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五四旗手”，一生中数次被捕入狱。李大钊曾这样评价过他，“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他的人生充满传奇，但是晚年却穷困潦倒，令人扼腕。

陈独秀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过年后，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巡捕房以非法创办政党的罪名逮捕，后被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一大批政治犯被予以释放，陈独秀也在其列。

1937年8月23日，面色苍白憔悴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在妻子潘兰珍的搀扶下，缓步走出了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

当时在国民党任高官的周佛海想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平安、衣食无忧；陈独秀在北大的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均被陈独秀拒绝。

陈独秀曾想到去延安，他托人转告共产党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并表示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表示，只要陈独秀承认当年的错误后就可以恢复党籍，但是陈独秀表示拒接。后来，王明、康生等人又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污蔑陈独秀接受日本人的津贴，是“日特汉奸”。陈独秀写信予以驳斥，双方的关系已经恶化。后来，王明失势后，周恩来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但是都被陈独秀婉拒。陈独秀后来对友人说，党内的熟人大多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党内的人已经不熟悉了。

由于战局变化，国民政府不得已从武汉转移到重庆。1938年7月2日，陈独秀一家也搬到了“陪都”。一个月后，陈独秀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和夫人潘兰珍去了邓家。但是，陈独秀与潘兰珍到达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外出坐诊，而邓夫人以“房间狭小”为由将他们夫妇二人拒之门外。

陈独秀与潘兰珍

幸好另一个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了他们夫妇，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租了两间偏屋住了下来。

邓仲纯后来得知此事，感到十分内疚，便在黄荆街83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幢楼房，开办“延年医院”，邀请陈独秀一家前去居住。但是，时间一久，邓太太的脸上便又露出难色，陈独秀和潘兰珍碍于邓仲纯的面子，不便发作。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总是让人无奈，终于在某天邓太太一番指桑骂槐的刻薄话后，陈独秀夫妇二人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决定离开。

不久，陈独秀应江津人杨鲁丞的孙子杨庆余之邀，为杨鲁丞整理校正遗稿。杨鲁丞曾是前清二甲进士。当年时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将自己的手稿拿去请教，但是章太炎不是很欣赏他的作品，便批了“杂乱无章”四个大字，气得杨鲁丞没将手稿完成便去世了。而陈独秀流落重庆期间，偶尔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由杨鲁丞所著的《皇清经解》的抄本，很感兴趣便买了下来，后来反复看了读了几遍，感觉写得不错，很有学术价值。

陈独秀答应为之整理遗稿，便住进了石墙院——杨鲁丞的旧居，这样就暂时解决了食住之忧。

石墙院大门

陈独秀帮助杨鲁丞整理、校正出《群经大义》与《杨氏厄林》两书。但因为他多次对来看望他的一些好友说了轻视杨鲁丞学术见解的话，后来竟传到了杨庆余的耳朵里，对方十分生气。最后，杨家表示只提供给陈独秀住房，一切饮食暂停供应。

陈独秀在石院墙居住期间，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县长和当地名绅，还有学界名人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而这也引起了盗贼的注意。1940年的一个仲夏之夜，盗贼打洞进屋，没有偷到钱，便盗走了陈独秀十几件衣服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重要的是还偷走了他最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章和手稿，陈独秀气得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后来，警察破了案，但是文稿和印章没有追回，陈独秀非常痛心，当友人前来安慰时，陈独秀幽默地说：“这个窃贼也真是风雅啊！”

1942年，由于物价飞涨，陈独秀和潘兰珍已经处于饥饿的威胁中。二人为生活所迫，陈独秀只好卖文、卖字度日，夫人潘兰珍则避着他将首饰做了典当，最后连柏文蔚(陈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补贴家用。

为了节约菜金，陈独秀夫妇向农人们学起了种土豆。平日里，二人的油荤日益见少，生活极为艰苦。

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前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处于艰苦中的他带来一丝慰藉。陈独秀吩咐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就摆得像个样子：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大碗西红柿鸡蛋汤。这对很久未尝荤腥的陈独秀夫妇来说，算得上是一顿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包惠僧

客人吃得满意，陈独秀也饱餐了一顿。岂料乐极生悲，陈独秀本是多年的十二指肠及胃溃疡患者，午餐时吃得过多，当天晚上便旧疾发作，食物作梗，夜不成眠，肚胀如鼓。到半夜时，陈独秀强撑着从床上坐起，大口呕吐，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夜未睡。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的状态好些，包惠僧便提出告辞，潘兰珍则去请了乡下郎中来为陈独秀治病。

郎中开了药方，烧“骨炭灰”让陈独秀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但是效果不佳。5月17日，陈独秀从床上挣扎起来，欲如厕时昏倒在地，潘兰珍闻声进屋，看到陈独秀倒在地上四肢僵硬，冷汗如注，吓得失声大叫，杨家人赶到，才将陈独秀抬上床去。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重病缠身，他自觉已躲不过此劫，便赶紧请人将病情告知儿子陈松年，以及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

这几日，陈独秀陷入三次昏厥，邓仲纯医生时刻守在他的身旁，每次都是他为陈独秀注射强心针，才将陈独秀救醒。23日，又请来江津名医周邦柱、唐熙光栏为陈独秀诊治，但是病情仍未有所缓解。

24日，包惠僧放心不下，又重返石墙院探视，当他看到骨瘦如柴、生命将尽的陈独秀时，心情异常沉重。

25日，陈独秀意识到命不久矣，便开始交代后事。

他对妻子潘兰珍说:“死，并不足畏，延年、乔年、筱秀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我临去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的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换钱。”

与妻子告别完之后，他又对自己的儿子陈松年道别，要求儿子在自己死后，不必扶柩回乡，只需就地安葬即可，日后等抗战胜利，再把他的棺木和谢氏的棺木迁回安徽老家。

交代完后事，陈独秀便紧闭双眼。此后，陈独秀便陷入不断的昏迷、呓语、昏迷......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替注射，均无效果。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在中国首创“科学与民主”、在“五四”运动中执牛耳、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传奇人物，在贫困交加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陈独秀雕像