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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沈从文于1924年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十年后，他的重要作品《边城》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一事件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生涯的巅峰。

《边城》及其“从文”之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文章旨在对此进行纪念。该作品的存在超越了历史的界限，也不依赖于具体的现实，这一点沈从文深知且并不试图辩解。

《边城》所展现的，正是人类情感和精神渴望的终极性与永恒性，因此它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边城》中的情感与人性

《边城》通过描绘一种“优美、健康、自然且符合人性”的生存方式，展现了以爱为核心的人性理想。 这部作品深刻地探讨了“爱”的情感状态，以及人们在自然中的情感纠葛，表达了人性之纯粹和对自然人生的悲悯，具有鲜明的悲剧美感。

沈从文在1936年撰写的《习作选集代序》中阐明了《边城》的创作意图，他表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并非想引导读者去寻找桃源，而是希望通过小城镇中几位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人在面对情感时所表现出的哀乐，从而为‘爱’字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诠释。”

然而若深入探讨沈从文所称的“人性”，我们会发现，理解《边城》及其其他作品中所描绘的情感和人性并非易事。这一问题无法简单解决，只有在理论和观念上的深刻突破，才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复杂的主题。

“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广为人知，涉及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问题。通过文学的视角，关于人性的问题可以衍生出多个文学观念。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体现为对文学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的深刻认识和定义。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一切文学观念均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选择和添加了不同的内容，舍弃了过去抽象的人性论，以期更真实地反映生活。

沈从文的贡献在于让这些观念重拾生机，并在文学实践中取得真正的成就。

对于人性而言，关注情感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其深意，而理性的干扰往往会影响这一本质的纯粹性。为此，沈从文选择抛弃历史的复杂性，追求一种更为纯粹的人性认识。他对爱的理解，显现于其对自然的热爱和审美追求之中。因此，他描绘了青山绿水之间的小城，几位普通人在一次人事牵扯中的爱与怨，所引发的悲欢离合。

从文学观念来看，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多位文学家各自将自己的个性与理念融入文学，而沈从文则采取了相反的方式。他通过简化的方法，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修饰，重塑文学的纯净，如同水流般清澈，反映出出水之清明，恰似湘西山涧的涓涓细流，明亮透明，宛如镜子，鱼儿游弋其中如同飘浮在空中。

在爱情层面上，小说中的翠翠对爱的理解已然觉醒。她在爱的滋养中成长，体验着人生的种种。在她与两位老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中，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共同构成了整部作品中的爱情关系，展现了人性情感的自然本质。

沈从文以简洁而深情的叙述手法，描绘了人性之美与爱的本质。

时间与文明的交织

二、《边城》中的时间与文明

在《边城》这部作品中，时间的流逝似乎被凝固。而对于文明的探讨，倘若说文明总是在时间的推动下以某种具体形式展现，那么在这里，文明似乎是缺失的。但细究其内涵，可以说，《边城》中的文明并非物质的体现，而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它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且展现了人际间深厚温暖的情感。其艺术性与文学价值不依赖于批判与认知，而在于真挚的审美体验。

在《边城》的世界里，命运的意识构成了人们自然观和价值观的一部分。在生与死的界限面前，人们是平等的，唯有爱的权利不可侵犯——爱情是随心所欲的，神圣且不可剥夺，呵护与成就他人则是真正的责任。因此，翠翠的情感表达因其纯粹高尚而令人为之感叹。她的爱情不惧风雨，始终存在，展现了人性中对“爱”与“美”的追求。不承认自然（命运）赋予人的生死定律，亦不重视情感的表达，便无法理解《边城》的深意。

如果将反自然或抗拒命运视为历史上人们活动的常态，那么《边城》中的逻辑则截然相反。现代社会中人们为自由而斗争，似乎是一种权利，却忽视了历史中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才是真正的反自然。如果说“反自然”构成了文明史的主旋律，那么可以认为，《边城》是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探讨，它描绘的是一种非物质、非线性的自然状态。因此，在时间的维度上，它缺乏历史的存在感；在审美的层面上，它书写的是情感，而非理性，因此不再是社会形态的真实反映。

文明存在于时间之中，因为它依赖于历史。没有时间感的社会就不能被视为有历史性，因此更加缺乏现实感。长期以来，对于《边城》的阅读与解析，常常充斥着历史主义的误解，同时在现实性上也出现了诸多偏差。这正是沈从文语中所提及的“买椟还珠”。

时间的流动孕育了历史，但历史中的人依然是自然的人。被历史覆盖的人性表面上失去了自然的特质，但这是一个错觉。人仍旧是人，尽管在历史的装饰下。由于历史的流动导致了文明的发展，进化论者往往将历史的动态进程视为文明的真谛，然而他们却忽略了，真正的本质在于自然的存在。若不从自然的人性出发分析人性，便无法理解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实质。时间在历史的感知中是重要的，但在人性中却是相对的，甚至是无止境的停滞。抛开时间的制约，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人类文明的本质与特性：那是一种非道德化、非理性的情感社会。《边城》的呈现便是这种原始人性与文明的体现。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时间化的叙事无处不在，而真正非时间化的叙述则鲜见，尤其是在自觉选择这种叙事方式上。沈从文因此显得格外独特，《边城》所创造的关于人性的神话在艺术与审美上都是弥足珍贵的。若说时间表征着进步，那么失去时间性则指向审美的“静美”，其精神价值与意义具有永恒的品质。通过自然的视角观察人类，可以揭示出文明的本质在于情感——尤其是爱的优先性，与物质世界中的生存状态显然有所不同。

对文明进行“减法”，即去除时间性与物质性后，人性之中除了爱便没有普遍性和崇高性。

尽管在政治学上有对人性的广泛讨论，但却无法阻止人们对自身历史的超越性理解。

正如人们在自然中对美的感受一样，人与人之间对爱的渴望与不可避免的联系也在于自然，而非个人的意志。

人类脱离物质欲望后，唯一能够独立存在的便是爱。这是一种源自自然的特质，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性的。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美的本质源于自然，而情爱之美便是人性之美。正是情爱而非生理的结合，使得人类迈出了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开启了美好生活的篇章。若说彼此倾心的爱情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起源，那么爱的伦理便是最本质的社会伦理。它与专制社会中压制女性选择权、以及恋爱自由所形成的道德伦理存在显著差异。

在《边城》中，若无法恰当地理解沈从文以审美视角看待人性的态度，便无法从根本上把握翠翠在情感关系中的中心意义。对于自然社会而言，人类所建立的爱情不仅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反映了人的自我成就。而这种自我成就，仿佛也获得了一种基于自身的爱的认同，体现出情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自然社会中人所拥有的自由特性。

若忽略这一点，即用道德和理性来解读，便可能将翠翠与二老的爱情从悲剧化为“喜剧”，通过“教育”的手段（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翠翠屈从于祖父的意愿，与大老结合。而这种道德社会中的“喜剧”显然与《边城》世界中的人性特质背道而驰。可见，过于强调道德理性便对自然人性造成了压制。

道德观念中的“善”并不足以解释《边城》社会中复杂的情感关系，这与沈从文展现自然社会中爱欲关系的初衷以及他的人性观念相悖。在自然社会中，接受“命运”或许走向悲剧，但仍然蕴含着“美”与“崇高”；在道德社会中，屈从于权力的意志则往往只能苟且偷生。

沈从文对历史的理解一直是通过“有情”和“事功”这种双重视角来看待各类事件的。他认为：

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属于情感的历史，而情感的成长往往与孤独不可分割。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与情感紧密相连！

这种“有情”与“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常常彼此抵触，使得二者形成了矛盾。对人生的“有情”与社会中的“事功”常常是对立的，易于顾此失彼。因此，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有情常常被视为无能。

他受《史记》的影响深刻，叙述人时不追求书籍和表述的方法，多采用记载与传述的手法。前者“因材料而完成”，后者却“需作者某些特别的生命感受……这一情感是因痛苦才能酝酿的深刻理解与爱，超越事功的理解与认知”。他所称的“有情”，即便是“无能”和无用，依然成就了文学；而“事功”反之，通过对历史的创造。

因此，作为文学家，沈从文需要将自己生命中所有的细腻感受与荒唐幻想注入作品中。他认为，人生应当超越功利，去处理生命与生活的关系。他在《边城》中打破历史的束缚，以艺术的方式突显人类文明的高尚特质：那份富有自然品质的爱的美丽以及人们在爱的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性。显然，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自由的表达及爱的追求，实际上是对自然世界中理想人性的回归。

放在中国新文学史的框架内来看，《边城》的独特之处在于，沈从文大胆追溯文化的本源，抛去了文明发展过程中时间的痕迹，寻找其历史的根源，用“有情”的历史逻辑进行还原，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叛逆与理想主义的浪漫，展示他对个性解放与恋爱的自由的主张。

由此可见，沈从文在《边城》中摒弃了社会史的时间叙事，而重归自然史的情感叙事。通过爱的自然性常态来否定憎恨的生活变迁，重新理解与重塑文明的自然史。在现代社会，这显然是相对立于进化论的文明史观，展现出一种反文明或“原文明”的人性自然视角。

作为一种审美主义的价值观，这恰恰反映了一种对命运的敬畏及“疗伤”的时间意识。时间在自然与历史中截然不同。在自然中，时间是静止的，这是一种审美的时间观；而在历史中，时间是运动的，表现为进化或进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边城》的安静美学风格正源自于其时间性的缺失，这同时也展现了沈从文通过“静”的时间理念所呈现的独特人性面貌与自由生活的追求。

在静谧中，《边城》被塑造成一个爱的世界，成为人性之常态，文明的根本。在这个爱的世界中，人际关系如同浑然天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和谐美好。每个人都像翠翠一样，承受自然的风雨，接受自然的教诲。在表面上展现出朴实与坚韧，而内心却充满了善良和温情。没有尔虞我诈，亦无贪婪和欺骗之能。尽管人们的内心偶有小算计，然而在日常自然与自由的交流中，这些小冲突总是能被轻易化解。

情感世界中的爱恨交织，是唯一难以实现的事情，而这又是自我的选择，是自然的意志，每个人都期望获得这种情感，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因此，“命”便成了在情感与泪水的河流中漂流的小船。这条河是生命的河，静静流淌，既带来一切，也带走一切。生活与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在这条长河中潜藏。翠翠的守望和等待汇聚成“静”的时间流，绘制出爱的涟漪，爱的永恒。最终，这条蕴含着自然生命气息的涓涓细流成为源源不绝的爱情长河。

文明依赖于时间，而文化则根植于空间。若将时间视为主观概念，那么空间也并非简单客观。因为所有空间都是依赖于特定时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语）。因此在时间与空间统一的意义上，脱离主观经验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唯一的“客观”是自然，它在“人”的历史中仿若不存在。静态的时间观源于一种自然的认识论。在静态的时间观中，何为属于我的自然，何为被对象化的历史。

在沈从文看来，人的历史是贫乏的：“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不同历史时代中一些愚蠢人物之间的矛盾外，究竟能提供什么呢？而真正的历史则如同一条河。从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中，能够触摸到那些被时间遗忘的草木、砂石，如此多的悲欢离合！”面对历史而言，更容易激起怨艾之情；而面对自然，则是感受到满满的爱：

“墙上的一抹阳光、庭院里一丛草，蓝天中的一颗星，人人都能看到的每一处事物，都应以平常的情感去接近。我常常与某一瞬间的生命共同融入其中，那时它们的光辉与色彩仿佛便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不只是一切与当下相结合的事物，它们都有各自的神性。当我深入理解这些自然景物的本质，体会到它们与宇宙间微妙生命的关系时，便会感悟到生命的庄严。”

在自然中，时间是流动的生命之流的象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互为联结。自然中，人如蝼蚁般渺小；但在审美的视角下，自然的人则是永恒的。“这些人无需我们来同情，而应给予尊重与爱。他们以庄重、忠实的姿态生活着，承载着各自的命运，为自己与儿女而奋斗。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们从不逃避为生活所应具备的努力。他们在各自的习惯与命运中，依然感受着笑、哭、食、饮，以及对于四季更替的深刻体验。”沈从文感慨道：“我为之感动！……我用自己的力量，尝试着从更为严肃的视角去解释人生！……我长久观察水，似乎从水中的石头中得到了平常难以获取的智慧，对人生与爱憎的理解，宛若与他人不同。我感到无限的惆怅，似乎看得太远，对于自己而言，便仿佛成为了一个受难者。此刻，我异常脆弱，因为我爱着这个世界，爱着人类。”

自然之爱与悲悯共存。因此，沈从文决然放弃对事实与现象的追寻，坚守对情感与观念之“真”的执着，他说：“真情与事实无关，然而也并无妨碍。”从古老神话到现代文学，这种审美的认识论始终承担着非历史、非观念性的责任——并不将人置于主观化的时间意识中，而是以自然情感化的空间认知展现和理解人。

水在空间中流动，而在时间中则静止。因此沈从文说：“美无法在风光中止息。”美是一种自然的形态，也是生命的形态，正如悠然流过的河水不会因静止而具备美感。历史没有流动的河流，审美中也没有观念的历史。

在文化思维层面，时间是历史的存在，空间则是审美的象征。时间赋予人经验，空间则赋予人形象。因此任何艺术的表达，都需在特定的空间中通过塑造形象来实现。空间性是艺术独特的属性。相对的空间（时间化的空间）表现的是时间的艺术；绝对的空间（去时间化的空间）则展示永恒的艺术；前者依附于历史，而后者则独立于历史存在。这恰恰是沈从文在《边城》中所展现的特质。

从《边城》来看，艺术价值的永恒性源于其形象的高度审美化与理念的普适性。爱的唯一性正是沈从文对人性的终极理解，毫无疑问。由此，爱成为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文明与文化根基，也顺理成章。正如李健吾（刘西渭）当年的评价所言：

“他笔下的人物皆可亲近。或有意，或无意，他希望读者放下心中的烦恼，走进他理想的世界，一个充满诚意与真情的土地。人世坏吗？不！依然存在美好，那未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角落！看，这个地方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都有厚道而简单的灵魂，生活在晨光洒落的田野之间。他们彼此心灵相依，思想与行动相合。也许他们是强大的、冲动的，但是却极为真实。

《边城》的文化与哲学深意

《边城》不仅仅是湘西地方文化的反映，它也深刻描绘了该地区独特的民族习俗，通过日常生活探讨了人性深处的道德观。同时，沈从文提倡的以爱为核心的自然伦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品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特征，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道德观。

一、《边城》中的情感与人

《边城》展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体现了以爱为本的人性理想。沈从文通过对“爱”的细腻阐释，描绘了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经历的爱恨交织，从而展现了人性自然的纯粹和对人生的同情，形成了一种富有悲剧美感的情感叙事。

理解人性本质，需专注于情感，任何理性的干扰都会影响其本质的纯粹性。爱，正是沈从文通过《边城》赋予角色的重要人生形式，表现出了人类共同的崇高品质和审美的自然认识。

在《边城》中，对崇高人性的分析与表现，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核心思路。这种对爱的领悟，意味着翠翠作为个体的成长，以及自然状态下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然的人即为纯粹的人，他们的情感表达是自由的。在爱的旗帜下，生命和爱的权利显得格外尊严。死亡不是惩罚，爱也并非奖赏，唯有命运充斥着天地间的神秘感，这展现了自然悲剧的特点。

在《边城》中，文化色彩并非历史化，回避了以宗教神学视角解读的罪与罚及善恶对立的观念。沈从文构建了他独特的文化理性和爱的哲学：基于“公”优先于“私”的情感价值取向，体现了以爱为核心的自然伦理，这种神性自然观塑造了他崇高的人性理想。

《边城》以爱的表达，展现了对人性崇高性的理解，深入探讨了人性的纯粹本质，摒弃了历史和现实的束缚，注重情感的本质，激发了读者对爱的共鸣。

作品结合抒情诗与小品文，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湘西的风土人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画般的环境描写，加深了读者的感受。

《边城》同时展现了自然世界中情感创伤带来的悲剧，用现实社会中的情感波折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核心。沈从文通过这部作品，展现了人和社会在自然状态下的理想回归，启发读者思考和调整在现代文明中对情感的处理。

结语

《边城》不仅展现了其文学价值，也为现代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在情爱关系和人性美的层面。

鼓励各位读者重新审视沈从文及其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复杂情感与和谐之美。

作为一部经典之作，《边城》在当代继续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