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在大学期间，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指挥者，在历经战火考验之后，他果断加入党组织，彻底走上了革命道路。

由于黄华才华出众，外语水平高，上级领导便派他前去为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当翻译。

自此，他便与外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参与我党对外交往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更能展现出他优秀的外交才华。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党组织赏识的外交才子，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竟被邓公怒批“胡说八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黄华是河北磁县人，1932年，19岁的黄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

在这所教学思想自由的学校中，黄华接触到很多马列主义方面的书籍，和一些进步书刊，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参加学校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5年5月，黄华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就在这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鬼子没费一枪一炮，就将我国华北五省的领土行政权攫取了过去，北平、天津随时会丢失。

清华和燕大的爱国学子们，被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彻底激怒了，12月9日，这两所大学的学生们，联合其他大、中学校，在北平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黄华组织领导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当众斥责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结果被反动军警逮捕，后在几所知名大学校长的联合保释下，黄华等被捕的学生才被释放。

黄华出狱后不久，便加入到南下扩大宣传活动的队伍，前往津、京地区附近的农村，去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华后，看到的中国的现状，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表示同情和支持。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当讲师时，黄华等爱国学生经常到他家做客。

1936年6月中旬的一天，斯诺悄悄告诉黄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前往陕北参观采访的请求，但自己的中国话说的不行，问黄华能不能陪他一同前往，给他做翻译。

黄华一听可以去陕北，可高兴坏了，便不假思索的答应了。

黄华随斯诺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后，毛主席同他谈到了一二.九运动，并称赞这是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斯诺在陕北除了采访毛主席，还对上百位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官兵进行了访谈。

斯诺听红军将士们讲述长征，连声感叹红军创造了诸多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采访结束，斯诺、黄华等人准备离开陕北时，毛主席交给黄华一个任务，让他将斯诺整理好的采访记录，翻译成中文，交由通信员送回陕北。

黄华利用跟随斯诺去前线采访途中的休息时间，完成了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斯诺在前线对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我党的高级将领们进行了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拍摄了大量照片。

他本想将黄华也纳入镜头，但黄华已下决心留在苏区，觉得自己的照片或名字，出现在斯诺的文字报道中，对自己今后的革命工作很不利，因此叮嘱斯诺，不要将他的名字和照片放到文章或书中。

斯诺表示理解，在照相时很注意，不让黄华出现在镜头中。

采访全部结束后，斯诺回到北平，他将采访内容和对西北苏区的美好印象，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西行漫记》。

这次与斯诺的陕北之行，让黄华果断放弃未完成的大学学业，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

1944年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他在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特别强调，美国空军在华北地区与日军进行空战，随时有可能被击落，需要共产党控制区的军民们对美飞行员进行及时营救。

因军事需要，美军急需了解华北和华中的军事情况，准备派遣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这不涉及政治问题。

对于美方的要求，蒋介石勉强同意。

毛主席和主管外事的周总理，对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黄华成为外事组成员，主要负责翻译和联络工作。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常驻期间，派出几个小组前往我各根据地进行观察，他们亲眼目睹了我军与日军交战的情况，以及那些被日军烧光、抢光、杀光的无人区。

据统计，我军民营救的美国飞行员约有一百多名，经黄华接待的几位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和军人，他负责将他们安全的转送到了重庆。

接待美军观察组是我党的外交工作，更是与西方开始交往的重要开端，对于黄华个人而言，是他步入外交领域的起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美三方于1946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黄华是我党军调处代表叶剑英的秘书，同时还是我方新闻处的处长。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下，黄华巧妙揭露了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

1949年4月中旬，南京解放后，周总理点名调黄华到南京外事处，去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并处理与外事相关的事务。

黄华到南京后，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一些外事问题，都按照我党政策进行了妥善处理。

黄华在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方面越来越成熟，中央领导对他更加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黄华全身心投入到外交事业。

上世纪五十年初期，他陪同周总理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这是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他配合周总理扩大了新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但搞外交也会有危险，美国和蒋介石为了阻挠万隆会议的召开，在会议开始前，中国和越南参加会议的先行人员，和十多位中外记者乘坐的飞机被国民党特务安装了炸弹，飞机上的人员几乎全部遇难。

这次教训之后，黄华更加谨微慎行，遇事考虑的更加周到仔细。

1971年7月上旬，美国高层基辛格来华访问，黄华成为中央外事三人组成员，协助周总理、叶帅完成秘密接待任务，为中美顺利建交做出了贡献。

在随后担任中国驻加拿大首任大使期间，黄华一边努力做好与加方的合作交往工作，一边积极配合我国对美的调研工作，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美国各界人士的联络工作。

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终于得以恢复，黄华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的首任代表。

黄华进驻到联合之后，他发现在联合国的一些文件、条约以及其他材料中，经常有“中华民国”、“台湾”的提法，明显给人一种“两个中国”的印象。

为此，黄华向联合国指出，既然联大已通过恢复我席位的决议，联合国的一切刊物和文件材料上，都不应该再出现含有两个政府之意的内容，不能将台湾作为单独实体提及。

1972年1月，中国被选入联合国繁殖特委会后，黄华发现香港和澳门，还一直被联合国列入殖民地名单。

针对这个严重的错误，黄华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名义，据理力争，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交涉，香港和澳门被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

黄华凭借过人的外交智慧和坚定立场，在国际舞台上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6年11月底，黄华被召回国内，接替乔冠华，成为我国新一任外交部部长。

对此任命，人们丝毫不感到意外，甚至有媒体表示，如果被任命的不是黄华，那才让人感到意外。

由此可见，黄华走马上任外交部长，那是众望所归。

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党中央将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提上了议程。

经过两年多的谈判，中英两国终于于1984年9月，达成协议。

在1985年的全国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会议期间，香港记者们最感兴趣就是关于香港回归的问题。

那天，时任全国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刚走出会场，就被一群记者给围住了，这些记者中，有不少都是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来摸底，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决定及立场的。

他们一见到黄华，就展开了劈头盖脸的提问，当记者问到“香港回归之后中央会不会派驻军”的问题时，黄华面对这个敏感的问题，未作回应。

记者们看从黄华这里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于是便又去追着刚才会场出来的耿飚进行提问。

耿飚可能是不太了解香港回归的具体情况，因此便模棱两可的回答了一句：“也有可能不驻军！”

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便出现了这样的报道：“中国某领导人表示，香港不必驻军......”

邓公得知此事，大发雷霆，因为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的是“必须驻军”，这与媒体报道的意思截然相反。

邓公以为这话是黄华说的，于是拿起电话便打给了黄华，怒斥他对媒体胡说八道。

电话这边的黄华被邓公一顿怒批给弄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知道被批的原因后，他确定自己没有说过此话，于是便打电话给邓公，表示自己被冤枉了。

邓公对这件事也很重视，经过调查后，发现确实错怪了黄华，立即进行了道歉。

这件事虽然给黄华不小的压力，但也让他更加明白作为一个外交工作者，肩负的责任。

黄华退休后，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他创办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仍在想着为祖国争取更多的朋友，为了中国的外交事业，他真可谓是鞠躬尽瘁。

2010年11月24日，黄华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

在黄华离世当日，美国一家知名媒体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称他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党中央对黄华这位外交帅才的逝去更感痛惜，与黄华遗体告别那天，国家领导人们纷纷前往八宝山为他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