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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杜月笙按蒋介石的意思,游说黄金荣和张啸林去香港。可是黄金荣以自己年纪大为由不愿走。
黄金荣不愿走,杜月笙去找张啸林。
张啸林有自己的小算盘,管他来的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只要杜月笙去了香港,黄金荣不出面,这上海就是他张啸林一个人的。
他当然不会走。
杜月笙警告他:你可别当汉奸!
张啸林笑了,大哥替法国人干了大半辈子,算不算汉奸?而你当租界公董局的华人董事长,帮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算不算汉奸?我想明白了,别管哪一国人,只要有钱赚就行。
杜月笙见说不动张啸林,只得由着他去,但是临走扔下一句话:我和大哥做事都好歹凭着一点良心,你可别尽干一些祸害中国人的事就行。就算我管不着,蒋委员长也不会不管的。
张作霖对杜月笙的这番话,根本没有听进去。
杜月笙走了,黄金荣该怎么做呢?
淞沪大战后期,中国军队陆续退出战场,日军则大举增兵,扫荡上海周边的地区,并积极向南京方向包抄。11月12日,上海城市除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侵占了江浙各地,侵略军残暴屠杀抢掠,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人上海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从四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一时,上海租界孤岛内到处充斥着难民,他们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各界人士纷纷行动,向难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黄金荣作为法租界的大亨,在这股爱国爱民的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他与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难民救济委员会,并担任了副主任。
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黄金荣一方面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上海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开销了不少铜钿,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转眼间南京沦陷,国军败得一塌糊涂。到了1938年底,日军已向中国内地入侵,上海的形势已大为改观。由于占领区处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工业萧条,急需大量的生活品;租界内人口拥挤,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市场齐备,这些因素刺激了孤岛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一批发了国难财的工商业人士和投敌的汉奸们生活放荡奢靡,不惜一掷千金。这些情况使黄金荣的门徒们不断向老头子进言,重开大世界,抓住这发财的良机,同时各个剧团的老板等也希望大世界能早日复业。
黄金荣听了门徒们的劝告,正合心意,心想当初日本人打进上海,国民受难,市面萧条,自己以大世界办收容所,接济难民,停业一年多,要算损失难以估量,也算不负国人了。但长此下去,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
于是,黄金荣暗示门徒们和日本人合作,能赚钱就赚钱。
正如杜月笙所担心的那样,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考虑到黄金荣的威望,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佐藤亲自上门,请求黄金荣出任上海商业维持会的会长。
黄金荣让门徒和日本人合作,但是他自己却不能当汉奸。但是他不出面,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大热天的,让护士打一针氯丙嗪,再穿上两件夹袄,又用一条呢毯子裹着身子,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扶着下楼。
他脸色铁青,哼哼唧唧的,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连跟日本人正常的说话都很困难,说不上几句,嘴角流下口涎,一个劲的喘着粗气,好像即将要撒手人寰。
佐藤一看这模样,不行啊,马上就要归天的人,还怎么办事呢?但是日本人心狠,只要黄金荣一天不死,就必须出来主持工作。
黄金荣知道一时半时是拒绝不了佐藤的,便想采取拖的方式,含糊不清地说:“这件事事关重大,容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
佐藤一听这样,只能等了。
身在香港的杜月笙得知黄金荣装病应付日本人,不得不佩服,姜还是老的辣。
黄金荣能耗,可是日本人耗不起,没多久,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来到钧培里拜访,又请他“出山”,黄还是婉言相拒。又过两个月,有个叫徐铁珊的,据说曾教过日本天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在上海滩玩不转,请黄金荣出来维持一下,黄金荣当然还是托病拒绝。
这段时间不管什么人来拜访,黄金荣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说什么都不答应,也不拒绝,就那么耗着。
张啸林来到黄公馆,他见黄金荣不愿出任日本人给的官职,也来相劝。时张啸林已经秘密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达成了协议,当了汉奸。他安排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
对于张啸林的所作所为,黄金荣是知道一些的,他劝张啸林少害人,可是张啸林根本不听,在他心里,有奶就是娘。入籍日本人信任他,当然要好好表现一下。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辗转到上海投靠了日本人,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国民代表大会,走上了所谓的曲线救国的路子。
没两天,汪精卫便登门拜访了黄金荣,要求黄金荣和他一起“和平救国”。对于汪精卫的一厢情愿,黄金荣照样打哈哈:你姓汪的怎么折腾,怎么作死,那是你的事情,反正我不掺和,就当看戏。
暗地里,黄金荣还吩咐门人与汪伪政府对着干,并为活跃在上海的军统情报人员提供各种帮助。
在日本人的一再相逼之下,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
日本人多次请黄金荣出山均没有达到目的,决定派出日本特务藤曲,以保护黄金荣安全的名义入住黄公馆,黄金荣到漕河泾,藤曲也到漕河泾,以监视黄金荣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抗战结束前才离开。
黄金荣虽然窝在黄公馆内不抛头露面,可是他对张啸林的那些行径却很上心,毕竟是结拜一场,他不愿张啸林走得太远,最后不得善终,所以多次提出劝告。可惜张啸林充耳不闻,反而与日本人合作更加紧密。
从1938年初开始,张啸林已经躲过了几次军统特务的暗杀,他加强了自己的保护工作,每次出行,身边都跟着大批的随从。
不得不说,张啸林这个汉奸当得还算合格的。1939年前后,随着日本的战线拉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对日军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袭击敌伪的物资仓库,使得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张啸林安排人下乡收粮棉,以及各种军用紧俏物资,解决了日军的大困难。
不仅如此,张啸林还与东北的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中苏恢复邦交后,由苏联运到中国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再由霖记木材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和交接事务。
后来,张啸林又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是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服务。
由于张啸林为日本人卖力,日本人为酬谢张啸林,决定在浙江建立一个伪省政府,由张出任省长。
就在张啸林信心满满地即将出任浙江省长的时候,一个叫陈默的人偷偷走进了黄公馆,给黄金荣送来了一封杜月笙亲笔信。
是杜月笙的劝说信,可是张啸林根本不当一回事,最终被杜月笙的徒弟林怀部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