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凭栏 周冰洋 周太和

周肃清

1929年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了著名的“十天大会”事件。这个历时十天的激烈斗争，不仅直接决定了几百个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进程。

凡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政治斗争的前辈，无不对它的惊心动魄印象深刻。正如亲历者周肃清于1955年上交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自传中所言：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同几乎断送中国革命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期殊死斗争之先声。

按规定，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 每学期都应当举行例行的由全体师生参加的支部总结大会，校方支部局应当汇报该学年的工作总结，由全体师生、党团员对其工作总结提出意见，支部局还要进行改选。但是，米夫-王明宗派集团控制支部局后，其所作所为完全不得人心。他们尤其害怕改选会对其不利，于是对例行会议拖了又拖。经过全校师生的一再强烈要求，支部局才不得不召开会议。但他们事先对此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十天大会”终于发生了。

关于“十天大会”开会的具体时间，由于时间久远，一直有争论。笔者在2013年从俄罗斯有关档案馆获得的原始记录显示，“十天大会”是1929年6月17日至26日发生的。

王明宗派集团控制的支部局专门邀请了其所在区的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并请他以上级党委的身份到会讲话，以压制广大党团员的普遍不满情绪。他们还提出要邀请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参加。按该集团核心成员之一盛忠亮的话讲，其险恶目的就是要使中共代表团“置于被公开批评之下”。瞿秋白不好拒绝，就派张国焘代表中共代表团参会，并要求他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意见表态。

大会开始，支部局在学年总结报告中闭口不谈广大学员对他们拉帮结派等恶劣行径的普遍意见，反而自吹自擂，说支部局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引起了广大学员的极度不满。支部局的报告被频频打断和质疑，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对报告提出批评。于是，支部局就请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这个完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书记，是个十足的官僚。按照支部局的意图，下车伊始，他就居高临下地指责中共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大事务，声称这是对他区委的侵权，黑白颠倒地夸奖支部局执行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路线，甚至将广大学员对支部局工作的不满和批评定性为“反党行为”。

广大学员先是难以置信，紧接着爆发了不可抑制的愤怒。抗议和嘲讽的跺脚声由小到大，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几个在国内参与过革命斗争的工人出身的学员愤怒地冲上台，想把这个违背事实的芬可夫斯基拉下台，而正为之翻译的秦邦宪（即博古）、杨尚昆也被制止。

主席台上，中共代表团的张国焘出面几经劝说，才使会场静下来。接着，张国焘代表中共代表团对芬可夫斯基的无端指责进行了反驳。而受支部局指使，几个不明中国革命情况的法国华工想上来打断，会场十分混乱。

周肃清在自传中写道：“区委书记宣布决议后，我们新生班的同学差不多都哭了。这些新生们（经历过大革命失败血雨腥风锻炼后来校的学员）无疑是为着中国革命的前途而流泪的。”广大同学悲愤地强烈要求解散大会主席团，重新改选。结果，一些反对支部局决议的学员被选进新的主席团，包括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和李剑如以及新生黎光霁等……

随后，大会就支部局工作作总结报告，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虽然支部局对发言做了充分准备，安排了盛忠亮、沈泽民、秦邦宪、沈观澜（即沈志远）、王云程等发言为其辩护，但是，广大学员怀着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责任感，纷纷上台发言，以客观事实对王明宗派集团控制的支部局的错误和谎言提出严厉的批评。据吴玉章和杨尚昆回忆：“十天大会时，张闻天的表现遭到了大家反对，而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从2010年到2013年，笔者在俄罗斯有关档案馆对关于“十天大会”的档案资料进行了专门的查询。一份名为“一九二九年六月支部大会”的4页纸的记录档案浮出水面。文件显示：

大会主席团： 威格尔（中大第三任校长）、 瞿秋白、 纳扎洛夫（区委代表）、 李剑如、 余笃三、 江元青、黎光霁。

记录： 约尔克（中文名未查到）、万永诚、 应修人、 高其范。

书记： 毛静仙、 熊天荆、 李晓兰。

议事日程：

1.威格尔的报告；

2.区委的通知；

3.讨论。

从上述议事日程看，原计划很简单，会议应当很快结束。然而，实际工作的记录却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根据记录，1929年6月17日下午大会开幕，威格尔校长作了工作总结报告。6月18日上午，区委代表纳扎洛夫通知，宣读区委决议；然后瞿秋白讲话。下午还通过了一个草案委员会，包括约尔克、董必武、陈明、胡铁波、汪士元、瞿秋白和威格尔等9人在内。收集各组意见后开始讨论，决定每人发言10分钟。此后的7天记录中，大会发言共94人，包括陈德森、邓鹤鸣、张崇德、王小四子、王云程、杨尚昆、彭连清、沈观澜、瞿景白、李一凡、秦邦宪、刘群仙（秦邦宪夫人）、沈侃夫、张崇文等等。

除这94人依次发言外，很重要的是6月21日，在特别日程时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发言和争论。其顺序为：张国焘、少共区委书记、瞿秋白、区委书记、张国焘声明、区委书记、张国焘答复、威格尔。关于张国焘和区委书记的争论在许多回忆录里都有记载。这实际反映了中共代表团与米夫-王明宗派集团之间面对面的斗争。争论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有12人投票表示异议。22日，威格尔和瞿秋白分别代表区委书记和张国焘宣读声明。

6月19日，郑杰在发言中所谓的“发现中共代表团反中央书记的谣言”，由刘群仙答复，后来威格尔报告审查刘群仙谣言之事，通过了一个决议；而针对王云程提出的“主席团拥护右倾”（根据曾秀夫报告），于6月22日下午专门“解决王云程问题—通过一个决议”。

此外，6月24日上午还就“彭泽湘特别问题”展开了讨论。有12人发言，包括何叔衡、吴玉章、阚禀民、余笃三等。彭泽湘当时根本不是中大学员，因为夏曦在下面煽动，说国际列宁学校的彭泽湘是托派。后经苏联中监委调查，证明彭根本不是托派。

6月24日下午，威格尔通知，通过一个决议，决定6月24日停止讨论，6月25日开主席团会议及准备决议，6月26日作结论及讨论和通过决议。

上述档案记录里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和当事人周保中、周肃清、唐有章和李一凡等人回忆符合的，就是“十天大会”中间有过短暂的各班讨论。而当时发言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个是周肃清所在的9班班长周保中。笔者从俄罗斯有关档案馆查找到的“清党”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周保中在发言中猛烈地抨击了支部局对中共代表团的态度，质问中共代表团和学校支部局究竟是谁领导谁。他还对支部局的干部路线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质问为什么对广大党团员随便扣上托派、反党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并指出支部局必须改选。周肃清、陈明、唐有章、陆更夫、朱继先等其同班同学，还有其他班的帅孟奇、张景增、危拱之、朱仲芷、黄励、唐义贞、徐风笑、钱瑛，以及特别班的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杨之华、李国煊、赵世兰、李哲时等也强烈批评王明宗派的错误行径。其间，支部局把周保中的发言印出来发给各班，作为反党言论批判。但是，遭到了大家的坚决否定。

根据很多当事人回忆，广大学员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支部局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结党营私、大搞宗派，把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共党员降为联共“候补党员”，对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持不同意见的同学进行打击报复和残酷迫害。尤其是支部局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以“啃洋面包”的所谓书本知识来污蔑、贬低和否定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甚至妄图对中共代表团取而代之。

大会上，广大学员与拥护王明宗派的一伙针锋相对，进行激烈的辩论，发言极其踊跃，难以停止。在大会后期，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舒尔茨听取了大家的具体意见，了解情况后，异常严厉地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拥护者们进行批评，说：你们在这里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不能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那里，在中国、在流血的斗争中，用自己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的好样的！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里！最后一句话，他连说三次，一次比一次声高而激昂。广大学员报以热烈掌声，而王明宗派集团这个少数派则显得灰溜溜的。

大会开到第十天，仍然有很多人要求发言，无法结束。最后，大会只好对支部大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原来计划两三天的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史称“十天大会”。

关于“十天大会”最终是对什么决议进行了表决，由于时隔已久，特别是会议期间曾对不同议题进行过几次表决，所以当事人的回忆有很多出入。

笔者在2013年从俄罗斯有关档案馆获取的两份原始资料表明，当时付诸表决的是支部全体大会对校长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否同意。然而，与王明宗派集团的预期相反，表决的结果不是“完全地同意报告的一切提纲和建议”，而是500多名学员以绝对压倒的多数坚决反对。支持支部局决议的仅有29人，其中有一个是还不满18岁的团员。余笃三等学员嘲笑他们：可怜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二十八个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由此产生。

“十天大会”后，全体学员被安排到黑海去度假，而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骨干并没有去。不久，一场以“清党”为名的阴谋迫害降临在中大。

这“二十八个半”究竟是谁？王明宗派集团核心人物之一、叛徒盛忠亮在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列举了29人。虽然大家的回忆略有出入，但正如时任中共代表团代表的陆定一所指出的：“二十八个半”的名单基本上弄清楚了，有出入的只是一两个或两三个。

“十天大会”在中共党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十天大会”是广大学员对以中大支部局为核心的米夫-王明宗派集团长期压制的不满、愤怒的总爆发，是中大广大师生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最高潮，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王明宗派集团妄图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第一次公开的较量。“十天大会”又是之后国内中国共产党人与王明宗派集团长期殊死斗争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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