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1日,方志敏的红10军团主力,在玉琊山、八亩等地,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经惨烈战斗,在怀玉山受伤被俘。
2月2日,方志敏被押至南昌,囚禁于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先后被关押在陇首、玉山、上饶、南昌等地。

3月中下旬,他从看守处得知暂不会被杀的消息,遂改变斗争策略,不再针锋相对,接受敌人的狱中“优待室” ,制定越狱计划。按照方志敏的设想,他的越狱计划成功希望很大。
然而,最终方志敏越狱计划并没有实现,留下遗憾:
一、靠自己的努力,很难走出牢房
首先是没有行动自由。而且像方志敏是重要囚犯,监管相对严格。
从身体条件上看,负过伤,而且还有高过普通囚犯,一副十斤重的铁镣。
其次是他自己尝试过越狱。
他第一次尝试是,争取到监外就医,借此寻找机会脱身。
但是军法处认为方志敏的病情不严重,不同意他保外就医,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不了了之。
他的第二次尝试,据说是用钱收买看守和看守处所长,打开方志敏的脚镣,等晚上的天黑时候趁着夜色悄悄地溜出去。只是,方志敏刚刚接近大门,就被站岗哨兵发现了。不过这种可能性看来不大。因为方志敏被捕时,兜比脸还干净,把两个国民党兵气够呛,抓着这么大的官,竟没有油水。进了监狱,哪来的银元用做收买。
看守处发现方志敏越狱的企图后,加强了周围的戒备,增加了看守。
中共中央也曾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等向蒋介石提出交涉,看在苏联政府曾经帮助过国民党的面上,希望他能放了方志敏。但蒋介石知道方志敏是个英才,号召力极强,只有归顺国府,才有活路。
蒋介石也算给苏联政府面子,亲自到监狱,劝说方志敏迷途知返,改弦更张。方志敏不为所动,初心不改。之前国府曾列出一系列规劝名单,蒋介石思忖,既然不能为我所用,我也不能留下这心腹大患。
二、看守和看守所长等人在方志敏感召下,愿意帮助方志敏。

这也是他觉得越狱能够成功的希望。
方志敏自己做了如下准备工作:
首先是联系狱友,方志敏通过年轻看守高家骏送信刘畴西、曹仰山、王如痴等狱中红军将领,“要越狱一起出去,生死存亡在一起”。不仅自己决心越狱,还积极发动在押的狱友们一起行动,得到大家积极响应。
其次是争取同情与帮助,其中最成功的就是争取到凌凤梧和胡逸民。
凌凤梧是负责看押方志敏的代理监狱长。凌凤梧很敬佩方志敏。尤其是知道方志敏,为了让天下穷人过上幸福的日子,散尽家财,投身革命,佩服得是五体投地。
凌凤梧悄悄地为方志敏换上较轻脚上镣铐。还从监狱外带进纸、笔、墨水,供方志敏写作用。
胡逸民,袒共嫌疑犯,被撤职关押的原国民党南京中央监狱长。
本来胡逸民身为蒋介石说客,来狱中劝说方志敏“改过自新,将功赎罪”。
但是他佩服方志敏,被方志敏的人格所折服。两人竟然越谈越投机。还通过他的姨太太向影心帮助方志敏传送信件和文稿。
方志敏曾在狱中争取了包括高家骏等多个看守。他们都愿意帮助方志敏。
三、方志敏把越狱计划转交给上海地下党,但是缺乏外援。
方志敏深知成功越狱的关键在于外援,因此他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他感觉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就是外援。
1935年6月,他终于托人将《给党中央的信》辗转交给了上海的地下党,汇报了自己的越狱计划和狱中情形。
方志敏越狱计划分为三步。

第一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他与上海的中央特科取得联系。他认为只有中央特科具备外援的实力。
第二步,由地下党组织派遣伪装军车或小汽车,在约定好的时间同时行动,少数便衣随汽车到看守所后门。
第三步,由方志敏指挥,让看守打开牢门,刘畴西、曹仰山、王如痴走后门。高家骏还为实施越狱计划找到了凌凤梧。
在信中,方志敏说,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
然而,方志敏不知道的是,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临时中央陆续迁往苏区,中央特科已于1935年6月解散。如果特科还在,施以援手,越狱计划自然里应外合,水到渠成。
更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正准备开始长征,自顾不暇,无法为南昌狱中的同志提供援助。
方志敏在狱中7个月,一直都没有找到应有的外部援助,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尽管越狱计划失败,方志敏革命意志并未消沉,以笔代枪,在狱中写下了大量文章,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这些文章后来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1935年8月初,国民党当局认定方志敏信仰不可动摇,决定提前行刑。8月6日晨,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南昌市下沙窝就义,时年3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