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1年11月30日,毛主席案头放着一份来自天津地委的报告。主席看后脸色阴郁,屋里也无人敢吭声。很快,毛主席就提笔写下了关于这份报告的回复文件,让人发回了天津。
大家看着毛主席这怒不可遏的神情,便知道这刘青山、张子善估计是难逃重罚了。
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宣布对刘、张二人执行死刑,但另外还有四项特殊规定: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犯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刘青山和张子善究竟是何人?能让毛主席动大怒,被执行死刑后,还能让政府出钱替他们抚养孩子?
建国第一贪
刘青山和张子善曾经都是优秀的革命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冲在前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在建国之后,刘青山担任了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又担任了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张子善先后担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和天津地委书记,两人都是国家高级干部,有着十分高的政治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本就比较落后,在经历了抗美援朝后,国家财政就更加紧缩。为了恢复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机关生产运动,以便暂时改善国家财政困难问题。
但是刘青山与张子善却经不住诱惑,开始利用“搞好机关生产”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当时有一个叫张文仪的女人,靠着刘青山的关系,和自己的丈夫唱了一出“双簧”,高价倒卖了一批“复写纸”,而这其中有1.3亿的利润,进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尝到甜头的刘青山开始沉迷于这种权钱交易之中,他甚至开始利用国家赈灾粮大做文章。
当时,天津地界洪涝不断,国家就用以工代赈(工人出力修河,国家给发放粮款补贴)的方式救济灾民。结果,刘青山与张子善利用哄抬物价的方式从中谋取暴利,灾民们想要粮票,除了治河以外,还要高价购买粮票。
刘青山从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甚至还将国家赈灾发放的粮食,换成了坏粮、霉粮,把那些好粮搬进了自己的家里。不仅如此,他们还克扣民工粮、地方粮、骗取国家贷款等,将这些百姓们的救命钱,当成了自己的“小金库”。
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中,刘青山很少去办公室,而是以“养病”的名义,待在自己那个富丽堂皇的二层小洋楼——刘公馆里。这座小洋楼典雅考究,十分奢华,床是钢丝床、大沙发,地板亮得能把人影都照出来。
刘青山自己更是穿得富贵无比,他时常穿着毛料西装,和明晃晃的皮鞋,与地主乡绅一般无二。据后来统计,刘青山这两年在生活上挪用的公款就达到了1.83亿,可换成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
刘青山不仅生活奢侈,更重要的是他吸食毒品,打吗啡针,甚至有时候毒瘾犯了,连会议都开不下去,得等他打完针才能继续。
与刘青山“清闲”的生活不同,张子善是“勤勤恳恳”地去办公室上班,但是他挥霍的手段跟刘青山比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子善每个月都是吸七八条高档香烟,衣服非贵重不穿,饮食非酒肉不吃,出入非轿车不坐,这两年光轿车他都换了5辆,可见其生活质量之高。
刘青山还时常将“天下都是我打的,现在太平了,我享享福怎么了?”“革命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这种话挂在嘴边。
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影响下,天津地委的风气逐渐变得恶劣,官官相护,挪用公款,欺压百姓这样的事情屡有发生,官员之间攀比享受的不良之风也越来越严重。
当时不乏有看不惯着这种行为的正义官员,但是有些畏惧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权势,敢怒不敢言,有些倒是不怕,还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行为告到了上级,结果遭到了刘、张二人的打击报复,甚至还有的被下调职位。在天津地区,二人几乎是只手遮天。
虽然刘、张二人权势滔天,但是总有人会不畏困难伸张正义。
当时的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就看不惯刘、张两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他为人正直,不愿和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同流合污,因此受到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不少排挤和打压。
但李克才并不怕他们,他依然坚持和违法乱纪作斗争。1951年年初,他开始频繁向上级反应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作风问题,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才逐渐引起了河北省委的注意。
开国反腐“第一刀”
刘青山与张子善看似蛇鼠一窝,实际并非真的一条心,这也是他们后来暴露的关键。
刘青山十分蛮横,经常会辱骂张子善。张子善工于心计,生性能忍,他从来不当面反驳,但是背地里却和刘青山攀比财富。
只要刘青山问张子善要钱,他就一定会给,先后给刘青山拨了3800万旧币,还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刘青山开销大。但张子善的花销也没低到哪儿去,刘青山贪污浪费1.83亿旧币,张子善贪污浪费1.94亿旧币,甚至比刘青山还高。
两人明面上的矛盾也不少,曾经因为一次调任事件,两人就起了十分激烈的争执。
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工作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刘、张两人谁都不想放弃天津这块“肥肉”,所以便起了内讧,两人也开始相互攻击。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因为刘、张二人平时表现的都是十分爱岗敬业,如今就为了一次调任就起了争执,事出反常必有妖,上级也开始重视刘、张二人的动向。
1951年10月,李克才向领导报告了刘、张两人挪用地方粮、修飞机场剩余的钱和银行贷款去搞机关生产的问题,结果那位领导与刘青山二人狼狈为奸,不仅不解决,还把李克才告状的事情告诉了刘青山。
刘青山因此开始针对李克才,后来李克才在多次向上级反应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后,就要求调离天津。当时,政府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对刘、张二人进行了批评,还表示不能让李克才调走。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李克才已经确定了刘、张二人不是一般的贪污腐败,所以就直接向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揭发了他们两人的罪行,省委对这件事极其重视,1951年11月,省委派出调查组到天津地委进行调查。
来到天津地界的调查组,很快就接到了多人的检举。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部署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会议还列举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十条贪污罪行,彻底定了刘、张二人的罪责。
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于1951年11月29日将刘、张二人的罪行写进报告,送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毛主席在第二天阅读了这份报告后,震惊到无以复加。要知道,自建国以来,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对国家贪污腐败的打击,如今刘青山和张子善敢在建国初期就做出这种胆大包天的事情,毛主席勃然大怒也是正常。
毛主席吸着烟卷,在屋里踱步良久,思虑再三,写下了《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主席的回复中称,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必须严厉打击资产阶级腐败行为。有了毛主席的批示,河北省委就加快了对刘、张二人的案件推进。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将报告呈给毛主席的同时,也将在饭店吃饭的张子善逮捕了起来。当时正在吃饭的张子善一看到逮捕证,整个人都吓蒙了。
而当时的刘青山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同行的还有文学家郭沫若,那时的刘青山还正得意,直到他踏上返京的列车,像是有预感一样,开始惴惴不安。
列车在经过天津的时候,刘青山被“请”下了列车。毫不知情的他,还想跟随代表团一起回北京,但是被工作人员强硬地拒绝了。
刘青山一下车,就看到一辆吉普停在外面,一位执法人员上前对还一无所知的刘青山说:“刘青山,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批准,你被逮捕了。”
警醒世人的刑场枪声
刘青山和张子善被逮捕后自知罪孽深重,虽然两人都据实交代了,但是在牢狱中的表现却不同。
刘青山是审讯的时候就如实交代,问什么答什么,但是需要注射吗啡,否则就无法审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发呆,还时常说“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张子善则是从一进来就开始主动交代罪行,顺便还说了自己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为党为国家工作,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时失察,被资本主义影响了,处处表现自己忠心耿耿,为自己狡言饰非。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还都心存侥幸,觉得还有活路,殊不知他们已经是罪不容诛!
1951年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处置刘、张二人,因为这两人在抗战期间有过贡献,又身居高位,所以党中央对他二人的处置是十分慎重的。
刘澜涛在会议上指出,这两人深受资本主义的荼毒,逮捕是十分正确的。但究竟要如何处置,还需要河北省委再进行商议断决。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由于刘青山和张子善滥用私权,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若是不严惩,无颜面对人民群众,因此一致认为应处以死刑。
12月20日,华北局听取了多方的意见,将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交给了党中央,华北局在文中称,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之所以会在死刑后加上缓期二年的条件,就是因为刘、张二人身份特殊,若中央有别的意见,也可为中央决策留有回旋的余地。
当时毛主席也是十分重视这件事情,他在面对这类事情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保持能不杀就不杀的态度,尤其刘、张二人的贡献还不小,毛主席与周总理、朱德、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深度讨论之后,决定再深入调查一下,以免出现错误。
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在河北省内再次征求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之后,将结果呈给了毛主席,其中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对两犯处以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有535名都同意死刑。
谨慎起见,毛主席又请党外民主人士提出建议,最终同意了河北省委对两犯处以死刑的决定。
天津市委书记黄敬知道后便请薄一波为刘、黄二人求情,毛主席明确告诉周总理:“正是因为二人地位、功劳、影响大,才更应该处决他们,以防止更多的人犯错。”
周总理考虑问题全面,他要求河北省委处理好二犯的后事,这才有了开头那四条特殊的规定。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如期举行,除了到会场的人以外,还有1000多台收音机和60多个喇叭同步转播现场情况。
在人民的审判下,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压至刑场,那两声响亮的枪响,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决不允许贪污腐败,人民也绝不答应腐败!
在刘、张贪污案之后,全国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三反”“五反”运动,坚决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纠正党内作风。
刘家后人得到善待
因为张子善没有后人,所以党中央只对刘青山的后人进行了补助。
刘青山被处决时,他的大儿子刘铁骑7岁,二儿子刘铁甲4岁,小儿子刘铁兵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经过讨论后决定,每个月给分别给老大老二15元,老三刘铁兵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
1952年的15元,基本够一个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范勇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苦苦支撑,后来她实在忍不了,1954年就改嫁了。随后,刘铁骑和刘铁甲的生活费还被停了一段时间,后来省委又恢复了。
1953年,二儿子刘铁甲去了南章村刘青山的弟弟,也就是他们的叔叔刘恒山家,1958年小儿子刘铁兵也因为种种原因回了南章村。1959年,大儿刘铁骑已经上了初中,因为不想在继父家,所以也回了南章村。
刘铁骑在上高中时,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将补助从15元提到了20元,两个弟弟分别每人每月15元,这样的补助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
刘铁骑从小学习成绩就好,1965年考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甚至能直接上清华大学,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父亲的关系,就报了北京石油学院。
石油学院的老师看到他的成绩时还吓了一跳,这明明是考清华的成绩,为何要报石油学院?
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刘铁骑的父亲竟是贪官刘青山,招生办的老师顿时觉得这是个“烫手山芋”,立即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学校,学校决定给刘铁骑一个机会,便同意了他入学。
1970年,刘铁骑顺利大学毕业,被分到了抚顺石油工作,后来与叔叔家隔壁的刘继先结为夫妻,还剩下了一对儿女,生活十分幸福。
二儿子刘铁甲后来去了华北油田二连输油公司维修处,也已结婚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刘铁兵在河北省曲阳煤矿工作,也有了三个孩子。
刘青山的三个孩子或多或少都有因为父亲受到影响,但是身体上的伤害远远不及心灵上的伤害,他们一辈子都要背负罪臣之子这个称号,何其可悲,又何其无辜啊!
结语
如今中国越来越好,但还是不乏有贪污腐败的官员,当年一部《人民的名义》让多少人称大快人心,可见人民对于贪污腐败的憎恶和抵制的决心。
“建国反腐第一刀”就给了世人一个很好的警示,在其位谋其职,保持初心,不要被权势金钱蒙蔽了双眼,刘青山和张子善便是活生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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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人物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