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家民

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文革”开始后，康生到中联部看了大字报，很不满意地说：“你们写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他责怪中联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让中联部连续召开动员大会和全体党团员大会，并亲自到会上煽动道：“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你们应该集中火力批判‘三和一少’，这才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虽然这时王稼祥已经调出了中联部，但康生、王力却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了回来，逼他来看大字报，交代“罪行”和接受批斗。

王稼祥被揪斗的情况反映到了中央。伍修权在参加中央一次会议时，周恩来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在遵义会议上和到延安以后，都是支持毛主席路线的。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身体很不好，不能再这样斗他，万一把人弄死了，只会造成损失，没有任何好处。”伍修权说这些他都知道，也正在为此着急。周恩来又说：“修权同志，你早就了解中央对王稼祥同志的态度，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尽量保护他一下，你看行不行？”

伍修权回到中联部以后，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着重说了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积极作用，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毛主席曾多次说他对党是有功劳的，希望大家能了解和尊重这样的老同志。

“造反派”当然听不进伍修权的意见，马上将他的言行报告到康生、王力那儿。康生、王力等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黑干将”，很快就将伍修权列为攻击目标和打倒对象。

一天，王稼祥的儿子来看望已经搬出中南海的父亲，并告诉父亲，外面到处都是大字报，刘少奇又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王稼祥听后，走回办公室，拿出纸笔写了几行字：

请周总理转呈毛主席：

我理应主动赴部里看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并接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从而认识错误，改进工作。但我最近身体仍不太好，每分钟心跳100次以上，特此请求批准，稍待身体好转，再去部里与群众一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王稼祥带着极复杂的心情，把这封信交给儿子，让他即刻送到中南海收发室。第二天，朱仲丽从电话里得到周恩来办公室的回音，说已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王稼祥可以暂不去中联部。全家为此感到庆幸，这等于说毛泽东保了王稼祥，使他不再挨批斗。

的确，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对王稼祥有好感，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固安一战，是他支持了我。”有毛泽东的保护，王稼祥可能会躲过一劫，但是否能一直平安，王稼祥本人及其家人心里也没有数。因为有许多毛泽东说过好话的干部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揪斗甚至被迫害至死的厄运，“文革”已经打破了常规，越来越让人难以预料。

那时，王稼祥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可召开中央全会时却没人通知他参加。他感到不安，对朱仲丽说：“我可能是斗争的对象。虽说毛主席保了我，恐怕保不住。平时，我对康生、江青、林彪，从来不吹捧，不阿谀奉承。过去抗逆风、顶潮水，我无所惧怕，不论在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在陕甘宁、在莫斯科、在哈尔滨、在北京，我问心无愧。但许多历史上的问题，还有中央领导层内部许多事，我一时难以和你说清楚。中联部一些想当官的，都会踏着我的头往上爬，找理由来整我、打倒我。还有，这是更重要的，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对刘少奇的下台和林彪的上台，我至今没表态，我也不会表态。我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不会去献媚于毛主席，不会去举手同意林彪上台。”

不出所料，王稼祥很快遭到“造反派”的揪斗，被拳打脚踢，奄奄一息，好在朱仲丽在身边，给他打了强心针，做人工呼吸，被救护车送到急救室。周恩来派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前来看望。杨德中对朱仲丽说：“你不要哭了，毛主席最近不是保了王稼祥同志吗？”

朱仲丽含泪问：“那为什么还这样摧残他？”

“群众嘛……”杨德中也无可奈何地说，“你应该相信毛主席。”

经过一个钟头的输液、吸氧，王稼祥才渐渐醒来。但医院不让多住，10天已是“优待”了。于是，王稼祥又只好回到毫无安全感的家中。那年的整个夏天，王稼祥每星期至少被揪斗一次，脖子上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牌子，上台一站就是三个小时。回到家里，他扶着挨打的痛处，长嘘短叹。1969年10月，王稼祥一家被赶出北京，到河南信阳落脚，接受群众教育。

1971年，王稼祥得了急性中毒性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时林彪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王稼祥夫妇不知情。住院一个多月后，王稼祥试探性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来北京医院治病已逐渐恢复健康，目前还需要在门诊继续治疗，是否能留在北京，请批示。

在等待回音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告诉王稼祥夫妇可以搬回原住处，不必回信阳了，并问是否要修缮房屋。王稼祥夫妇心中得到了极大的宽慰，什么要求也没提。不久，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许多被迫害的老干部被陆续解放出来。

1972年端午节的前夕，王震夫妇等人来约王稼祥夫妇一同去看望朱德。

朱德高兴地说：“林彪弄出来了，一部分老领导人的问题也都弄清楚了。”他望着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负责人之一，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你会很快被重新分配工作的。”

林彪倒台后，王震叫王稼祥给中央写一份表态的书面文字。这封信很快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读过此信后，为王稼祥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并叫周恩来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详细传达。王震听到传达后，本想亲自过来，但因忙于开会，便委托廖承志把好消息带给王稼祥。

“王胡子叫我来告诉你，昨天周总理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你一生的评价，王胡子叫我早一点儿向你报喜。”廖承志笑着说，“毛主席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犯的错误跟张闻天同志不一样，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不是他搞的嘛，他只是提一个建议，是王力他们在国外的会议上搞的嘛。”

廖承志还说，毛泽东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的学习班，由周恩来办理。

王稼祥听后十分平静，回答说：“谢谢你告诉我，我在工作中也犯有错误。”

此后，王稼祥的政治待遇改善了，他又同以往一样，可以看文件，参加一些会议了。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王稼祥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江青、康生一伙仍在台上。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新沙皇的迷梦》，又批判起“三和一少”，名义上把刘少奇当靶子，实际上牵扯到王稼祥一批老干部，自然也包括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在内。王稼祥把文章拿给朱仲丽看，她看后说：“主席不是讲了吗，所谓‘三和一少’只是你提个建议，是王力在国外推行的嘛，文章不会指你。”

“你脑子太天真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就那么灵？毛主席被那一伙人包围，那一伙人搞‘批林批孔批周公’，对着周总理去的。”王稼祥苦笑着，“且看明天《人民日报》是否转载吧！”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果然转载了这篇文章。王稼祥拿到报纸后，心情十分忧郁。25日夜里，王稼祥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享年65岁。追悼会上，周恩来悲痛地对朱仲丽说：“你要保重身体，真没有料到，太突然了……我代表毛主席向你问候。”当时中央规定，除毛泽东有病不能参加追悼会外，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

在那篇《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的文章中，胡耀邦透露了一个信息：“（王稼祥逝世）4个月前，由于毛泽东同志亲自干预，党的十大再次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但‘四人帮’顽固地把他看作是右派代表，是保留的一个‘对立面”，并且在精神上继续折磨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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