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1962年，毛主席警告省委书记不要演“霸王别姬”，李井泉彻夜难眠》一文，文中讲到，1962年1月29日，眼看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主席接受了与会人员的建议，宣布延长会期，并分派几大常委到各省讨论组听取讨论情况。

邓小平被安排到了四川组，刘少奇被安排到了安徽组，陈云被安排到陕西组，周恩来被安排到福建组……

四川组的讨论情况非常激烈，但邓小平早在12月21日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就已经明确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基调：鼓足干劲，统一思想。

因此，他从全局观念出发，积极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解围，帮助李井泉顺利过了关。

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也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在安徽组的讨论中，被与会者认为检讨得不够深刻，最终被调离安徽，由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担任了安徽任第一书记。

陈云的前后表现，有些奇怪。

本文讲一讲周恩来到福建组的做法。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是上将叶飞。

话说，三明地委书记张维兹在三明筹建钢厂时，因招架不住省委的计划变化多端，钢厂的规模一改再改，改得面目全非。恰巧，叶飞来到钢厂视察，将工地一片混乱的现象尽收眼底，又听到张维兹大讲工程的困难，一时焦躁，拂袖而去。

张维兹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全部倒了出来。

此后，福州市委书记郑重、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等人纷纷发言，讲的都是省委工作毫无章法、瞎指挥的事。

叶飞一声不吭，认真地做笔记，耐心地听大家讲完，然后诚恳地道歉，深刻地检讨错误。

一句话，叶飞没有推卸责任，谈的都是自己工作中的疏忽和失误，谈到因为自己的疏忽和失误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当前遇到的巨大困难，一时情难自制，老泪纵横。

叶飞的态度，引起了全部与会者的共情，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张维兹后来和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伍洪祥都承认叶飞“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周恩来目睹了大家讨论的全过程，他一贯待人温和，对大家的讨论情况表示满意，安慰大家说：“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毛主席也一直教导我们，一定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认真地做到实事求是。”

这样，福建的问题很快就结束了。

叶飞对周恩来的做法感激不已。

为了开好这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事先给所有常委都布置下了要在会上发表公开讲话“硬性”任务。并在1月29日下午宣布延长会期时告诉与会人员“我还有很多话想讲，朱德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都还有话要讲”。

周恩来发表讲话的时间是2月7日，这是大年初三，同时也是本次大会的最后一天。

他手持提纲，侃侃而谈，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给地方官员“透实底，算细账”，检讨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的错误和责任，还极其认真地说了他本人在工作中犯下的两个严重错误。

他说，

第一个严重错误，是在1958年6月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

这两个错误，前者直接导致权力下放过多，形成了分散主义；后者造成了生产上急功近利、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产值的恶果。

周恩来在说这些的时候，眉头深锁，脸上尽是愧疚之色。

他沉痛地表示，他还会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出更深刻的检讨，从思想上深挖这两个错误的根源。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的问题，我会彻底交代清楚的。”

毛主席坐在周恩来旁边，大受感动，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周恩来所说的“两个严重错误”，并不是周恩来的个人“专利”，而是人人都有份，因此，大为心疼，忍不住插话说：

“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可以说，周恩来在本次大会中，不推责、不诿过，开诚布公地向全体与会人员做深刻的自我批评，让所有与会人员都感到服气。

有人当场就说：“总理都这么说自己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就算你再怎样打我们的屁股，也是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