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一切生命之源也是生命之灾，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水，但水满则溢，海量的水聚集起来就能产生汹涌的洪水，摧毁一切，生活在东亚大陆地区的上古人类不得不直面水生灾害并逐渐用自己的智慧开始治水，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组织形式。

青藏高原对东亚的影响

大约 5500 万年前，地壳活动频繁。印度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大陆板块——印度板块，迅速向北移动。终于在某一天，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相遇，并产生了猛烈的撞击。紧接着，印度板块持续不断地向北强力挤压超过了 2000 多里。由此导致该地区地形出现大规模的隆起形成了今天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与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青藏高原的隆起

青藏高原的隆起，给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气候格局带来了极为深远且巨大的改变。在青藏高原隆起之前，如今的南亚地区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海洋。那时，大江大河自东向西向南流动。受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显著影响，中国淮河及以南的广大地区，气候呈现出炎热且干燥的特征。广袤的沙漠和大片的盐碱地，它们相互交织，覆盖了大半个南方地区。

然而，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的隆起将副热带高气压带拦腰斩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清晰而明显的季风性气候。

在春夏两季，北半球缓缓回暖，而南半球则逐步转冷。与此同时，再加上地球自转偏向力所施加的影响，季风从南半球越过赤道，方向调转吹向东亚大陆。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陆地受热速度快于海洋受热速度这一重要因素，使得海洋水汽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东亚地区。不仅如此，台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本干旱少雨的东亚，其雨水变得日益充沛起来。就这样，经过数万年漫长岁月的洗礼，原本干旱的沙漠变成了浓密茂盛的森林。

青藏高原隆起所带来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果，便是对大江大河流向的彻底重塑。在青藏高原隆起之前，东亚地区的地势呈现出独特的东高西低之态。然而，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这一地势格局发生了转变，变为了西高东低。江河纷纷转向，开始自西向东奔腾不息地流向大海催生了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

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河流

万物的生长不仅依靠太阳赋予的能量，也离不开水源的滋养。华夏文明正是紧紧依托于黄河和长江，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种依托大江大河发展文明的模式，并非华夏文明所独有。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众多文明的产生也有着相似的规律。例如，在中东地区，两河流域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催生了璀璨的古埃及文明。

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我们使用工具的能力，这标志着智力的出现。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即将石头打磨成各种形状的工具，如斧子等，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石器时代。石器时代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迈入了农耕文明。对于任何物种而言，生存问题都是首要解决的，我们的祖先发现农耕相较于狩猎能提供更稳定的食物来源。距今约9000年前，在河南舞阳县发现的贾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水稻种植的痕迹。

河流支曲的文明

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较长，在远古时代的东亚地区，农作物一年一熟或三年两熟是常态。这要求农人长期定居在土地周围，而水是农业的命脉，靠近水源的地方土壤也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因此，农人聚居在水源地，催生了最早的文明。我们所熟知的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都诞生于水源地附近。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农业部落的聚居地并非位于大河的主干道上，而是选择在黄河、长江的支流上，特别是在支流的弯曲、润泽之处，如渭河流域、洛水流域、汾河流域、汉水流域等。从地理地质学的角度来看，1万多年前地球冰河期结束，冰川融化导致河流水量充沛。上古时代中国北方的水资源远比现在丰富，但河流主干道上更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相比之下，支流水量较小且相对稳定，更易于控制和利用。对于早期农业社会而言，稳定的水源是灌溉农田的关键，而支流通常能提供更可靠、更可控的水源。此外，河流弯曲处由于水流速度较慢，容易沉积泥沙形成冲积平原，这些地方的土壤肥沃，非常适合耕种。相比之下，大河主干道旁的土地可能因洪水泛滥而难以持续耕作。

黄河支流

在河流支曲上诞生的农耕文明天然与水息息相关，而水的多少则更多地受物候天气影响。东亚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区，3、4、5月份南方多雨，7、8月份北方高温多雨。除了极少数气候异常的情况，基本上年年如此。荀子曾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这样的气候区生活的族群，很早就学会了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因此，早期的中国人非常重视时令历法。有学者甚至提出，《山海经》可能是一部历法书，或者至少包含强烈的历法观念。

在中国上古时期，掌握时令变化规律的人就掌握了权力。权力，通俗地说，就是对人的影响力，能够影响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上古时期对时令历法的重视逐渐演化为一种宗教信仰。在良渚文化地区发现的玉器图案中，有人鸟合一的形象，这些玉器掌握在巫师手中，巫师因此成为最早的权力拥有者。

从最初对自然的崇拜发展到宗教崇拜，巫师与自然融合，变得神秘化、迷信化。巫师的权威从平等中超越出来，变成了权力。在巫师的影响下，周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氏族部落。巫师也逐渐世俗化，神权和君权合二为一，出现了阶级分层。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在杭州余杭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中，有复杂的宫殿、水利工程和墓葬。

氏族部落与战争

早期的氏族部落并不稳定，因为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这迫使氏族部落需要迁徙以寻找更适宜生存的地方。迁徙的路线基本上是一路向北的，从云南元谋人到陕西蓝田人，从良渚古城到古巢城。这可能是因为北方的土壤相较于南方更适合农耕，且北方地势偏高，不易受洪水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这三个发展较大的部落。

三皇

这些部落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定居下来，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气候适宜，农耕在这些地方得到了发展。生产的发展使得生产资料出现了剩余，阶级进一步分化，出现了阶级矛盾。为了防止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大规模动乱，需要一个超越氏族的公共权力来维持秩序、缓和矛盾并统治大家。于是，部落内部出现了公认的首领。首领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领导众人，这标志着国家时代的临近。

为了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肥沃的土地，部落之间开始发生战争。当时比较有名的部落有黄帝、炎帝、蚩尤。炎帝部落擅长农耕和工商业，纺织业首先在炎帝部落出现，人们开始穿衣御寒。炎帝手下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暴力组织叫蚩尤，后来蚩尤叛逃，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后来发展成九黎部落联盟。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九黎部落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炎帝与黄帝的部落都无法与之相比。

在九黎部落自我发展的同时，黄帝部落向东扩张，与炎帝部落经常发生战争。最终在阪泉大战中，黄帝打败炎帝，炎帝部落并入黄帝部落，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至今，我们也因此被称为炎黄子孙。

阪泉之战

而后，黄炎部落继续发展，不可避免地与九黎部落发生冲突。两大部落联盟多次爆发战争，最终双方在涿鹿进行决战。战争开始阶段，由于蚩尤统帅的九黎联盟对天气时令掌握得比较准确，开战当天大雾弥漫，九黎联盟连战连胜。

黄帝和炎帝连连败退，但幸运的是，一场大风吹散了大雾，黄帝和炎帝联盟趁机展开反击。加之涿鹿一带离黄帝和炎帝的大本营更近，后勤更有保障，最终这场战争以黄帝和炎帝的胜利而告终。九黎部落的大部分最终并入华夏族，这就是“黎民”的来历。黄帝和炎帝手下有许多氏族，称“百姓”——这便是“黎民百姓”的来历。九黎的一部分南逃到汉水，融入了三苗部落。

战争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它也具有创造性。比如二战时期，为了研究原子弹，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了第一台计算机。黄帝在与众多部落开战时，发现通过口述传达军令往往不及时，部队协调行动比较困难。于是黄帝发明了战鼓，通过鼓声来协调各作战部队。部落兼并后，由于语言不通，沟通困难，黄帝命令仓颉创造一种可以方便交流和记录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仓颉创造了文字，以书面文字的方式传递信息。

战争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一步走错就可能血流成河、丧城失地。因此，需要建立军队管理、后勤保障、组织动员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取得胜利。具备这种组织能力，才能建立起国家的雏形。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发展。

大禹治水

战争需要巨大的消耗，而上古时期的生产力十分落后，战争不可能持续太久。在战争结束后，会进入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安于生产，自行其是，并不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威。但是为了保证生产，就需要对抗天灾，部落需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被组织起来抗灾。

上古时期的黄河流域在夏季到来时，雨水充沛，极易发生洪涝灾害，淹没农田、冲毁房屋。从黄帝到舜帝时期，人们依靠建立城邑和堤坝来抵抗洪灾。然而，有几年地球上出现了异常气候变化，导致黄河流域雨水大增，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洪灾，黄河流域的众多部落无一幸免。舜帝派鲧去抗灾，但鲧沿用过往的经验修城筑堤，却均被河水冲垮。鲧治水不利被舜帝所杀，随后舜帝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经过实地勘查，禹发现了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鲧治水时，汾河水入黄河的道路不通，但他只是通过修筑堤坝的方式来防范。后来堤坝越修越高，水也越聚越多，最终酿成了大灾。大禹则是先疏通壶口，开凿吕梁山，解决了汾河入黄河不畅的问题之后，再带人北上治理汾河。

大禹治水

汾河治理完成后，大禹着手系统化地治理黄河。随着华夏文明的向南扩展，大禹的治水事业也逐渐向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延伸。特别是长江流域以北地区，由于北方尤其是黄土高原一带的土质松软、肥沃，且在当时以石器为主的农耕时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中国的文明首先在这里生根发芽。

大禹的治水工程是全流域的，这需要统一协调黄河流域的所有部族。最初，这一艰巨的任务由一个由四大部落组成的治水联盟来承担，它们分别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禹部族、契部族、稷部族和伯益部族。这四个部族后来分别成为了夏、商、周、秦四个朝代的祖先。历时十三年的治水工程以人类战胜自然而结束，舜帝为表彰四大部族的功绩分别给其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伯益部族赢姓。

治水诞生的原始国家

治水期间，为了统一协调各个部族，需要各部族上交部分权力，使所有部族在治水期间都必须听从他的命令，建立了最早了的上下级服从体制，确立了禹部族对其他部族的领导权，这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封建制。为了保证治水的后勤，需要无偿征调过剩的生产资料特别是粮食、布匹、青铜等，建立了最早的贡赋制度，也就是最早的赋税制度。

治水是劳动密集型事业，就需要征调大批民众，这有了最早的徭役。治水期间既需要镇压不服从管理调度的部族也需要对外扩张领地，这就需要建立常备军，取代过去和平时期务农战时动员打仗的传统。大禹的治水是全流域的，这就有了最早的国土普查。大禹将勘查过的土地划分成九州，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为了赏罚分明，建立了刑狱，这就有了最早的司法制度，皋陶就是主管刑狱的。原来被洪水淹没的土地经过治理后需要重新划分土地归属，逐渐演化为井田制。

九州

治水结束后大禹已经建立起最原始且完整的国家架构，国家的雏形已经建立起来，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禹在治水结束后召集部落祭祀神灵，更进一步确立禹的权威性，在当时舜才是天下共主，禹此举是在挑战舜的权威，当时忠诚于舜的防风氏故意迟到，给禹一个下马威。禹直接处死了防风氏，其他氏族并无反应。这表明禹的权威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舜，舜为了削弱禹的影响力命令禹部族消灭三苗部族，三苗可能是九黎之后，逐鹿之战后并入华夏部族，逐步发展壮大后就发动叛乱，尧舜多次对其征讨，三苗并不臣服，依旧屡次作乱，但是禹通过征伐三苗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禹在部落联盟中的声望和势力已经超过舜帝了，最终舜帝不得不将帝位禅让给禹。

禹去世后，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权力，由此“公天下”被“家天下”取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权力传承朝代—夏，正式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