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很不平静的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对中国改革也带来了一定冲击和影响。

所谓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就是1989年到1992年之间，苏联和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先后失去政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急剧转变。

这其中，1985年3月接替契尔年科担任苏共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他从1987年出版《改革与新思维》开始，就把苏联共产党一步步地推向分裂、解散的危险境地。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新思维”强行推送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到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期间，东欧各国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民主化、政治多元化”新思维下，也让东欧的反对派“脱颖而出”，为西方势力的全面渗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很快地，东欧各国比苏联还要快地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加入到了西方阵营之中。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能让苏联与东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出现解体与巨变，表层的原因是，经济改革的失败和政治改革的激进，经济改革没有能够先于政治改革成功。根本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缺乏发展经济的能力，没有得到人民的满意和支持，最终被人民给推翻了。

很显然，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也给了中国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改革不能太激进、太冒进，而必须积极稳妥。政治改革不能超前经济改革，尤其不能替代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全盘西化，而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本国特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