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孔子被欧洲的启蒙思想界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这跟后来黑格尔等人对孔子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思想就是一套道德格言，中国根本没有哲学。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因为其人道主义思想和行为被戴上了一顶桂冠——欧洲的孔子、活着的孔夫子。他写过一本书叫《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其中一个辞条叫“论中国”，在这个辞条下伏尔泰说：“我认识一位哲人，在他的小书房里悬挂着孔子的肖像，肖像下面还写了几句诗：他只传授益人大道；他点拨众人，从不哗众取宠。他只以智者的身份说话，从不冒充先知；但是在他的国家里，人人都相信他的话。”

实际上这个哲人就是伏尔泰本人。另外他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说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它的法律和安宁是建筑在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之上——晚辈尊重长辈，中国人把这种尊重跟对伦理大师即孔夫子的尊重结合在一起。这在中国其实就是两个词，一个是敬祖，再一个就是祭祖。伏尔泰说他在梦里经常梦见孔子，就像孔子梦见周公一样。他跟朋友通信的时候，经常说：我以孔夫子的名义拥抱你，我以孔夫子的名义向你道别等等，这很有意思。伏尔泰还经常自称是孔门弟子，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经常引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说在西方没有哪个哲学家讲过比这更好的哲理性的格言了。他说孔夫子是理性之友，是狂热之敌，因为那个时候西方是基督教世界，经常因为宗教狂热产生一些冲突甚至战争，是非常狂热的，而孔夫子是狂热的敌人。

在1760年的时候，伏尔泰有一个朋友来到他在瑞士的别墅——快乐庄来拜访他，伏尔泰把他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里就挂着孔子的肖像。这个朋友后来就说，伏尔泰的快乐庄实际就是欧洲的孔庙，伏尔泰是这个庙里的住持，那儿到处弥漫着孔子精神的氛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可以说是成了公正、理性和自由的代名词，这和中国批林批孔时期的反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个时候认为孔子代表了专制、愚昧等等。孔子可以说成了伏尔泰的精神之父，他从孔子的思想那里接受了很多他后来宣传的启蒙思想的内容。

伏尔泰有一个理想的宗教，这个宗教崇拜的上帝就是公正、宽容、人道，而孔子对上帝的解释达到了人类思想所能见到的最纯美的地步，儒教是唯一没有被宗教狂热所玷污的宗教。他还把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立起来，前者只是防止恶，但孔子做的更多是鼓励行善。另外，他对孔子所讲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极为赞赏，认为西方没有什么道德格言、法律能够跟如此纯美的道德相比。他说孔子在多少地方教导人谦逊啊，如果欧洲人人以此自律，那就再也不会有争斗了。在欧洲因为民族、宗教的原因，一直有各种争斗甚至战争，现在北爱尔兰天主教跟新教之间的冲突经常会发生。在孔子的思想里没有狂热，只有理性。另外，他认为孔子倡导的仁德、仁政非常符合他自己提倡的开明君主制，中国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政治制度。

这当然跟那些传教士的宣传也有关系，比如利玛窦就说明末的中国就像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大花园，是一个理想的共和。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信，在我们的印象里明末是黑暗、专制的，可是从欧洲来的人看待中国却是那么地美好。伏尔泰对中国的看法自然多少带有想象的成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宽容的国家，在中国是依法治国的。另外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官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高。中国确实有个传统就是将皇帝每天的行为由史官记录下来，叫作实录。他说中国有时候出现这样的事：史官记下皇帝做得不太好的事的时候，皇帝会恳求史官不要记，而史官会非常耿直地坚持自己的职责，这个时候皇帝往往都会羞红了脸。这是多美好的制度！当时的欧洲思想家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繁荣、富庶、文明的大国。

除了法国的伏尔泰，我们再看看德国的莱布尼茨，他比伏尔泰稍微早一点，他跟一些到过中国的传教士有过通信，有的还直接见过面，对中国的东西也很了解。莱布尼茨很有名，我们都说莱布尼茨发现的二进制就源于中国的《易经》。他说谁能想到过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我们认识中国之后，我们在中国人身上就发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在手工业技艺方面比中国略胜一筹，如果我们在思辨的领域比他们略胜一筹的话，那在道德领域亦即实践理性里，我们比中国人要差得多。

他说承认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羞愧，这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中国人为了尽量使自己内部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的准则的考虑都是无比周到，较之其他的国民的法规要优越许多。他还认为中国这种合乎理性的道德规范、道德践履等等就是救治西方人的罪恶的良药。中国人在自己的庞大的社会群体中取得的成效要比那些宗教团体在那个小群体里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基本上是把中国描绘为一个理想国：人与人是相互尊重的、相互关心的，他们礼貌周全，平等友爱，政治上又有一个圣明的君主——就是当时的康熙皇帝。康熙给西方传教士的印象非常深，他很勤奋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数学、几何这些东西，非常积极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莱布尼茨因为对中国的文化非常赞美、欣赏，所以提出了一个号召：我们不是向中国派出了传教士了吗？我现在建议中国应该派遣他们的儒家的传教士到欧洲来传播自然理性的宗教。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像西方人那样去传教？因为我们有一个传统：礼闻来学，未闻往教。

另外，莱布尼茨还相信，中国的民族是世界是最杰出的民族，他说如果我们推举出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他说我相信智者一定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启蒙时代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反宗教，反对宗教的专制、宰制。莱布尼茨有个学生叫沃尔夫，提出了衡量一种宗教、文化是不是真理的标准就是理性，凡是符合理性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真理，凡是不符合理性的就是伪的。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孔子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他说，中国文化是大有其真的。他这个演讲发表以后，非常有革命性，德国皇帝立刻下令驱逐他离开德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宣传、赞美在欧洲是非常普遍的。

当然，我们要说明一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现象：误读。我们不要去追究伏尔泰、莱布尼茨、沃尔夫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是不是准确的，误读在文化交流中经常会产生创造性的结果，误读能够给人不同的思考途径，从而激发人的思想创造，扩大人的想象的空间。在明末清初的文化交流中，我们中国人对西方也有些误读，比如徐光启这些人，他们也把西方想象成一个天堂般的国家。我们同西方彼此想象，把对方想象成一个美人总比把对方想象成一个丑八怪要好，美好的东西确实能够给你的文明的演进带来动力。这就是所谓原本的启蒙思想、启蒙话语对我们孔子思想的一些创造性的借用、阐发和弘扬。这个跟中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话语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启蒙话语把孔子的思想看成是愚昧、迷信、黑暗、专制等的象征。

摘自作者在乾元国学教室所做的讲座《古今之争与弘扬孔子思想的文化战略意义》，题目为编者后加，本文版权归乾元国学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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