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仲

解放战争时期的徐向前

徐向前廉洁自律堪称楷模，有“布衣元帅”之称。

一位记者访问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后，在访问记中写道：“令人意外的是，身为出自黄埔一期、南征北战的元帅，徐向前在生活中却善于缝补衣物，也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会织毛衣的元帅，由于简朴没有官架子，人称‘布衣元帅’。战争年代里，他曾自己动手织过一件毛背心，一穿就是30年。衣服破了，他常常自己缝补。在红军年代，有部下来找总指挥，看到这情景便感叹：‘想不到徐总还有这么一手。’”

说徐向前是“布衣元帅”，是因为他以初心为本，不铺张显耀，有平民心态。

笔者去他家时看到，会客厅有几张老式沙发，还是20世纪50年代配置的，很旧很旧了。笔者曾问郭春福秘书，这沙发该换了吧？他笑笑说：老人家不让换。在这个会客厅里，除那沙发外，还有桌子、凳子、地板、窗帘，没一件是时髦的，更谈不上“显贵”了。从客厅的陈设，看不出这是元帅之家。

笔者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时，第一印象是他的穿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笔者没有见过他穿西装，退休后有公务就穿中山装。他和我们“传记组”谈话时，冬天在家里就穿军绿色的棉袄棉裤，没有外套，看上去像一个老兵。有一件毛背心，是他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时自己织的。他二女儿鲁溪说，爸爸喜欢吃甜瓜，喜欢吃土豆、南瓜拌饭，还喜欢吃榆钱、马齿苋、油面。徐小岩说，有人说父亲是“布衣元帅”。笔者觉得这个称呼挺确切的。

徐向前有个“百宝箱”，李而炳秘书专门拿出来给我们看过。设置“百宝箱”这习惯，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箱子里边有些常用的小工具、小材料，还有缝补衣物用的针头线脑。战争年代用这些，进城了，新中国成立了，当元帅了，还用。缝补衣物、钉纽扣，给孩子们做小桌子、小椅子、小手枪……

这个“百宝箱”，里面装的不仅仅是小工具、小材料、针头线脑，它装的是元帅的初心，装的是人民军队的本色。

摄影，对一个元帅来说，不算新奇，但既能摄影又能冲洗胶片，就需要有一点专攻了。尤其是在用胶片摄影的年代，要设置暗房、掌握洗相药水配量，普通人做不到，就算是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但身为元帅的徐向前，做到了。他的妹妹徐达，以及松枝、鲁溪两个女儿，都和笔者谈过徐帅给她们照相、洗相片的事，而且一直保留着那些照片。他的妹妹徐达说：我哥哥的勤俭有点像我母亲。我母亲过日子很节省，一块旧布也舍不得丢掉，要拿起来掂一掂，看还能做点什么；点灯用根火柴也要思量一番，有炉火就不用火柴了。我哥哥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是自己照相、自己洗相，女儿、儿子、外孙及亲戚朋友们照相、洗相都是他来做。

一次，笔者在大连采访徐向前的二女儿徐鲁溪，听她讲爸爸对她的关爱。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竟心细如丝，情深似母。徐鲁溪说：我爱生病，他总是细心照管。在延安时他有个夹着一朵小花的笔记本，我一生病他就在本上画一个表，早上温度多少、午间温度多少、夜里温度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说：爸爸还给我做衣服，做完就把衣服放在写字台上，用尺子量好距离，钉扣子。有一次，我帮他钉扣子，把扣子钉得很死，没留出空隙。他说：那怎么穿呀，重钉。我只好老老实实拆开重做。

徐鲁溪说，1965年我读研究生，一个月42元工资。爸爸说：你这42元，你也不要给我们，我们也不给你，有困难时我们可以帮你。她说，我们没有叫爸爸妈妈帮我们，只是有时去家里拿点桃子、鸡蛋什么的。我爱人叫张元生，老家在湖北。他姐弟比较多，排行老二。我们有一段生活比较困难，在中关村只住8平方米的房子，但他从来不提让爸爸妈妈帮助我们的事。

徐鲁溪还给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她说：在育英小学就读时，一次，我拿了同学一个小戒指玩，爸爸发现后，大发脾气，要拿皮带抽我，说我违反了群众纪律。这件事对我教育特深，我永远都不会忘。

徐向前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徐小岩说，父亲特别注重公私分明，他的专用配车，除了公干，是不允许家人私用的。他二女儿说，在家里有时我对秘书或厨师说话不注意，爸爸就批评我，说：秘书是我的秘书，是工作的，不是你们的秘书。

在撰写《徐向前传》过程中，笔者访问过不少徐向前的老部下和他身边的人，这些被访者讲了不少徐向前廉洁自律的故事，反映了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在日常生活中的简朴之风，塑造了他有格、有威、有戒的“布衣元帅”形象。

“徐帅生活很简单。”在鄂豫皖根据地就给徐向前当勤务兵的杨朝忠说，1930年前后在新集时，我就给徐帅当勤务兵。徐帅生活很简单，吃饭随便，有面条、馒头就行。他就在连队里吃饭，没有大、中、小灶之分。不单独做，单独做了他也不吃，单独给他做点什么他就提意见。有了馒头，他就说：优待了，优待了。

杨朝忠说：那时没有统一制服，黑的、蓝的都有。他穿土布衣服，衬衣是用洋布做的，破了就补一补。我不会洗衣服他就教我。他穿草鞋多，没有皮鞋，有一双布鞋洗脚时才穿一下。袜子也是土布，袜底是线绳纳的，多是老百姓的慰问品。杨朝忠说，部队打了败仗，他不高兴，对军长、师长们熊得可厉害了；打了胜仗就高兴，让炊事班擀面条，请客，叫大家一块吃。

他个人无嗜好。有时买个鸡呀、鸡蛋呀，有一点特殊的东西，他非要问明白是哪里来的，还要问连队有没有。弄不好，我们就得挨一顿批。这一点，杨朝忠感触很深，他说：索性就不给他买了。他说，有时打饭差一点样，他要问清楚是哪里来的，当告诉他和连队一样时他才吃。杨朝忠说，张国焘吃饭很讲究，还喝咖啡。一次，他也给徐帅泡了一杯，徐帅说：我不学这个。

杨朝忠还说：徐帅的习惯是手头的事情没办完不吃饭。事情没办完你去叫他吃饭，他理都不理你。事情办完了，他要洗洗脚、洗洗脸，才吃饭，很讲卫生。他有一床被子，一条褥子，一条军毯。你要给他弄点什么多余的东西，用不了几天他就送给别人了。

“徐帅个人的生活很苦，”原武汉军区参谋长欧阳挺说，“他就是一个饭盒子，三个格，汤、馒头、菜。警卫员走到哪里都提着他的饭盒子，还有一个躺椅和马褡子。他爱吃野菜，我看他经常让炊事员给他弄野菜吃。”

“徐帅联系群众好。”湖北省军区退休干部胡登高说，“我是又怕他，又愿意同他接近，他能平等待人，诚诚恳恳，你有缺点他能当面指出。”

部下胡登高说，徐帅生活方面很艰苦很朴素。他在抗大总校任代校长时，经常加班到深夜，我们要给他做点夜餐，他不让；生病时要给他配一个炊事员，他也不要。但他很关心学员、教员的生活。胡登高说，他经常对我说，要把学员生活搞好一点。那时，师以上干部吃小灶，团营干部吃中灶，连以下干部吃大灶。对教员很照顾，每月2元津贴费，20斤细粮，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打回宿舍去。机关每人3斤肉，党校是5斤肉。徐帅对我说，你要管好，不要浪费了。

杨朝忠说：1943年11月、12月，徐帅在延安住在中央卫生部那里，在七里店。我去看他，带了点水果去，他把我训了一顿。我说：我也没贪污，没拿别人的，我一个月有五六元津贴，我又不抽烟，买点水果还不行。他笑了。我还给他送去两瓶“三那星”，是当时治肺结核最好的药，他很高兴。是苏井观部长告诉我弄的。徐帅对我说：你当部长不要拿人家的东西。我那时是344旅卫生部部长。

西安四医大副校长王照新说：徐帅作风平易近人，不铺张浪费。在延安冬天发的毡帽，戴坏了，他还要用旧片子剪鞋垫。他身上从来少不了针线包，衣服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缝。别人说让警卫员给缝吧，他说：这是我的看家本领，不能丢。

王照新说：我们从山东回延安，路过太行山，129师参谋长李达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套棉衣，给徐帅做了一件皮大衣，他说什么也不要。后来，陈锡联缴获一件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给了他，他留下了，一直穿到进北平。王照新说：从山东到延安他就病了，住和平医院。当时他有10元保健费、5元津贴费，自己舍不得用，给战友给下级他舍得。潘寿才老婆生孩子，徐帅给买2只鸡送去。我在延安结婚时他还送我5元钱。管理员病了他也买东西去看，而他自己却烤馒头干吃。军委管理科有个小灶，可以打点好饭好菜，他不让去打。

徐帅在延安时的警卫员杨建民说：首长穿得很朴素，有时我们都看不下去了。被子破了，后勤部给做了缎子被面、白被里的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要，后来只好换了一床白洋布的。他几年都不做一件新衣服，我们想捡他的衣服穿都捡不到。其他首长的警卫员，捡首长穿剩下的衣服，穿得好，很神气，我们不行，神气不起来。他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菜，豆面、醋熘豆芽、白菜、北方味的饺子。在延安时搞生产，首长一天抽出一个小时劳动，他和我们一样，有指标，年底要交多少斤小米，还纺线、种大葱，还卖过马。首长对我们很好，但没有特殊的地方。

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顾问侯进是临汾、晋中、太原三大战役的参加者，他所谈的是他在解放战争中对徐帅的印象。他说：徐老总穿得非常朴素，冬天经常穿一件很旧很旧的大衣，旧棉衣，旧棉鞋，像个炊事员，上街也不带警卫员。他说这是最保密的了，坏人遇上也认不出来。旅长们比他穿得好，都是缴获敌人的大衣、皮鞋、皮帽子。那时部队的衣服是用谷草烧成灰染布做的，过一段时间就掉色了，徐帅就穿那种衣服。

徐向前的一名警卫员回忆说，徐帅讨厌特殊化，对他的亲属要求很严。在延安时，他的夫人要把窑洞用白灰刷一刷，这本来是平常的事，可徐帅知道后却大发雷霆，说：你怎么就想自己的事，你看看那些战士都住什么地方，亏你也想得出来。硬是把刷墙的事制止了。

一次，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对笔者说：徐帅对个人生活要求很严，军委服务处的同志反映非常好，他的夫人不能坐他的车，坐车要扣钱；他的小孩到三座门看电影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如徐帅，没他做得好。

原武汉军区政委李成芳曾对笔者说：徐帅现在80岁了，他的节俭之风没变，考虑的还是国家的得失。我们劝他出去走一走，他考虑得很多，说：我出去了，家里人要去，要有人陪着，路费、住宿费要花很多钱，还要惊动很多人。

徐向前元帅对家人严，对自己严，对部属也很严。

原北京军区副政委黄振堂说：徐帅作风简朴，不搞拉拉扯扯，使用干部非常正派。

王照新说：1944年中秋节晚上，王树声要到豫西任司令员，向徐帅告别。徐向前夫人要买些东西表示一下，徐帅有点不高兴，到外面散步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树声去工作，很好，我们不用招待他，用公家钱不好。正因为我们是战友，我们见面非常好。你这样不好，王司令也不会想很多。王树声开玩笑说：毛主席要任命徐总当财政部长了。

王照新说：我们去都是平常饭菜，我到北京和聂振基（原警卫员）去看他，徐帅说：你们来了好，今天叫你们来是有好东西，有几个螃蟹让你们吃。

王照新还说：我们从山东回延安路上，在王近山的旅部吃饭，我和徐帅一起吃，他夫人和警卫班一起吃，自己拿钱。王近山招待我们，徐帅说：用得着吗？见见面、说说话就行了。他转过话题，用半是批评的口气说：战士没鞋穿，你们看到没有？我是你的老首长，还不知道你，一个放牛娃，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安全送过去（回延安）。徐帅舍不得花钱，尤其是公款，把得更紧，别人说他过分。

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说，“文化大革命”前，徐帅在无锡，我去看他，进屋徐帅就说：先打麻将，打完吃饭。我说：吃饭有没有好酒呀？徐帅没作声。我就对徐帅夫人说：老嫂子，给我们弄点好酒！她笑着去给我泡茶。我问：这是不是首长喝的茶呀？其实，我们到他那里去，既没有好茶，也没有好酒，有啥吃啥。

徐向前对亲属严，对部属严，对自己严，贯穿了他人生始终，说是“一辈子”，一点不过分。89岁那年他走完了人生旅程。在人生的最后一步，他还没忘了告诉家人：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徐向前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这话，是对孩子们说的，但又像是一个统帅对千军万马的训令！他，心系军队、心系国家、心系党，一生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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