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岁月》的创作接近尾声，伍尔夫心满意足地在日记里写道：

不管怎样，要是我明天去死的话，作品已经写出来了。

但她依旧努力和命运搏斗，随着战争逼近，伍尔夫感觉，文明正在崩塌，作为一名作家，她只能以写作对抗一切。

然而，被战争的阴影笼罩着，生活似乎越来越不真实，一切都是那么荒诞，伍尔夫和丈夫也在计划着，该怎样去死。

他们冷静地计划了自杀的方法，用车子排放的烟雾自行了断，又准备了剂量足以致命的吗啡。

1940年的五六月，整整两个月，她都在思考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方法自杀。

但她还有诸多作品没有完成，她紧锣密鼓地在几部作品的创作之中切换。

1941年，小说《幕间》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伍尔夫的精神也彻底崩溃了。

她内心充满顾虑和绝望，她担心过往的痛苦会重现，担心自己将不能写作，如果不能写作，她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年3月28日清晨，伍尔夫写下了人生的最后两封信。

一封是给丈夫的绝笔信：

我肯定自己就要再次发疯了。我觉得我们没法再经历一次那些可怕的时期。

我没法再搏斗下去了。

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一向以来更开心了。

另一封信是留给姐姐的：

“我曾经反抗过，但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做完这一切，她穿上及膝长靴，穿上毛皮外套，拿着手杖，穿过花园，走到河边。

走到河边，她把手杖留在岸边，在外套的口袋里塞了一大块石头，然后缓缓地走进冰冷的河水里。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她走了，但她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灯塔”，是永不停息的“海浪”，她曾坚定地告诉过人们：

“除了自己本人之外，不必成为任何其他人。”

在成为作家伍尔夫之前，她首先作为一个生命，降临这个世界。

那是她人生的开始。

1882年1月25日，海德公园门22号，一座高耸的、阴暗的的白色建筑之中，一个新出生的女婴的啼哭，打破了一个斯蒂芬家的宁静和喧嚣。

她就是日后著名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是真正的知识贵族的后裔，她的曾祖父一生致力于废奴运动，是进步力量的先驱。

她的祖父，继承了先辈的事业，反对奴隶制，是知名的律师。

伍尔夫的父亲，是知名作家、评论家，崇尚理性和自由，在那个男女还不太平等的时代，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偏见和狭隘。

在家里，他总是会在闲暇时，给孩子们朗诵诗歌，弥尔顿、济慈、华兹华斯，一个个伟大的诗人，一篇篇动人的诗歌，从他的口里流出，流进伍尔夫的心里，滋养着她。

这是真正的教育，不是野蛮的灌输，而是用灵魂去感动灵魂。

伍尔夫的母亲，也是一位出色的人物，天资聪颖，精通音律，尤其擅长钢琴。

家里，还有一个大大的图书室。

在这样的家里，伍尔夫耳朵听到的，是父亲朗诵的诗歌，母亲弹奏的音乐，眼里看到的，书和生活。

然而，那还是一个充满偏见的时代，女性不能和男性一样，在学校接受教育，不能为自己的人生去拼搏。

就连伍尔夫的母亲，也是这样觉得的，她坚信女儿们不用接受正规的教育，因为嫁一个好男人，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这就是女人的一生。

幸好，伍尔夫有一个进步的父亲，他给女儿们最好的教育，为她们请来最好的老师。

5岁的时候，伍尔夫就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她想象力丰富，不囿于所见，在这个其他孩子还在哭着到处找妈妈的年纪，伍尔夫已经能用可爱的字体写信了。

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

有些人兜兜转转，在世上走了许多弯路，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而有些人则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与自己灵魂契合的追求。

伍尔夫在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一生的追求——当一个作家。

很多年前，在斯蒂芬家里，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大人们在吃饭。

年幼的伍尔夫，就坐在沙发上，开始编她的故事。

每当夜幕降临，炉火的余光温暖着整个房间，一家人围炉而坐，小小的伍尔夫，就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在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故事。

一开始，讲书上看到的，后来，讲自己编的。

9岁时，她和哥哥一起创建了一份家庭报纸，名叫《海德公园门新闻》。

伍尔夫就是报纸的主编，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水管破裂，孩子生病，参观马戏团，所有一切，都是她笔下的新闻。

四年来，风雨无阻，按周出刊。

想一想，一个9岁的孩子，每周为自己创办的报纸，去写作，去寻找故事。

那是多么动人的一件事啊。

一开始，她随意地写，后来，她有意识地去模仿，去练习，写得越来越谨慎，文字越来越成熟。

慢慢地，伍尔夫也发现了人生的不公平，家里的男孩子都去学校上学了，而女孩子们却只能待在家里。

伍尔夫就带着一本书，前往公园，躺在草坪上，开始朗读。

偶尔，花几毛钱，买一些糖果，再买一本杂志，边吃，边读杂志里的笑话。

她就这样充实，成长。

一只眼睛观察世界。

一只眼睛专注自己。

看过的风景，读过的书，渐渐成了滋养她灵魂最好的食粮。

然而，就连上帝都不想让她过得太舒服了，于是便将苦难丢进了她的人生。

1895年5月5日，母亲因长期劳累、压抑、一病去世。

她亲吻刚刚咽气的母亲，感受着母亲身上的余温，喃喃自语，“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以为，母亲还会醒来，像往常一样，进进出出地照顾一家人。

可是母亲再也醒不来了，她的身体渐渐变冷，变僵。

伍尔夫觉得，天塌了。

“那天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人生会有许多次成长，其中有一次成长，是知道身边很多人，最终都会离开我们。

那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孤独。

母亲去世，伍尔夫最坚实、最温暖的依靠没了。

死亡以其冰冷，无情地粉碎了美好的生活。

更不幸的是，小小年纪的她，还要忍受来自同父异母的哥哥乔治的侵犯。

乔治常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的卧室，扑在她身上，嘴里喊着亲爱的。

她本可以反抗，但她不敢。

因为时代对女性的要求，使她们必须保持高尚和体面，不能有尴尬的丑闻。

更何况，即便她冒着风险，将一切公之于众，估计也没人愿意相信她。

因为她那个哥哥，平时将自己伪装得太好，对家人体贴入微，照顾妹妹用心妥帖，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那等禽兽不如的事情？

最让她恶心的是，她还要在表面对哥哥表示感激和赞扬。

人性的阴暗，击倒了她。

终于，她的精神不堪重负，倒下了，她害怕见人，无法面对陌生人，经常会出现幻觉。

医生要求她停止上课，安心静养。

她确实停止了，连她最爱的写作，都停止了，仿佛给人生按下了暂停。

她停了两年，如同在生命里抽离了两年时光。

1897年，她渐渐好转。

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她亲爱的姐姐斯特拉也被魔鬼带走了。

死的人死了，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

接下来的七年，是伍尔夫人生至暗的7年，到了晚年，她还说：

我像缩头乌龟一样逃避1897年到1904年这七年不幸的日子。

七年，痛苦的七年，她将根埋进土里，埋进生活里，默默地等待着，忍受着。

任何一颗种子，在发芽之前，都有一段漫长时间的沉淀。

自从母亲和长姐去世后，长兄乔治，就成了伍尔夫姐妹的监护人，他成了伍尔夫的主宰。

而她所受的文化告诉她，反抗不得。

乔治带她们参与社交，到处向人炫耀她们，推销她们，带她们结交权贵，迫使她们接受他的观点和信仰，希望她们找到有权有势的如意郎君，而不管她们喜欢不喜欢。

那时候，能让伍尔夫对抗生活的，就是逃进阅读，她经常一个人躲进图书室，去和那些伟大的灵魂作伴。

伍尔夫在20岁时，笔记本里就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自己的已读书目、阅读计划，以及一些伟大作家的名字。

那时候，她就已经开始用经典作家作品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完全用确实第一流的思想来陪伴自己”。

阅读，是她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伍尔夫曾问过姐姐文尼莎，爸爸和妈妈，更爱谁？

文尼莎说，妈妈。

可伍尔夫却更喜欢爸爸。

在伍尔夫的写作事业当中，父亲一直细心地指导和鼓励着她。

在父亲日积月累的文学熏陶下，伍尔夫获得了丰富的文学知识。

阅读对伍尔夫来说，成了在不安生活中的一种切切实实的生存方式，能让她在浪潮汹涌的生活里找到一点平静的力量。

她说：

“书籍，总的说来，是使我能获得最大快乐的东西。”

对她而言，一旦一本书被翻开，就意味着一场伟大的冒险开始了。

她读书的速度之快，连父亲都感叹：

弗吉尼亚是在吞书，几乎比我读得还快。

关于读书，父亲告诉她：

读你想读的书只是因为你喜欢它，切莫假装欣赏你并不喜欢的书。

关于写作，父亲告诉她：

写作时要尽可能少用些字，表意要尽可能清楚，尽可能确切。

然而，1904年，伍尔夫22岁时，她最亲爱的父亲，也去世了。

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伍尔夫崩溃了。

她企图自杀，想以死来结束这痛苦的人生。

但她强悍的生命力，让她撑了过来，她重新恢复平静。

她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海德公园门，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写信给朋友说：

现在我们是自由的女人了。

她和姐姐文尼莎，对新居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变革，装饰变了，家具变了，布局变了。

就连她们，也变了。

在新的地方，伍尔夫有了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她在房间里放了一张很高的桌子，每天上午，她就站在那桌子前，写作两个半小时。

后来，她在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

“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她给杂志投稿，写书评，不断地写。

后来，她在日记里说：

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

在新生活开始的地方，以伍尔夫的哥哥托比、姐姐文尼莎和伍尔夫为中心，聚集起了一批有才华有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The Bloomsbury Circle)。

在这里，她们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在意世俗的枷锁。

她们结识了新朋友，注入新思想，谈艺术、谈哲学，谈人生。

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影响下，弗吉尼亚的知识视野被打开，她的精神审美意识也渐趋成熟。

理，越辩越明。

人会影响和改造自己生活的环境，生活的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在周围人的影响和激励下，伍尔夫不断钻研书籍，广泛涉猎各种知识。

早在16岁时，伍尔夫就想写一本书，可是，到底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她还不知道。

21岁时，对于自己要写的东西，她清楚了一些。

1904年11月，在约克郡，弗吉尼亚参观了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哈沃斯牧师住宅，并寄出了自己的第一份投稿作品，获得人生第一份稿酬。

她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早上，我盘子里放着我人生中分期支付的第一笔稿费——2英镑7便士6先令。”

对于成为作家这件事，她内心一直满怀热忱与崇敬。

真正想做的事，是挡不住的。没有条件，也会自己主动创造条件。

她将房间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书架上陈列着她所喜欢的书，房间里还燃着舒适温暖的炉火，明亮的电灯，以及一大堆的手稿和信件……

她的房间，成了一位作家的房间，“每当看到一支钢笔、一瓶墨水，就会抑制不住地拿起笔。”

写作于她而言，就是她的生命。

一旦开始创作，全世界都与她无关，她可以专注到极致，好像在雕刻一件艺术品。

福斯特就曾这样评价她：

“她喜欢写作，并且带着一种专心致志的狂热来写作，很少有作家具有或者企求这种品格。

大多数人写作时，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版税上，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批评家身上，又有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如何改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最后的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他们集中了全部想象力的那个任务上。

她不愿意东张西望，她周围的环境与她本人的气质使她做到专心致志……在各个时代中，像她那样热爱写作的作家，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写作，弗吉尼亚也不忘大量阅读，或是去旅行、听音乐、看画展等，与生活保持紧密连接。

同时，她也会以一个作家的敏锐视角，不忘随时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保持着记录灵感的习惯。

没有与生俱来的才华，要有多丰富的积累和沉淀，才能将一个人推向理想的彼岸？

在未抵达之前，一切都是未知。

但真正的热爱，就是即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内心依旧笃定且勇敢，义无反顾地向前。

和现实中很多适龄女性面对的问题相似，伍尔夫也曾被催婚。

对此，她表示愤怒和抗拒。

她写信向朋友抱怨：

“要是没人叫我去结婚就好了。这就是粗鄙人性的爆发吗？我说这是令人作呕的。”

后来，她在《远航》中借雷切尔之口问：

“人为什么要结婚？”

在伍尔夫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来说，结婚就是找一个依靠。

在她身边，姐姐嫁人了，没有照顾她的人，结婚就成了她最好的选择。

于是，亲人朋友都宣称，“弗吉尼亚必须结婚。”

伍尔夫虽然特立独行，但还没强大到可以与整个世俗作对。

然而，即便结婚，她也不愿将就，而要选择真正的灵魂伴侣。

没有适合的，宁愿不结婚。

很多追求她的人，都被她拒绝了。

直到伦纳德·伍尔夫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伦纳德热爱写作，剑桥大学毕业后，做了殖民地公务员，从殖民地休假回来，他见到了伍尔夫，并对伍尔夫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1912年初，他向伍尔夫求婚，伍尔夫并没有当场答应。

好事多磨，伍尔夫的精神又一次崩溃，神经性疾病再次发作，她进了疗养院。

这种可怕的精神性疾病，足以吓退许多追求者，因为，要照顾一个随时会发疯或者想着自杀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伦纳德并没有放弃。

为了伍尔夫，伦纳德还放弃了自己的殖民地工作，他愿意跟她一样，去当作家，哪怕因此一无所有。

也许所有的拒绝，只为等待那个最适合的人出现。

她恐婚，他就等他，用实际行动去让她相信，婚姻也可以很美好。

他们约定，每天上午写五百字，写完就一起吃午餐、散步，安静地享受午后时光。

话说得再好听，都不如实际行动让人心安。

这份美好，让伍尔夫对婚姻有了憧憬。

虽然内心的憧憬并未完全打消她对婚姻的顾虑，但她也相信，未来的生活，“将会充满了生机，总是活泼有乐趣，总是充满热情”。

所以，她选择勇敢，答应了伦纳德的求婚。

1912年8月，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这是他们彼此的幸运。

婚后，伍尔夫夫妇开启了他们的新婚旅行。

他们步行到山顶，“像两只老虎一样坐在火炉边，读着小说”。

他们一起吃过糟糕透顶的食物，一起度过难以忍受的炎热。

他们发现，彼此的爱好是那么接近，而性格又是那么互补。

他们不停地说话，说得越多，彼此就靠得越近，两个人都变成了强烈主张一夫一妻制的人。

他们坚定地选择了彼此。

而伍尔夫的小说写作，也在以一种“折磨人的强度进行着。”

1913年3月，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部文学作品《远航》终于完稿了。

伦纳德读完之后，将手稿交给了出版社，在等待审稿结果时，伍尔夫忧心忡忡，整日垂头丧气。

她不断地对丈夫说：

它会被拒绝。

然而，《远航》不仅没有被拒稿，反而获得了编辑的赞赏。

为了这部作品，她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忍受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

小说从构思到问世，历时9年时间，屡次修改，最终成型。

也是这部作品的创作，让伍尔夫陷入了最严重的一次精神疾病发作。

这次发作，持续了两年时间。

伍尔夫一度陷入负罪感和沮丧中，认为自己根本在浪费两个人的生命，甚至试图自杀，服用了100粒巴比妥，离死神一步之遥。

而伦纳德，将她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1915年3月25日，《远航》问世前夕，她被送进了一家疗养院，由专门的护士照料。

那段时间，伍尔夫情绪异常暴躁，拒绝与丈夫见面，以至于让伦纳德也患上严重的头痛。

《远航》在文学界反响很大，“远航”二字，也象征着伍尔夫挣脱“男权”枷锁的航程。

而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溃，让伍尔夫逐渐懂得了如何与病魔抗争，甚至成为自己的心理医生。

她找到了与疾病相处的方式，可以努力将自己的精神状态控制在正常范围，以便更好地创作。

而伦纳德，不仅成为伍尔夫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也成为了她文学事业方面最忠实的支持者。

这段婚姻关系，在经受磨难与考验后，变得更加牢固。

好的关系需要经营，恰如一部优秀的作品，在真正问世之前，也经历过无数次细心打磨。

1915年，为了伍尔夫的健康，伦纳德打算购买一台印刷机，开办出版社。

因为他觉得，伍尔夫适当干点排字装订的活儿，有助于分散注意力，对伍尔夫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两人又都是作家，自己印刷并出版自己的作品，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

但由于没有钱，事情只能一推再推，直到1917年，才终于实现。

彼时，他们住在霍加斯宅，所以，出版社的名字就叫霍加斯出版社。

一切准备就绪，伍尔夫除了写作，就是一连好几个小时地努力排字。

很快，她就成了一个熟练的排字工。

此后几年，出版社蒸蒸日上，伍尔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夜与日》，也大功告成。

随着两部小说的出版，伍尔夫也开始向陈旧的文学观念发出挑战，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

她说：

向内心看看，生活似乎远非“如此”。

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

她试着去表现这种内心远非如此的生活。

《墙上的斑点》就是这种新形式的小说，写《墙上的斑点》时，伍尔夫感觉：

刹那间一挥而就，仿佛被迫连续做了几个月打石头的苦活儿，一下子飞起来了似的。

随后，她试着用这种新的形式，去创作《雅各的房间》。

由于狂热而艰辛的创作，伍尔夫的精神病又犯了，她焦虑不安，连觉都睡不好。

她担心自己随时活不下去，甚至想立下遗嘱。

作品完成后，伦纳德读了，他对妻子说：

这本书好得惊人。

《雅各的房间》出版后，大获成功。

《荒原》的作者艾略特读后说：

你已经把自己从传统小说和自己独创性天赋的妥协中解脱了出来。

伍尔夫却不太有信心：

“我们都不知公众将会如何对待它，可我确信已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表达方法，这使我很有兴致，并感到，即使没有外界的首肯也能继续写下去。”

其实写作本身，或者说，写作的过程，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如果找不到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难以进行下去。

不过一旦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面前的阻碍再多，都不足为惧。

哪怕得不到外界的肯定，但遵从了自己的本心，本身也是一种成功。

伍尔夫成功了。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作品的成功，更是她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的成功。

随着《雅各的房间》声名远播，伍尔夫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她成了一个名人，很受上流社会的欢迎，她也参加了各种上流社会的聚会和晚宴。

她想写一写这些社交活动背后的惊人景象，于是，就有了《达洛维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写作必须发自肺腑。

伍尔夫也在想，她写作，是否发自肺腑？

在这本书里，我想倾吐自己的看法，可能想法太多了些：我想描述生与死，精神健康与异常；我要抨击这个社会制度，并表现它如何在起作用。

在创作过程中，她只想写内心真正想写的，而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

创作是关于灵魂的事情，作假不得。

《达洛维夫人》出版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伍尔夫欢喜地享受着作品带来的荣誉：

“我从来不曾感到自己被这样赞扬过。”“这是我所有小说中最满意的一部了”。

对于写作，伍尔夫不能停止，也没法停止。

真正的写作者，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

《达洛维夫人》完工后，伍尔夫立即开始了新作品的构思和创作。

这部新作品，就是伍尔夫最有名的小说《到灯塔去》。

《到灯塔去》出版后，伍尔夫的声望，再上层楼。

仅仅第一年，就卖出了将近4000本，这为伍尔夫带来了可观的财富。

她用这笔钱，买了一辆汽车，一个留声机。

而随后的《奥兰多》，则让她的声誉攀上了巅峰。

然而，作为作家，写了自己想写的，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她想写的，恰好还有那么一些人喜欢，那就是一种幸运。

1932年，伍尔夫五十岁了。

她雄心未老地说：

“我今年已50岁了，但还刚开始摆开了姿势，想心无旁骛地，不偏不倚地将我的箭矢发射出去……我不相信年纪的老化，我相信永无休止地调整面对太阳的角度，因为我充满了信心。”

然而，身边的朋友，一个又一个地死去，也让伍尔夫感到了死亡的恐怖威力。

她感觉自己被亡灵包围，死亡越来越近。

她自己给自己打气：

“我要继续冒险之旅，改变、开拓自己的思想和视野，拒绝被定型、被僵化。”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各种荣誉也接踵而来。

1933年，曼彻斯特大学打算授予伍尔夫荣誉学位。

她拒绝了。

为了坚守自我，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些不必要的荣誉。

她说：

你们现在贿赂不了我。

她拒绝荣誉。

因为她自己就是荣誉，她的作品就是她的勋章。

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让身为犹太人的伦纳德，也深感惶恐。

战争离得那么近，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如同在噩梦里。

伍尔夫和伦纳德，在讨论如何自杀。

她对战争的胜利毫无信心，而德国一旦入侵，对于她和伦纳德而言，无疑是恐怖的。

他们冷静地计划了自杀方法，用汽车排放的烟雾结束生命，这大概会比较诗意，吞服足以致命的吗啡，这大概会比较梦幻。

整整两个月，他们都在思考，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方法自杀。

但她还不能死，因为她的作品还没有完成。

直到1941年，她终于完成了《幕间》的创作。

这一下，可以去死了。

她的内心，早已被深深的绝望和恐惧淹没。

于是，在1941年3月28日，那个晴朗、明净、寒冷的早晨，她写了两封信，然后决绝地将自己投入河里，怕死不透彻，还往衣服口袋里塞了一个大石头。

她的丈夫，四处寻找，但只找到漂浮在水面的手杖。

三个星期后，她的遗体才被发现。

伦纳德将她的遗骨葬在花园里的两棵树下，这两棵树，一棵叫“伦纳德”，一棵叫“弗吉尼亚”。

是他们亲自起的名字。

伦纳德将《海浪》里的一句话当成伍尔夫的墓志铭：

哦，死亡啊，我要一直向你猛扑过去，永不服输，永不投降！

活够了就去死，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坦然吗？

她活着时，饱受精神的折磨，她走了，却得到了永远的平静。

对于创作者而言，一个人就如同一支队伍，当内心发出号召，哪怕与整个世俗为敌，也在所不惜。

伍尔夫一生，从十几岁开始，就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但她从未放弃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不断精进。

一个人超越过去的自己是困难的，但如果不去挖掘和尝试，也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有时候感觉到的自身的限制，不尝试去突破也就突破不了，但一旦突破了，更多可能性也会纷至沓来。

对于伍尔夫，卡夫卡曾这样评价道：

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的东西。

她的命运，小时候是父母给的，后来失去父母的庇护后，被蒙上了阴影。

但后半生，她为自己蹚出了一条路。

伍尔夫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总会出现一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

“写作时要摒弃纷繁的物质表象，在对自然与生命本质的探求中捕捉与定格人类“存在的”或“有意味的”“瞬间”与“时刻”。”

在《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中，伍尔夫笔下的人物身上就有这种体现。

成名以后的伍尔夫这样告诉自己：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照亮你自己的灵魂，包括其中的深邃和浅薄，以及其中的虚荣和慷慨。"

她不断审视自己，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的困扰，会破坏、影响艺术的纯净。

她认为，写作的时候，要将内心的东西完整地释放，艺术家的头脑必须是明净的，不能有窒碍，也不允许有未燃尽的杂质存在。

也许对于真正的作家而言，创作就是燃烧自己，是不断审视自我和净化内心的过程。

每一部作品完成，一部分生命就在悄然退落，而内心，却更加清透明亮。

“虽然人的生命与星星相比只是沧海一瞬，但人依然需要和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和实现自我的存在。”

这也是伍尔夫一向寻求与推崇的“存在的瞬间”的意义所在。

文/不有趣灵魂&素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