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1951年，毛泽东与李讷、李敏在北京香山。
【右图】1952年8月9日。炎炎夏日中，工作了许久的毛泽东终于休息了。他躺在躺椅上，靠着椅背，手里拿着把扇子，肥肥的裤腿撸得高高的，一派惬意自得。孩子们围了上来，李讷还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把大伙都给逗乐了。摄影师侯波敏锐地抓拍了这张照片。从左至右为毛泽东、毛远新、李敏、李讷。
无论有多么爱自己的幼女，但随着女儿的长大，在对李讷的要求上，毛泽东却开始一天天显得“不近人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倒有几分与他自己的父亲毛顺生相似。
因为受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延安常常吃不上米和面。很长一段时间，在干部与战土就餐的大灶食堂里，主食只有黑豆。而毛泽东却专门吩咐韩桂薯，让她带着李讷去大灶食堂吃饭。韩桂馨想，大人吃了黑豆还常常闹肚子，何况才7岁的小孩子？她就找到毛泽东，请求让李讷和他一起吃饭，这样，小孩子好歹能吃上几口细粮，毛泽东却做了一个不容争辩的手势：“吃大食堂很好嘛！这已经比岸英、岸青他们小时候强多了。”
毛泽东喜欢游泳，尤其爱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在李讷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她一起游。时间最长的一次，竟然从早晨5点开始，一直游到中午11点，整整6个小时。
在游泳的时候，毛泽东对女儿有一个特别的规定：不准用救生圈，风浪再大也不准用。他的理由是：要从游泳中学会游泳，喝两口水怕什么？怕这个，怕那个，什么都学不会。
关于游泳，李讷自己回忆说：“比如说来了台风，白浪滔天，父亲让我们跳下去，他自己肯定会第一个跳下去。他不让用救生圈，也是有道理的。他不是蛮干，而是对我们的水性有了解，对水情也有了解。那个浪看上去很厉害，但是你不下去，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它是有规律的，你摸到规律了，你就能对付它。他要我们学会的，是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毅力。”
李讷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毛泽东虽然月薪有404元，但给李讷的生活费每月却只有26元。这26元中，含每月要交给学校的饭费15元，剩下的，就是车钱、书本钱和零花钱。“当时，好多同学都以为我是“大款”，有些同学没钱了，就向我借钱，借上10元我还能勉勉强强地过，再借第二次，我就连饭费都交不上了，还不能告诉人家，告诉了人家也不信，主席的女儿嘛，还能没钱？他们不知道爸爸对我有规定不许多要1分钱。”李讷回忆说，“最近，有一个当年同学看到回忆录，对我说：真想不到，那时我跟你借钱，还以为你多有钱，原来你也是很困难的。”
毛泽东还要求女儿与其他学生一样，吃住在学校，只有周未才准回家。李讷在路上要花一个小时，冬天，常常天黑还到不了家，毛泽东却从不准工作人员派车去接送。公家配发给他的轿车，他规定只有一种情况下女儿可以使用；生病去医院时。而附加条件是他自己支付汽油费。
1959年到1962年，共和国迎来了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正在北大读书的李讷，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只能依靠每月27斤定量粮食生活。有一次，有位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诉苦说，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没想到几天后，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就问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不以为然地解释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他不解释还好，解释倒把毛泽东惹火了，拍了桌子：“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一块饼干的特殊也不行，这就是毛泽东对自己所钟爱的女儿的要求。
“饼干事件”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六，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珠待遇的李讷从学校回了家。这天，她和父母一道吃了晚饭。她已经两三个星期没有见到父亲了。厨师程汝明见李讷回来了，特意煮了比平时多一倍的饭，还弄了四菜一汤。全家人在饭桌上刚坐定，李讷不顾饭烫，端起碗几乎嚼都不嚼就往嘴里扒，眼泪都烫了出来。她在朝嘴里拨饭时，偶尔掀一下眼皮，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看饭菜还剩多少。毛泽东和江青都愣住了，放下筷子看着她。
当时那个场景，李银桥记得非常清楚：“主席想调节一下气氛，就讲：“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碗剩米饭……”但李讷的心思却全在吃上，没等主席说完，就打断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主席把话咽了回去，又愣了下，才回答说：“打扫光。三光政策，不要浪费。”李讷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夹起来往嘴里送。看到李讷没有吃饱，炊事员又从厨房里找来两个冷馒头，李讷就着涮盘子的热水，把两个馒头吞了下去。主席喉咙里咕噜响两声，站起身来，什么也没说便走开了。”
看到孩子饿成这样，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心疼得湿了眼眶。而身为父亲的毛泽东，心中的滋味就可想而知了。但当工作人员因此再次请求毛泽东，给李讷多一点照顾时，他仍然拒绝了：“不可以，同全国人民比起来，她还算好些。”他叹了口气：“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分的好。”
此后，毛泽东继续以“守本分”的标准来要求李讷。1970年，李讷到江西农村插队时，身体不好，经常发烧不退。毛泽东专门委托机要员谢静宜顺路到江西看望她。但当谢静宜提出让李讷回京治病时，毛泽东又拒绝了：“不，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毛泽东曾经还专门叮嘱李讷：“要靠自己的能力学习知识，为国家做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
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在他离去后，李讷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最困难的那些年月，她独自带着幼小的儿子，每天只买很少的肉，家中仅有的两条被子一半铺床一半盖，甚至将自已心爱的书卖给旧书店来维持生计。她的父亲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27年之久，但是最终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一分钱遗产。
经历了人生沧桑之后的李讷，回忆起当年父亲种种的不近人情，心底里，有感慨，更有感激：“当年他那样严格要求我，完全是为我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在生活里遭遇低谷的时候，恐怕很难过得来。我想他是早就预见到了。他那样要求，完全不是过分的，而是很实事求是的。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
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爱着儿女们。如今，父亲离开儿 们已有30多年了，然而，就像那张寿桃图书签上的贺信写的那样，30多年里，他的儿女们仍然感觉到，父亲依然和他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