理遗教”。即便各派政治势力角斗时，如果得不到党内高层的支持，也只会被看作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形成大的局面。

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凭借他的巨大威望和个人魅力，还能笼罩和控制全局。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季陆回忆道：原本不赞成在大会宣言中写明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要求（如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但“当听到总理把本案提出表决时所说‘赞成者请举手’时，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种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动的、轻轻的、高高的举起来，衷心的表示赞同，表示折服”。[1]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明确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实行。”“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2]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的正统，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即在党内留下一个别人难以填补的真空，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围绕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各派政治势力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廖仲恺在孙中山去世后不到半年就被暗杀。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是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西山会议派”中虽也有一些国民党元老，而且人数不少，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足以同胡、汪相比。至于蒋介石，在党内只能说是“后进”，而且长期没有处在高层地位。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由于掌握了这支“党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才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誓师北伐时，蒋介石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他不满39岁，在国民党内还没有成为足以服众的“最高领袖”。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不能忽视这种演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但仅靠“军权”而无“党权”，是很难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正如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3]

这正是国民党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尽管蒋介石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观念，始终抓住军权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视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党统”观念。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4]

对中国国民党来说，它的高层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种“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这样一个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蒋为中心，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5]

按照陈独秀所言的“公例”，北伐战争之始，尽管党内的派系矛盾已日益发展，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团结的局面。但当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后，党内矛盾充分公开，并导致宁汉分裂的局面；而当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的四个集团军还能一致行动，但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从编遣会议开始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连年混战。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

中原大战胜利后，历来只看重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以为国内再没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同标榜“党权”高高在上的胡汉民间矛盾不断加深（谭延闿刚好在中原大战胜利之际去世），蒋介石就掉过头来收拾胡汉民，没想到再次引发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出现了宁粤对峙，并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在1931年前后一年多的宁粤对峙期间，局势的发展更加复杂微妙，并曾连续出现蒋胡、汪胡、蒋汪三次合作，以对抗另一方，均以二对一者取胜。在此期间，党内斗争虽被冠以种种“反对个人独裁”“护党救国”的名目，但其实质都逃脱不了“权力”二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派系纠葛。恰在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正如陈独秀所言，已获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面对外辱，不得不暂时结束派系争纷，走向表面的“团结”。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抚平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有关这一论点影响最大、最传统的论著当属陈伯达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二书，[6] 他将国民党统治集团简单地划分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西方学术界有关国民党派系政治方面的论述也相当丰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设有专节讨论“国民党诸派系”。[7]

相对而言，在国民党内或许认为“派系”一词在意识形态方面含有贬义色彩，因此，长期以来党国诸领袖大都对此保持缄默。这和北洋军阀时代大小军阀公开承认自己所隶属的派系态度完全不同。但是，如同北洋军阀可以明确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一样，国民党内同样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派系。有趣的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十分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愿指责他人有派系联系。”[8]

这种派系冲突，自民国以来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突出现象。黎安友（Andrew J.Nathan）在研究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活动时，就明确指出政治冲突的重要结构是派系活动。[9]

陈志让（Ch’en Jerome）的研究同样表明北洋时期存在着广泛的令人难以分清的派系联盟。[10]

易劳逸（Lloyd E.Eastman）则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政治冲突。[11]

田宏茂（Tien Hung-mao）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12]

以上诸多论述中所提到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并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社会所说的“党派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或“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黎安友给“派系”一词定义为：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他认为：

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13]

近代中国出现的这些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词包含着两层含义，即“派”和“系”。尽管单独一个“派”字更为准确的英文解释应为“faction”，而“系”则含有群体结构与活动规模较小的意思，最好称为“clique”。例如在蒋介石“派”下，我们可以再划分出“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但在近代中国派系冲突的现实中，这两个词又是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我们常把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势力分别称之为“晋系”和“桂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地方实力派”；“改组派”隶属汪精卫，但从没有人称之为“改组系”，而张发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装势力，一向被人视为汪派，却很少有人将张、唐看作改组派；同样在“太子派”中既包含了王昆仑、钟天心等年轻一辈的“再造派”，而马超俊、傅秉常等人仍被视为太子派中的元老“派”，彼此间从不混淆。在当事人看来，也分得一清二楚。

从以上众多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中，我们不难将其分为两类。特别是在讨论国民党内的政治冲突中，必须严格区别对待这两类派系。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但他们投奔或效忠国民党，大都始于北伐前后。尽管他们拥有相当的实力，并时常对中央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但由于他们在党内的资历很浅，一旦想挑战中央的合法性，除了在党外拉帮结伙外，必须联合国民党内拥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反对派，反抗中央。在二次北伐统一全国后爆发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大都如此，并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一批国民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和支持，地方实力派根本无法代表所谓的“党统”，自然更是谈不上“护党”，因此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就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第二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范围虽然不局限于国民党内，而经常会超越这一范围，并同某些不满于国民党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的合法性，但他们的一系列行为目的，还是在努力寻求党员的支持，追求国民党的正统性，以达到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为目的。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

对于第二类派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如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而形成的党内反对派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派系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这类派系纠葛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掺杂着个人权力和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抗战以前。当然权力之争与主义之争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在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纠葛中，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面大旗。这里面既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加剧派系冲突的一面，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自国民党由广东一隅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另一种政治派系则以蒋为核心而分立竞争，[14]

虽说始自抗战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抗战后期。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有意将支持自己的一“派”分成若干“系”，以便于他的统治。这是中国传统的驭人之术。上述分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第一种主要是指国民党组织结构内存在的众多的“派”（faction），它们都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而彼此之间又是一种既对等又对抗的关系；第二种则是专指在蒋“派”下，出现的众多的“系”（clique），各系之间尽管矛盾重重，但都效忠蒋氏个人。其实，并非只有蒋“派”之下才有“系”，几乎每“派”之下，又分别控制着一些“系”。他们彼此之间在党内冲突中不断分化组合，以寻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15]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其得以缓和。孙中山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之争，马上浮出水面。首先在是否坚持“容共”问题上，导致党内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实行倾向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而被视为党内“左派”；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等人分裂成西山会议派，形成了党内的“右派”。此时的胡汉民则因忠于孙中山的遗教，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16]

自1927年宁汉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各派系在反共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但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仍被一些人称为党内“左派”。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同时又认为国民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宣称必须要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能阻止国民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牺牲品。[17]

相对而言，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导派，则是反对社会革命和民众运动的。但此后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党内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冲突，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是“反蒋”还是“拥蒋”。特别是在1931年爆发的宁粤对峙事件，充分显示了党内权力转移的内在缘由。

1931年初，胡汉民被蒋扣押于南京，再次引发国民党内的反蒋高潮，特别是党内粤系势力的大联合，形成新一轮的汪胡合作的反蒋局面。在此次宁粤对抗中，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如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受蒋介石打压的地方实力派（如新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晋系阎锡山和冯玉祥影响下的部分西北军将领等）纷纷加入反蒋阵营，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并成立同南京相对抗的国民政府。但是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

但此后并没有形成汪胡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绝同蒋、汪合作，同时汪、胡历史积怨未泯，而最终形成蒋汪合作的新态势，迫使新上台的孙科内阁垮台。此后，胡汉民虽一度控制两广并不断有反蒋言论发表，但他所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名义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孙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为胡汉民担任的立法院院长之职。而长期被排斥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的西山会议派，从此大都重返中枢。地方实力派领袖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也纷纷加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

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自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时间为一年零一天。从此，国民党基本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并大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抗战爆发后，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选为新设立的国民党总裁一职，这才真正奠定了蒋在国民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也可解释为“权力重组”。本研究将主要围绕蒋介石如何在国民党内一步步取得“最高领袖”地位的过程，以及他同国民党各派系纠葛的关系，重点放在与蒋介石处于同一层面上的党内派系斗争。这是民国史研究中应该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深入考察来探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重点围绕1931年中国政局的演变，考察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争斗中的权力消长，特别是通过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合的内在规律，借以阐释此前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脉络，此后各派联合统治确立的内在因素，以及蒋介石最终获得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缘由。

第二，通过考察国民党其他各派势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因果关系，努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会在这次反蒋事件中，在国民党内逐步形成了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2）为什么自1925年即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核心的西山会议派，其成员却大都自这次事件后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而作为独立存在的政治势力——西山会议派——从此踪迹全无？（3）比较地方实力派参加此次反蒋同以往历次反蒋运动的不同，以说明为什么在以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几乎没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联合反蒋武装运动。

第三，自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起，在他身边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他们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同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两湖籍革命党人因地域观念不同等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冲突。尽管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步分裂成左、中、右各派，但唯有1931年的这次反蒋运动，几乎所有粤籍党国领袖都能不顾原有的政治立场，纷纷参与，从而带动地方实力派陆续投入。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也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邵元冲等江浙籍党国要人。蒋氏下野后组成的孙科内阁，其成员又大都是粤籍，因此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18]

隐藏在这种地域观念背后的政治因素又是什么？也是笔者希望得到的一个答案。

本书只是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南京政府最初十年的统治脉络和国民党内的权力转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而宁粤对峙这段历史正是打开这扇神秘之门的一把最好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