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曾说过，周恩来、邓颖超这对伴侣就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贡献来说，都算得上是杰出的伟人。但，周恩来严于律己，一再让自己的妻子邓颖超受委屈。

而在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也如实向弟弟周同宇诉苦：我今天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伯伯是一直压着我的。那么，邓颖超到底受了多少委屈呢？

凡是认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人都说，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两人最早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他们都是天津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成员。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也和邓颖超保持着通信联系。

两人虽不在一起，信件来往频繁，他们谈理想，谈中国的未来。周恩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作了一个决定：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对此，邓颖超给予了支持，表示愿意同他一起奋斗。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心也更加贴近了。

1923年春天，邓颖超收到了周恩来寄来的信，里面有一张油画的明信片。明信片的背后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贯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一眼就看出这是周恩来在向她表达爱意。邓颖超也立即给出了回复：

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时的邓颖超在天津教书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做妇女工作。

不久之后，两人结婚。在婚礼上，周恩来代表邓颖超和自己宣布了夫妇关系的“八互”原则，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他们两人的婚姻，是举世公认的两位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完美地终身结合。

周恩来表示，他们之间除了夫妻关系，还有战友关系、同志关系。

周恩来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中，大多数都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为“大姐”了。而周恩来却始终叫邓颖超“小超”，在对第三者讲话时，也跟随大家叫“大姐”。

而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称呼，也经历了一个变化。

刚结婚时，她称呼周恩来为“恩来”。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住在“周公馆”，邓颖超也只称呼他“周公”。建国后，就改称为“恩来”或者是“总理”。

周恩来选择邓颖超，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邓颖超和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当然，在近代历史上，周恩来的光环还是要比邓颖超大。作为名人的妻子，她的光芒自然会被覆盖。所以，她需要耐得住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为他们共同的理想去拼搏，为人民服务。

她深知，周恩来要想做出一番事业，自己一定要解决好他的后顾之忧。因此她处处小心谨慎，打理好家中的一切，避免给总理带来麻烦。她从来不借助丈夫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

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办公室，所有人都可以随便进，也都有钥匙，唯独邓颖超没有。

或许是他们有着相同的默契，对于这些规则，他们无需多言。

在两人结婚后的第二天，他们就签订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能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遵守着这个规则。

他们之间是相互的，邓颖超在生病时，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这也换来了邓颖超对周恩来加倍地关心和照顾。

她将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她不会干扰周恩来的工作，却总是操心着他的身体。周恩来在家里吃饭时，她都要和医生、炊事员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考虑得非常细致。

这么多年来，他们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其实，在这背后，却是巨大的付出。在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也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委屈之处。不过这些委屈，都是她自愿接受的，只因为她的丈夫是周恩来，因为她爱恩来，所以甘愿忍受，甘愿让步。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我党组建了新的人民政府。周恩来担任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组阁大人，也就是说新中国政府的主要组成人选基本都是由周恩来提名。

周恩来办事一向细致，在组建第一届政府时，安排得非常妥帖。

他认为傅作义解放北平有功，便将他任职为首任国家水利部部长。李书城在解放战争中，力劝白崇禧起义投诚，此举虽未成功，但他的行动是令人钦佩的。

周恩来提议决定李书城为国家首任农业部部长。

蒋介石的兄弟冯玉祥最后在海外宣布和蒋介石决裂，回国途中遭到蒋介石暗害。周恩来任命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

而其他的那些起义将领、投诚人员等等，周恩来都安排地非常周到。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一致称赞。

但唯一让人不满的事，是对邓颖超的安排。张治中为此专门找到周恩来说道：

“周公呀，人们都夸你这个周总理真是个‘周’总理。但你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说什么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位才让人心悦诚服。”

周恩来听后，笑了笑说道：“文白先生，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您就不必多操心了吧。”

其实，邓颖超从1925年5月入党，曾参加过长征，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国共合作时，又是蒋介石选出来的中共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

所以，邓颖超完全是可以担任一名正部长的。但周恩来想得比较多，他担心如果小超去担任部长，会让别人觉得那是自己的指令，到时候就不好办了。

因此，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后，开始对党和国家以及军队各级领导人定工资。

毛主席带头提出，一级工资给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他们拿二级。

以邓颖超的资历拿三级都可以，不过按照她的级别，应该为行政四级。他们夫妻商量后，决定要求定为行政五级。

批准下来后，他们夫妻都很高兴。周恩来考虑到小超最近身体不太好，用请求的语气说道：“小超，你近来身体不是太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听了周恩来的话，邓颖超也很是纳闷，但他也知道恩来的难处，毫不犹豫地说道：“好啊，六级就六级吧，我听你的。”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周恩来就没有安排邓颖超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但她仍旧没有怨言。

1974年，周恩来病重，最后一次去长沙与毛主席会晤。毛主席亲自写了一个任命，安排在四届人大上给邓颖超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这件事却被周恩来瞒了下来，直到他去世后，秘书清理他的办公桌，才发现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

后来，到了1976年，华国锋同志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增选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从那之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

1984年4月，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前来看望邓颖超。

邓颖超也向他诉说了自己多年来的委屈：

“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

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

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因为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压着我……人家认为提我选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就是了……”

虽然邓颖超心里委屈，却也默默遵守了周总理的安排这么多年。因为她能体会身为国家总理的不容易。

1960年，邓颖超向淮安转达了周恩来的安排，要把他在淮安的旧居处理掉，把祖茔地平掉。她还说道：“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

正是有了邓颖超默默无闻地付出，才有了周恩来的伟大。

周恩来一心想着人民为人民服务，被人民高高举起，自带光芒。殊不知他的光芒，遮挡了邓颖超的光辉。为了他，她甘愿屈居幕后，为了人民，她甘愿抛弃名利。

说很容易，做到却很难。后来，邓大姐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但在最后，还是补了一句：“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可细细数来，这些委屈其实真的不少。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勤勤恳恳。到了周总理去世后，她才摆脱了“总理夫人”这个头衔，为党和人民做了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都做得非常出色。

可以说，周恩来的伟大，离不开邓颖超，也是邓颖超成就了他，成就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她功不可没，应当被我们后代所敬佩、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