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正值皖南事变爆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战线又面临着瓦解的凤霞，而苏德战争的爆发让斯大林疲于应付，根本无暇支援我党武器装备，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联络人曾致电我党，希望我党消除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出于抗战大局考虑，毛主席提出要去见蒋介石一面，可临行前却受到周总理的极力阻止。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阻止主席去见蒋介石，最后这件事情又是怎么妥善解决的呢?
渐行渐远的蒋周二人
美国政客曾用一段非常形象的语言形容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就像在公园里坐过山车一般，时起时落。”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为网罗天下有志之士，培育中国自己的军事学校，蒋介石多次礼贤下士，广泛吸纳人才，彼时作为我党宣传部部长的周恩来也是此时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
在黄埔军校不到1年的时间里，周恩来通过整顿教学风气、改善政治教育活动让军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而在此后平定陈炯明的叛乱之中，周恩来又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就连刚愎自用的蒋介石都说:“黄埔军校我的两个最大的助手就是周恩来和邓演达。”
不过随着国民党实力的不断增强，蒋介石心中的独裁专政也愈加明显，反共情绪也达到了顶峰。
他和周恩来的矛盾爆发是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在此之前，周恩来虽与我党关系十分密切，但在蒋介石眼里，他仍然是自己的政治部主任，仍然是可以信赖的好下属，所以这也就有了多次蒋介石与他开诚布公的谈论着国民党的大业与自己的野心。
但在1927年8月的那场南昌起义后，蒋介石知道两人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恼羞成怒的他悬赏8万元捉拿周恩来，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也颇觉得有些鲁莽不堪。
蒋介石和周恩来再度有所联系是到了9年之后的西安事变，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但是此时的南京政府却有了不同的声音，陈诚、何应钦等人甚至被传出有取而代之蒋介石的风言风语，为促成国共合作，周恩来代表我党前去谈判，两人再度见面情绪也自然百感交集。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国共两党又再度迎来了携手并进的蜜月期，而对于周恩来，蒋介石又有着另一番感怀:“恩来是个人才啊，可惜不能为我们所用。”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现在有15年左右的时间，除了陈赓救过他一命，蒋介石对陈赓十分感恩外，于公于私他都觉得周恩来是最适合和自己合作的人，这样颇有些三国时期曹操对关羽的羡慕欣赏之意。
但周恩来毕竟不是关羽，蒋介石也不是曹操，从两人在黄埔军校共事的那段时间，周恩来就已经看透了蒋介石的根本面目，这也是他日后执意要远离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降至冰点
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内，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当时不止国内，就连长期不和的美英苏三大国都空前和谐，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我国，三个国家更是进行了武器和资金援助。
这倒不是说他们有多好心，他们心里也明白，如果中国过早被日本打败，那日本将会抽出更多的兵力支援其他法西斯战场，这种战争代价是不能轻易尝试的，美国总统更是表示:“不允许国民党把志愿的武器装备用于反共途径。”
西方大国的态度自然改变了不少老蒋的态度，只不过这阵国共再度合作的春风吹了还不到5年，蒋介石又迫不及待的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在日军侵华正盛时无疑让整个民族的战争热情降到了最低点，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
1941年年初，新四军叶挺部在北移途中遭到了国民党队伍的袭击，原本近1万的新四军队伍最后突围仅剩不到2000人，消息一出国内外一片哗然，而且这场战事足足打了近1周，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人惨遭杀害。
正在国内民众对一切发生之事一片茫然之时，蒋介石一纸告令发出，说叶挺部发生叛乱，取消番号并要移交至军事法庭审判，国共关系也开始变得异常紧张。
面对国民党发布的不实指控，我党迅速做出澄清，随即发布新四军军部重新组建的消息，陈毅、张云逸接替了叶挺等人，而面对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周恩来又在《新华日报》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悲愤语句。
而毛主席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蒋日暗中勾结的卑劣行径。
一时间社会舆论迅速发酵，蒋介石也没想到事情会变的如此不受控制，在国民党的五届九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妥善解决“国共问题”，由军事解决转换为政治解决，这也是多方面给他的无形压力。
而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和日伪顽战场拼杀的关键时期，毛主席自然也不愿意国共之间产生嫌隙。
在苏联特使的建议下，毛主席也积极寻求和蒋介石直接对话的机会，在1942年年中，周恩来和蒋介石接连进行过两次会谈，这也为之后蒋介石又要求单独会见毛主席埋下了伏笔。
周总理极力劝阻
1942年8月14日在蒋介石和周恩来会见后，面对两党之间无法调和的思想矛盾，蒋介石提出要见毛主席一面，地点可以选在西安一带，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这个想法很是捉摸不透。
其实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周恩来就代表了毛泽东，很多事情周总理就能决定，但对于蒋介石如此迫切的想见主席，两人分析要不就是蒋介石有重大事情和主席商议，要不就是设了一场“鸿门宴”。
但面对国内抗战形势的不稳定，毛主席又担心自己断然拒绝会引来一场更大的变动，这才在集体商议后作出会晤的决定，当时因为周总理因公务外出，毛主席便发去电报:“依照目前局势，我理应去见蒋。”
其实这封电报更像是毛主席告知周总理的一个过场，在发电报前主席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会晤的相关事情了。
但是周总理看到电报后焦急万分，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这次会晤绝对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万一蒋介石给我党设了个套等着我们往里钻，那么彼时我党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困境，蒋介石一向目中无人，对外更是经常以‘领袖’自居，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党也经受不起突发事件。
周总理给毛主席连发两封电报，第一封写道:“先前具体问题尚未解决，谈判地点又选在西安，恐有问题。”
第二封便是:“建议先派林彪或朱德同志打开谈判之门，事情有所进展后再会晤也不晚。”
毛主席在8月底先致电周恩来，表示已经让林彪先行会见蒋介石，电报中又表明自己应该动身前去西安。
9月初，周恩来为彻底打消毛主席赴会的想法，又再度致电主席:“时机尚未成熟，国际形势不稳定，待一切稳定后再做打算不迟。”
而后总理又接连说:“蒋介石很有可能要以来渝参会为由限制回延安，这一招不能不防，林彪与蒋谈话切忌不可把话说死。”
在林彪和蒋介石会见期间，周恩来一直在了解着最新情况，事情也正如周总理预料的那样，蒋介石不过是借着和平的幌子企图要挟我党，尽管林彪再度说明主席身体欠佳，但当一提到新四军各方面的问题时，蒋介石就急不可耐的打断讲话，草草结束谈话后悻悻离去。
在谈判期间，蒋介石倒是没有再提会见毛主席的事情，后来的国共两党虽仍持续合作，但是却不似先前那般和谐，直到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不得不重视我党这一新势力，时机才终于成熟也才有了1945年的重庆谈判。
结语: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以超乎常人的勇气奔赴重庆进行谈判。
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主席承受了常人所不能感受的压力，直到10月11日才从重庆返回延安，结束了与蒋介石的最后一面。
或许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谈判不过是借着我党立场意图实行专政统治的噱头，但对于蒋介石的本心周总理却早就已经看透了。
史料来源：［1］曹冬才：论皖南事变的国际反响［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