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1967年，秦基伟在京西宾馆大骂萧华，萧华有口难言，一笑了之》一文，文中讲到，1967年，昆明军区遭受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风暴”的摧残，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云南无处藏身，在叶剑英元帅和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躲到了北京的京西宾馆里。然而，随着运动的加剧，京西宾馆也开始变得动荡不安了。

1969年秋，在林彪下达了“一号战备”命令后，秦基伟和一大批“靠边站”的干部都被逐出北京。

这个“一号战备”命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下发林彪口授的《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又名“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是应对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方面的军事异动而展开，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纷纷被疏散离开了北京，由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留守北京。

由此可见林彪当时的位高权重。

事实上，在很多人的眼中，林彪已经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

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的秘书周孜仁在回忆性文章中写，云南有山民要对谭甫仁 “三呼万岁”，那是在云南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该山民见了谭甫仁，一呼“毛主席万岁”，二呼“林副主席万岁”，第三呼，被谭甫仁制止了。

话说回来，林彪的地位是如此之高，则他手下的几号亲信，如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也都是身居要位。

这里来说一说其中的黄永胜。

关于黄永胜其人，他的文化不高，极其推崇那能写会画的人。

尤其是，他眼看一位上将的秘书将这位将军长征故事写成电影剧本，又被拍成了电影，艳羡不已，非常渴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个秘书，也把自己的光辉历史写成电影拍给大家看。

在这种心理的支使下，他让老婆项辉芳出面帮自己要搜罗这方面的人才。

项辉芳通过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物色到了从中南政法学院毕业的湖北青年李必达。

李必达是农家子弟出身，自幼聪颖，读书勤奋，举一反三，文采出众，被项辉芳盯上后，便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当秘书，而在10天之后，又被调到了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身边。

1968年，“杨、余、傅事件”发生，黄永胜当上了总参谋长，李必达也被调到了军委办公厅，继续担任黄永胜的秘书。

这一年，李必达才27岁，对国家高层的许多大事都茫然不知。

但作为黄永胜的秘书，他却有了很多可以见到国家领导人的机会。

1969年4月的一天，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春意料峭。

李必达发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只穿着夹衣，而林彪却捂着大衣，而且，林彪的脸色苍白如纸。

李必达顿感不妙。

他觉得，人们口中“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与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差别太大了。

他继而怀疑，毛主席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只是一种策略。

回到宿舍，他越来越感觉到，当上了黄永胜的秘书，那是陷入了一个充满是非的漩涡里了。

为了脱身，他委婉地向项辉芳提出：“我的工作资历太浅，无法胜任总长的秘书，能不能把我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

原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已于1968年1月1日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而在“杨、余、傅事件”后，即在该年3月24日凌晨，他在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时，被毛主席亲自任命，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黄永胜及其夫人都想拉拢和控制温玉成，这会儿，就想把李必成安插到温玉成的身边，以充当自己的眼线。

项辉芳说：“可以把你安排到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锻炼，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你都要及时向首长报告。”

李必达大惊失色，冲口而出，说：“北京卫戍区是警卫毛主席党中央的，我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子小子可不敢去，去了是要犯大错误的。”

项辉芳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思想包袱，先回去吧，等我安排好了就通知你。”

但不管项辉芳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李必达就是坚拒不去。

项辉芳终于被惹急了，她认定李必达有异心，决定出手惩治李必达，先是罚他去烧锅炉，接着又打发他去北京针织总厂参加劳动锻炼。

李必达越来越觉察到自己身处险境，凶多吉少。

在九大闭幕的当晚，他把自己所掌握到了林集团的分裂党的活动情况写成了一封信，准备通过温玉成，转交给毛主席。

他到总参三座门招待所找温玉成的时候，温玉成已经睡下。

被警卫叫唤起来的温玉成，有些不耐烦地把李必达的信留下，又回房去睡了。

就因为温玉成的大意，信落到了林彪的手里。

李必达遭到了抓捕。

温玉成也迅速地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被关了起来，关了6年。

温玉成晚年每想到这封信，都会感叹无限地说：“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则在1973年便恢复了人身自由，并于1979年参加自卫反击作战，转业后到了司法部办公厅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